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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入城市的底层 要全面地了解一个城市，需要进入这个城市的底层，了解这些组成城市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单位。街道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它不仅承担着城市的交通责任，而且为城市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平易近人的场所。在中国城市拥有现代城市设施之前，街道满足了人们各种各样的需求，可以说其是邻里和社区最有用的公共空间。(12) “街”(street)是人们共用的公共空间，是我《街头文化》一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同时，在这个研究中，我还使用“邻”(neighbourhood)和“社”(community)的概念。这三个词非常接近，有时相互重叠或紧密联系，并都具有物质空间和抽象观念的内涵。首先，它们都涉及了人们所居住的特定范围。在中文辞典中，“街”的定义是“两边有房屋的道路”，与“街道”的意义完全相同。此外，由“街”还构成了许多其他的汉语词汇，诸如“街坊”“街市”“街头”“街头巷尾”等，这些词将经常出现在本书所使用的资料当中。但在历史语境中，其含义却远远超出位置和空间的范围，经常体现的是居住在这一区域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街”一般是指一种物质性的空间，那么“邻”和“社”虽也具空间的含义，然其更多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邻”的通常定义是“居住在附近的人家”，并发展有“邻里”和“邻居”等词汇。“社”也有两个基本含义：在古代，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在今天，社是组织化的结构。“社”的前一个含义发展成为“社会”(society)和“社区”(community)。虽然一些英语辞典把社会和社区都定义为“组成为一个整体的人群”，但“社会”的含义却非常之广，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在我的城市研究中，我虽然不得不使用“社”这个概念，但我更倾向于用“社区”这个概念较为狭义的词。更准确地说，中文的“社区”表示的是一个包括许多街道和邻里的区域以及居住在其中的人们。因此，我更倾向于采用《韦伯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对community的定义，即“那些享有同样权力、权利或利益，居住在同一地区受同一法律和规章管束的人们”。总而言之，从街道、邻里到社区的转变，是一个空间含义逐渐减少而文化含义逐渐增强的过程。 “街”的概念(如“街坊”“街邻”“街众”等)在人们之间培育了“邻里纽带”，强化了人们关于城市共同体的意识。而城市的街头则是该城市的过去和现在的最明白的表达。在中国，一位外来者可以通过观察城墙城门、街头巷尾、店面装饰、小贩摊点、公共庆典等特征，把一个城市与其他的城市区别开来。因此，对城市街头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该城市的居民和他们的日常生活。(13) 关于成都的研究，我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普通民众身上，力图揭示下层人民是怎样理解和使用街头的，并从他们在街头的经历来阐述其所传达的文化内涵。迄今为止，西方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精英阶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精英身上，而对于日常公共生活——中国城市社会最常见和引人注目的现象——却知之甚少，对腹地城市更是缺乏了解。在我关于街头文化的研究中，“城市民众”(urban commoners)主要是指那些普通市民。(14)虽然他们的名字在历史上早已被忘却，但他们曾经却是街头的主要占据者，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城市街头文化。正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指出：“遗憾的是，我们对那些巍峨的王宫的知识多于卖鱼市场。鲜鱼装在水箱里被运到市场，在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的狍、野鸡以及山鹑，我们在那里每天都可以有新的发现。”(15)这种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已有知识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布罗代尔所批评的对欧美历史的研究中，而且也是中国历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而这也使得关于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考察更为重要。 普通民众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占有者，他们将城市的公共空间作为他们的市场、作坊、舞台、栖身之地以及社会交往中心。在这里，“公共”(public)和“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两个词可以有多重含义。在西方，“公共”是一个发展着的词，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16)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罗威廉(William Rowe)考察了“公共”一词在中国语境中本身的变化，以及其与“公”这个字关系的发展演变。我关于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研究采用了“公”最基本的含义，即“面向公众”或“公众分享”。(17)同样，“公共空间”，即城市中对所有人开放的地方，“公共生活”则为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日常生活。P.