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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化和延续 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作为一个内陆城市，成都的变化尽管不如沿海城市那样剧烈，但仍然有许多新的现象在街头显现出来。如在这个时期，成都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经历着由改革、革命和军阀们的残暴统治所带来的变化，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成都的公共空间也被重新建构。(30)在这个时期，城市被纳入了系统的市政管理当中，市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加，民众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也被重新界定，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开始更加紧密地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在整个演变过程中，街头文化和茶馆生活再也不是其原来的面貌，而被永远地改变了。 事实上，直至20世纪初，由于缺乏有效的市政管理，国家权力几乎很少影响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成都传统的公共空间是相对“自由的”，人们对它们的使用也是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同时，由于彼时少有政府的介入，作为社会调控基层单位的街道、邻里对社区事务承担着很大的责任，而这些非官方的团体也在组织市民的公共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成都拥有三个层次的政府管理机构—省、府和两县，每一个层次都需要管理包括农村在内的广大地区和大量的分散人口，但却从来没有一个机构专门去进行成都城市的管理。虽然国家政权对城市也并非全然不管，但当其真正触及地方层面时，力量已非常微弱了。但是在晚清，新成立的警察组织作为城市中国家力量的代表，加强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预，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由此发生了变化，这些转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公共角色，普通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此时，街头生活不再由市民自主管理，而是逐渐受到各种政策和法规的控制，并受到警察组织的监督，而这种控制对成都的公共空间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可以说，从民国时期开始，国家已经开始将它的力量延伸到城市的街道、邻里和社区。到1928年成都市政府建立时，成都主要控制在军阀的手中，而这些军阀们则填补了彼时因清帝国的灭亡而留下的权力真空时期。 同时，在茶馆的研究中，还考察了关于“成都人”这一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这个研究证明，成都的市民共同享有“成都人”这一身份认同，并且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用社会学家R.桑内特的话来说，“‘共同体观念’(sense of community)具有强烈公共生活的色彩，产生于共同的行为和集体意识”。在成都，这种共同体的观念在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中都清晰可见，而这也是成都人拥有“集体认同”的基础。罗威廉在他的两本关于汉口的杰出著作中，发现“一个社会共同体自我管理的模式”和“城市共同体的紧密的纽带”实际上在近代早期便发展起来。过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中国城市共同体的研究主导了西方对中国城市的认识，认为近代早期的中国未能发展出成熟的城市共同体，但是罗威廉以汉口的例子证明了实际上这样一个城市共同体在中国社会中是存在的。尽管汉口的例子证明了在近代早期，中国社会存在城市共同体，但由于汉口在中国经济和交通方面的特殊地位，人们相信这样一个社会共同体并不能作为中国城市的代表。而较之汉口，成都的行政地位更为重要，但经济地位却颇为逊色，其可能是更为典型的中国城市的代表，因此，我关于成都的研究同样也是证明了罗威廉对马克斯·韦伯的批评。(31) 虽然绝大多数成都人都拥有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但是日常生活也像其他地方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斗。通过对成都街头空间使用竞争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精英、普通民众与地方当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过去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总是强调精英和民众、国家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却很少论及民众之间的冲突。关于茶馆的研究阐述了，尽管民众在社区生活中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他们也会为公共空间、谋生机会以及其他经济利益而斗争。在民众们为街头空间进行的争夺的争斗中，有两种行为模式显现出来。首先是社会集团之间的排斥问题，当地人想要保持他们使用公共空间的特权，而同时，外来者又努力开辟自己的生存空间。其二，大多数争端都可以在街头或邻里间，通过自愿服务的邻居、指定的街首或德高望重的社区领袖的调停来解决。(32) 尽管变化巨大，但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地理位置复杂和传统底蕴丰厚的国家，其文化传统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完全消逝。事实上，城镇市民在很大程度上仍过着传统的生活，许多方面都没有改变，更不用说远在各个角落中的乡村人了。到目前为止，学界已经出现许多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沿海地区，但对社会和文化连续性的关注却相对较少。西方学界已有不少关于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日常生活的论著出版，但关于内陆城市的相关研究却几乎是空白。(33)与上述研究不同，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腹地城市，把焦点放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公共生活。通过观察成都的日常生活，具体来分析城市的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变了，又在多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过去的研究一般都认为中国的腹地较少受到西方的冲击，但缺乏个案来进行切实的界定，对此，我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证据，去考察一个内陆中心城市的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和大众文化被改变及保留的程度。 通过对街头文化和茶馆生活的讨论，我们既可以看到20世纪初成都街头文化的变化，也可以了解这种文化的连续性及其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大众文化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强调对抗，另一种则强调合作。林培瑞等指出“那些用文字表达的思想和价值包含了官方思想，但是远远超出官方思想”，经常体现出大众文化的非正统意识。然而，萧凤霞(Helen Siu)则认为在社区和家庭仪典中，“地方社会积极培养了一种与国家文化共生而不是敌对的关系”。(34)尽管这两种看法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是这些研究均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对其正统文化之外文化的发展采取了十分灵活的政策。这项研究也力图说明成都官员一般并不反对民众的街头活动，相反还经常加入其中。同时，国家力量的强大和弹性足以促进国家主流文化的发展，而其采用的方式也是灵活多样的，正如华生(James Watson)对华南天后、姜士彬(David Johnson)对山西庙会、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华北关帝等研究中所反映的问题一样，国家以各种方式影响大众文化，例如对天后崇拜加以提倡，对山西庙会直接参与，以及对华北关帝进行打击，(35)而同时民间文化也以多种方式在回应着国家权力的介入。通过考察国家对成都街头文化的介入方式及其影响，发现这三种方式其实都曾出现在成都公共空间的管控上，而且它们通常是并行不悖的。在成都，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政权支持下改良者是如何改革和净化街头文化，国家政权是如何压制和打击街头文化，同时，也可以看到街头文化是如何抵抗各种打击。尽管每一种方法——提倡、参与和打击——在改良和革命时期都能够看到(如提倡新地方戏、改造花会等)，但官方利用其权力对大众文化进行打击，特别是对大众宗教的打击，却占主要地位。怎样评价和处理大众文化总是地方政府和权势者所关注的问题，然而自有清以来，似乎没有任何政权找到一项行之有效且成功的措施。 在成都，国家的角色常常是通过社会改良者的行为来体现，这是因为这些改良者通常占据了警察局和地方政府的重要职位。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变时期，国家总是竭力提倡精英文化，并限制大众文化的影响和发展。清末和民初成都的街头生活，便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在社会改良者完成他们的“教化”使命的过程中，必然会将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看作攻击的目标。在这种变革与影响过程中，街头文化旧有的一些特征消失了，而另一些新的因素出现了。一些宗教仪式(如祈雨)、大众娱乐(如木偶戏)、职业(如挑水夫)难以为继，但同时劝业场、购物中心、剧院、电力、路灯、自来水、汽车等接踵而来。然而民众并不能总是从这些改革中得到好处，尽管有些新的措施和政策似乎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但其结果往往并非如改良者所愿。而且，对于这些转变，普通民众们也并非都乐意全盘接受，它们通常是竭力维持他们熟悉和认可的生活方式。即使他们接受了其中的一些变化，但同时也会继续坚持那些世代相传的珍贵传统。虽然此时，成都的街头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但大多数传统特征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人们仍然将街头作为商业、日常生活和娱乐的空间，茶馆也依然是最受普通民众欢迎的休闲场所，尽管这些活动受到了政府各种改革措施的规范和限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