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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政治中的民众和精英 关于近代中国的许多研究著作都密切关注了精英阶级的活动，而我关于街头文化和茶馆的观察则是从下层阶级的角度出发，探索诸如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普通民众的角色以及其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我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刻理解改良者和改革及其他政治运动是如何影响普通民众、精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城市民众与公共空间使用的相互影响，使成都街头文化和茶馆文化在晚清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社会改良者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运动试图重新构建城市的公共空间，并对市民进行他们感到迫切的“启蒙”。20世纪初的这些社会改良运动通常由国家和地方精英主持，在这些运动中，改良者试图改造城市的公共空间，改变城市的面貌和普通民众的公共生活。而促进这些变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彼时地方乃至国家的改良风潮，精英人士对民众公共行为的不满，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由新的物质文明所产生的新文化等。(36) 清末民初，各种社会团体在地方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世纪90年代后期起，全国性的改良浪潮冲击到成都，除了传统的像慈善会、会馆和行会那样的团体之外，还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团体。在20世纪初推进新政的过程中，许多社团、职业团体又在成都相继成立。(37)尽管通过参与改良运动，这些精英组织在地方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的研究把讨论重点放在其与公共空间的使用和民众间的关系上。 过去社会的改良者总是将下层民众视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促使他们对城市的公共秩序格外关注，并试图把街头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而同时，下层民众也是改良者企图利用的政治力量。因此，他们认为如果街头空间能被纳入地方甚至全国政治的范围内，街头文化能以政治为导向，并按照他们所设计的步骤来发展的话，那么改革运动将会因此大大受益。在成都街头文化演变为街头政治的过程中，下层民众和社会改良者的街头角色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化。自晚清以来，成都的社会演变便有其清楚的政治倾向，城市改良精英通过借阅图书、公开演讲、改良戏剧等“开民智”的措施，希冀对民众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虽然精英们藐视下层民众，视“绅、商、学界”为主要依靠对象，但仍力图通过教育和启蒙的方式来达到引导下层民众的目的。在过去的成都，市民们对地方政治并不感兴趣，或者是有意识地远离政治，但是此时，正在进行中的社会转变，迫使他们不得不参与到地方政治中。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地方精英试图利用民众的力量来促进他们的政治议程，动员民众们为地方权利而斗争，以抗衡中央政府；但与此同时，民众们也在为争取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特别是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国家权力威胁时。 辛亥革命以及民初时期的政治秩序变幻莫测，民众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卷入国家和地方政治之中。在这一时期，虽然成都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也受到军阀混战和经济萧条的冲击，“但它继续展示了其特有的传统和自我意识”，而成都这座城市可以说“既是典型的军阀时期的城市，也有其特殊性”。(38)在民初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之中，下层民众的街头生活受到了极大干扰，街头不仅为各种军事和政治力量所占据，并且演变为血腥的战场，同时，也被用做政治对抗的舞台，演出了无数饶有趣味、活生生的政治和社会的“戏剧”。当然，民国初期成都人民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与其他中国城市中的生活类似，但其地方政治仍带有一些非常独特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是与成都城市公共文化所并行发展的。 可以说，从晚清到20世纪20年代，国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关系经常发生着变化，尤其是在使用公共空间以达到政治目的这一问题上，民众和精英之间有着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经常受到国家和地方政治的影响。对于此时的民众与精英，他们有时联合，有时分裂，而这种变化经常是由国家和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精英可以被视为国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中介，在两者之间不断地摇摆以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当国家政策有利于强化他们在地方社会的领导权时，精英们就会支持国家控制民众的新政策，反之，他们就会对新措施持中立或反对态度。晚清新政期间，在实施城市改革和控制民众方面，国家及地方精英有过相当密切的合作。然而，当国家政权危及地方精英政治、经济利益时，精英们便会和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抗争，保路运动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而这个运动则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在清政府倒台之后，军阀和国民政府为了控制地方社会，放弃传统对地方精英的依赖，直接将他们的权力伸展和强加到地方社区之中。