杜理斯(Perry Duis)把城市空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真正“公开”的地方，像街道、路旁、公园、以及公有财产等；二是私人所有的地方，诸如企业财产、私人住房等；三是介于“公”与“私”之间的、可称之为“半公共”(semi-public)的地方，它们“由私人拥有但为公众服务”，像商店、剧场、咖啡馆、理发店等。(18) 我的研究所讨论的“公共空间”包括第一种类型，特别是涉及街头空间的讨论，同时也囊括了某些与街头有密切联系的第三种类型，如店铺、茶馆和戏园等。成都的茶馆生活是对街头公共空间的延伸使用，即使在今天，成都的茶馆仍然是观察人们社会联系和行为方式的最好地方之一。此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人们和他们存在的空间之间的关系，随着个人社会身份的变化而转换。例如，小贩可能白天把茶馆作为卖货的市场，晚上又将其作为社交的场所；民间艺人会把街头当做舞台，而那些“流民”则将其作为暂时的小憩之所或栖身之地。在此过程中，个人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发生变换，从而反映出普通人和公共场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由于缺乏官方控制，城市的街头为市民娱乐、社会交往以及谋生提供了许多机会。成都历来都是为各色人等的居住地，这种城市人口的多样性有助于形成活跃的街头生活和街头文化。对于下层民众来说，街头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和娱乐场所，因为街头比其他任何公共空间都更易于他们得到和使用。(19)此外，在这里，普通民众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谋生。而那些生活条件差、休闲设施缺乏的人们，也可以在街头巷尾或简陋的茶馆等公共场所，找到廉价的娱乐。在成都的方言里，于社会底层长大的小孩儿甚至还被叫做“街娃(儿)”。贫穷的人们能普遍认识到，他们在那些高雅的室内场所是不受欢迎的。即便他们没有被驱逐，其他的顾客也会以鄙视的眼神或怠慢的态度来羞辱他们。然而，在城市中，无论是豪华的街道上，还是狭窄的小巷里，这些贫穷的下层人们都会感到较少的社会歧视与敌意。事实上，成都下层居民的生活和做工经常是在同一区域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密切接触，逐渐在街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20)在邻里或街道上，人们彼此认识，而在遇到不认识的陌生人时，他们就会仔细地观察和打量。当然，在这些地方，流言蜚语也易于传播，人们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隐私。但也正是这样的亲密关系，给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 虽然普通民众是成都街头的主要占据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精英对之就没有兴趣。成都是许多“有闲阶级”的居家之地，诸如退休官员、城居地主、有科举功名者、学者、业主和富商等，但他们竭力使自己与下层民众保持相当的距离。精英人士很少在街头公开露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而是因为受到风俗习惯和社会地位的限制。精英们不愿出现在两旁排满了下层民众简陋房屋的又脏又乱的街头，而在街头观看表演或是与下层观众混在一起，也是会被社会所难以接受的。相反，他们常去的地方是街边豪华的店铺和幽雅的茶馆。富有家庭想要娱乐，也不用到那些下层人聚集的地方凑热闹，而是可以请艺人到家里唱堂会。一般情况下他们也不允许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儿，贸然进入公共场所。当然，传统的公众节庆活动除外，因为在这样的时刻，出现在公共场所的要求，对于阶级和性别的隔离不像平时那么严格。 在关于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研究中，除了应仔细地区别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不同之处外，也需要意识到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一些学者强调其同一性，指出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它可为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所接受。对于此，B.麦克格尔(Bonnie McDougall)认为，精英和普通民众处于同一文化连续体的两端，这个文化可以超越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同时，R.司马富(Richard Smith)也指出：“前现代中国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其文化的同一。”他特别注意到大众娱乐的形式，从打球到麻将，都共同为精英和大众所接受和推行。(21)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分离，认为虽然正统文化在教育和其他组织机构中占主导地位，但精英阶层竭力控制下层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的努力却并不十分成功。由于中国地域广袤，国家权力很难深入到那些分布在偏僻地区的无数村庄中，因而在那里，精英们也很难有效地实施他们的文化霸权。对此，林培瑞等相信，大众文化的“意识、思想和实践的产生至少部分是不受国家制约的”。此外，罗威廉也强调：“当研究公共活动时，我们应记住儒家传统与大多数大众宗教(以敬鬼神安抚灵魂为中心)和大众文学(如吟唱和评书)是相分裂的。”(22)对于中国文化中的精英与大众文化，我认为，它们的同一和分裂实际上是共存的，并且在公共生活中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十分复杂，同时这种关系还会根据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此外，尽管我认为大众文化可以同精英文化共存，但大众文化却在很多方面都异于精英文化并经常与之发生冲突，而这也正是地方精英为何加入国家发动的对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改良和控制运动中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