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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公共空间是观察社会关系的极好场所，在这些地方，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生活在下层的人们——进行着日常的生活。但在中国，城市公共生活的研究却长期为城市史学者所忽视，通过对中国城市空间的研究，可以更进一步揭示出民众与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把研究焦点转移到一个具体更小的公共空间，即20世纪成都街头文化和茶馆，把这两个微观研究对象置入中国城市史研究这个更宏观的语境中，对都市大众文化的研究进行若干反思，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城市下层民众和精英的理解。要全面了解一个城市，需要进入这个城市的底层，探索这些组成城市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单位，考察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这些细节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城市民众与公共空间使用的相互影响，使成都街头文化和茶馆文化在20世纪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研究这些变化，可以进一步理解改良者和改革及其他政治运动，是如何影响普通民众、精英与国家之间关系这样的宏观问题。 关 键 词：中国城市史 公共空间 街头文化 茶馆 成都 微观研究 作者简介：王笛，暨南大学历史系，澳门大学历史系。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因其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因而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欧美城市史学者对公共聚集场所，诸如咖啡馆、酒馆、酒吧等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在那些地方，陌生的人们聚集并交流信息，进行家庭和朋友之外的公共生活。①此外，公共空间还是观察社会关系的极好场所，在这些地方，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生活在下层的人们，进行着日常生活。但在中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中，城市公共生活的研究却长期为城市史学者们无视，②而这个课题却是我近年研究的重点，我希望通过对中国城市空间的研究，更进一步地揭示出民众与公共空间、街头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从90年代初起，我的研究范围逐渐缩小，从整个长江上游区域，到街头文化，最后到茶馆。在《街头文化》一书中，我使用“街头文化”这个词代表街头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活动，诸如店铺的装潢、幌子、民间艺人表演、庆祝活动以及人们在街头的谋生方式等。③现在，我进一步把研究焦点从一般的公共空间转移到一个更具体、更小的公共空间，即研究整个20世纪成都的茶馆和公共生活。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的考察，来看成都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变迁。④在这篇文章中，我即试图把街头文化和茶馆这两个研究对象，置入中国城市史研究这个更普遍的语境中，以对都市大众文化的研究，进行若干反思。 成都地处内陆，近代以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与沿海城市比较受西方冲击相对较少，因而保留了更多的传统。我希望以研究成都的街头文化和茶馆为契机，来进一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中国城市史和文化史的理解，并借此回答以下的问题：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有何关系？谁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占据者？普通民众是怎样使用公共空间的？邻里和社区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和公共空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在公共空间中，下层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关系是什么性质？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是怎样交互影响的？这些问题对于认识中国城市十分重要，但仍缺乏研究，我相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理解。 至今，大多数中国城市史的研究集中在政治事件、商业、经济、国家和社会、城市控制和管理等问题，却缺乏对城市基层和社区生活的了解。⑤通过对成都的研究，我试图将城市史研究的重心从沿海转向内地，从大时间转向日常生活(特别是公共生活)，从社会上层转向下层(特别是社会的最底层)。通过考察城市公共空间和大众文化来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探索成都的一般民众、社会改良者以及地方官如何通过公共空间的使用来改造大众文化。在对成都公共空间的研究中，我希望这个转变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了解中国城市和近代中国。 一、从沿海城市到内陆城市 中国的城市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学界少有研究涉及这些变化是如何改变公共生活的。过去二三十年内，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若干如上海、北京和汉口这样重要的城市，认为这些城市反映了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一般状况。⑥这些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城市和城市精英的理解，但是却使我们对普通百姓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知之甚少，尤其是关于他们的公共生活。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结构复杂，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在关于市场网络和地方社会结构的经典性研究中，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强调了地理环境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他指出地方市场的发达反而缩小了人们与其市场网络外的经济交往，并由此影响了文化的多样性。⑦施坚雅的模式启发学者们进行不同区域的研究，但是城市史的学者们却仍把注意力放在一些主要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汉口等这些全国性的经济、政治和交通中心。中国的腹地城市虽然有着独特的传统，也是研究历史和文化的极好对象，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备受冷落。⑧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亦为四川盆地的中心，四面群山环抱，处于长江上游相对封闭的地区内。⑨直到20世纪初，从中国东部到成都的旅途仍然十分不便，尽管不再像唐代李白所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交通闭塞的状况仍未得到真正改观。因此，直至晚清时期，相较于其他沿海的省会城市，西方对成都的冲击并不明显。根据Isabella Bird在1899年的观察，那时的成都“几乎看不到欧洲的影响”；直到20世纪20年代，巴金在其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家》中，仍把成都描写成保守和专制的代表，而把上海视为现代和自由的象征。⑩当然，这样一种认识所反映的是一些新的、西化的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当他们热切拥抱西方文化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着猛烈批评的态度。不过当时人们对成都的这种印象，也的确反映了成都社会变化相对缓慢这样一个事实。同时也正是由于成都所保留的传统文化较之沿海、华北以及华中的城市多得多，对历史学家来说其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 20世纪90年代初，学者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成都，相关的中英文著作也开始相继问世。如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的著作《文明进程中的成都》(Civilizing Chengdu)其主题是“考察成都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历史”，揭示那些试图以新政策来控制人民的地方精英和精英改良者的“动机和行为”。司昆仑分析了精英的思想和活动以及市政改革和精英政治，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著名人物身上。他强调了成都城市改良的两个高潮(即新政和1920年代)，并仔细观察了改革的动力和变化的程度，她认为成都在这一时期“最大的改变可能是对市政管理的认可”。(11)与司昆仑的研究一样，我的研究也分析改良问题，但焦点却在于这些改革是怎样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如何影响那些下层民众的街头生活。如果说司昆仑强调的是精英改革的组织和管理，那么我的兴趣则在于考察那些新的规章是如何在公共场所和街头实施的，并试图揭示，这些变化怎样影响了人们的公共生活，当他们所居住的城市由相对自治、邻里互助、缺乏专门权力机构管制的地方，变为一个正式的市政官僚机构控制的城市时，底层民众又是如何回应这个巨大转折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