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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人谣反映汉桓帝即位前后党争

http://www.newdu.com 2019-05-27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孙立涛 参加讨论

    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记载,汉桓帝刘志(146—167年在位)即位之前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人周福(字仲进)。刘志即皇帝位后,擢升周福为尚书,而周福的同郡之人房植(字伯武,时任河南尹)也有名于当朝。乡人便围绕二人作歌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从此“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从表面来看,甘陵“乡人谣”只是对时政人物事迹的评论。但是,其间却透露着政治层面的矛盾和斗争,以致最终发展为甘陵南北部党之争。
    擢升帝师并不违礼违制
    从甘陵“乡人谣”的内容来看,其中既含有对房植的称颂,又含有对周福的讥讽。“乡人谣”对二人褒贬不一的原因是,他们虽身为同郡之人,但晋升途径不同,房植是靠真才实学有名当朝的,而周福则是因做过桓帝的老师而被擢升的。以此可推知,歌谣作者应该是房植的“党人”。
    以现代观念来看,这首歌谣的褒贬可算公允。但是,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进行考量,歌谣的讽刺似乎有些刻薄。在两汉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下,皇帝擢升其老师或恩人,乃是常有之事。西汉时期,欧阳地余作为太子中庶子教授太子,汉元帝即位后,欧阳地余“贵幸,至少府”;孔霸因帝师身份而被赐爵号褒成君;张山拊以博士之身教授太子,汉成帝即位后,赐其爵关内侯;又有“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东汉时期亦是如此。例如,东汉初年,桓荣教授太子,汉明帝即位后,“尊以师礼,甚见亲重,拜二子为郎”;张酺以《尚书》教授太子,汉章帝即位后,擢其为侍中、虎贲中郎将;汉顺帝为太子之时,遭谗被废,太中大夫第五颉为其守阙固争,顺帝即位后,便擢升他为将作大匠。
    与之相同,周福以帝师身份被擢升,当时并不违礼违制,况且周福能够成为公侯之师,也说明他并非没有真才实学。即便周福学疏才浅,但毕竟为帝师,甘陵党人这样肆无忌惮地进行讽刺,未免有失体统。
    旨在谴责外戚势力
    从另一层面来看,汉桓帝“即帝位,擢(周)福为尚书”时仅有十五岁,且是外戚梁冀为继续把持朝政才选立他继承帝位的。因此,桓帝当时并不具备亲政的条件。以此推测,周福的擢升应该是梁冀授予的。这样看来,甘陵“乡人谣”针对的也许并非周福其人,而是外戚梁冀的势力。即是说,歌谣的本质是清流士大夫对外戚梁氏集团擅权谋私行为的讥讽。
    梁冀毒杀汉质帝后,围绕立嗣问题,与以李固、杜乔(二人均官至太尉)为首的清流士大夫展开了激烈论争。李固、杜乔等人认为应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刘蒜为帝,但梁冀坚决拥立自己的妹夫且年龄较小的刘志。刘志即位后不久,147年,甘陵人刘文、魏郡人刘鲔谋立刘蒜为天子,梁冀趁此诬陷李固、杜乔与刘鲔交通,最终将二人杀害。此次政争后,梁冀厌恶“清河”之名,第二年(148)将“清河”改为“甘陵”。正是在这个敏感时期和敏感地点,甘陵“乡人谣”流传开来。在此之前,又有李固举荐杜乔、房植以及光禄勋杜乔、少府房植举荐荀淑之事。据此推知,甘陵人房植身为李固一方的清流士大夫,“乡人谣”将其作为正面典型而传颂,旨在对抗以梁冀为首的浊流一派。
    可见,歌谣既是对房植的直接歌颂,也是对与其政治立场一致的李固、杜乔等清流士大夫的褒扬;虽有对周福的讥讽,实际上更是对其背后外戚势力的谴责。《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所云“甘陵南北部”之争,即为清流士大夫与外戚集团的斗争。可见,从更深层面看,甘陵“乡人谣”反映了桓帝即位前后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党争,故而范晔引录此歌谣后说“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抨击外戚势力和宦官干政
    通常来说,东汉末年的“党人”特指桓帝、灵帝时期对抗宦官擅权并遭受党锢迫害的士大夫群体。如果按照《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所载,党人还应该包括党锢士人的诸多前辈。也就是说,桓灵之际的党人与先前的李固等名士实为同流和同道。汉世之后,很多文人儒士也持这种看法。曹丕代汉称帝前夕,旌表“二十四贤”,其中既有桓帝初年的李固、杜乔、房植等人,也有桓灵之际党锢名士中的陈蕃、李膺、杜密等人;晋人山简上疏晋怀帝时称:“郭泰、许劭之伦,明清议于草野。陈蕃、李固之徒,守忠节于朝廷”,山简把陈蕃与李固并列,可见在他的意识中,二人皆是东汉末年党人名士的代表。
    此外,从李固、杜乔等人的为政理念上看,他们既与外戚势力做斗争,也抨击宦官干政。汉顺帝阳嘉年间(132—135),李固在时政对策中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罢退宦官,去其权重”;汉顺帝汉安年间(142—144),面对“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无功并封”的情形,杜乔上书陈述其弊;汉安元年(142)诏遣侍中杜乔、周举等八人巡行风俗之时,“多所劾奏,其中并是宦者亲属”。可见,李固等清流士大夫与之后的党人有着共同的抨击对象。况且,党锢之祸发生时,甘陵南北部党也被考逮。因此,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将“党人之议”追溯到李固等清流士大夫所处的时代,有其合理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东汉清议与士人文化新变研究”(18FZW013)、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两汉谣谚发展与传播研究”(17CQXJ2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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