如果说在清代，地方精英对民众长期实施领导权，但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控制权便转移到了政府手中。随着地方精英在社会共同体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与影响力越来越小，失意的精英们便对政府强化其权力的新计划愈发冷淡，甚至持反对的态度。因为这些计划不但不能维持他们在地方社会中传统的支配权，反而会使他们的这种支配权逐渐削弱。 过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精英、改良者和革命的身上，因此这些成果往往只看见了社会发展和政治演变的一面。与之相比，在我关于下层阶级的研究中发现，政治的剧变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任何的实惠，反而为他们招致了许多苦难。在人们的想象中，新的共和政体迈入了一个“法律时代”，呈现的是“和平高尚”的“文明气象”，但这些热情的革命理想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社会的现实与人们的预期相差太远，这使许多人开始对当前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表示怀疑。对大多数民众来说，思想意识和政治体制如何并不重要，他们仅仅渴望恢复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正常的生活。同时，地方精英们也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认为社会秩序和道德日益恶化。对革命的失望，以及革命后长年累月的战乱和社会动荡，使许多人转而怀念革命前的时光。(39)很显然，人们厌倦了这种动乱和恐惧。此时，一成不变的传统社会被无休止的、难以确定未来的“革命”所取代，地方权力结构的不断变化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家常便饭，可以说，此时所发生的种种社会变化是以民众的利益和平安为代价的。与此同时，下层民众的社会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其所展现的大众文化正前所未有地与地方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在普通民众看来，此时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和重组，不过是地方精英和政府扩张其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因此，可以说，在社会改良和革命的过程中，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社会的剧变给他们带来的大多是痛苦。 通过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我强调了城市普通民众和地方精英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一关系从1870年到1930年可被划分为四个阶段，反映出地方政治和街头文化两方面的变化。第一阶段体现的是传统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即精英支配街头和邻里，并在地方社区生活中担当领导的角色。在此阶段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依靠的，地方精英需要民众的支持确立他们的领导地位，民众需要地方精英的权威来组织社区生活。 第二阶段开始于20世纪初的新政时期，在这个时期精英们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开始实施主要针对下层民众的城市改革。在城市生活的民众对此时社会改良的反应各有不同，其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经济利益。当然，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使用者，其从展览会、商业中心和公园等新公共空间的开辟中也得到了某些好处。但由于公共空间逐渐受到由社会改良者支持的地方当局的限制，民众们发现在街头谋生和从事娱乐活动越来越困难，而他们所能够支配的公共空间也越来越小，因此他们开始为维持对街头空间的利用而斗争。(40)此外，此时妇女们在公共场所的自由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得到地方精英或当局的支持，为此，她们也开始为自身的权利而进行抗争，这是妇女们挑战传统、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社会发展的结果。(41)诸如以上所有的这些斗争都反映在20世纪初的政治变革中，以及地方精英、民众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变化关系中。在这一社会转变过程中，街头文化不仅是民众自我认同的一种基础，同时也是他们抵抗精英文化入侵，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种武器。虽然此时城市民众的活动遭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出他们放弃了城市的公共空间或者试图从中退出。相反，这个过程中，他们在挑战日益增多的规章制度的同时，并且为继续使用公共空间而斗争。(42)而这也与R.桑内特所观察的西方公共空间的使用变化相反，在西方，人们逐渐寻求“逃离”公共空间的方式，竭力回到“生活中的私人领域，特别是对家庭的追求”中，而这个过程则导致了“资本主义与世俗信仰的巨大分离”。(43)与此比较，成都的公共生活则刚好经历了相反的过程，在成都，即使人们的公共空间受到政治权力越来越多的控制，他们仍然力图摆脱家庭生活的束缚而加入到更多的公共活动中，并由此表现出对公共生活日益强烈的兴趣。 第三阶段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虽然这一时期相对短暂，但却是民众和精英公共角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在晚清新政时期，地方精英同国家联合以抑制民众发挥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但随后当国家权力危及地方精英和民众的共同利益时，地方精英又与民众结盟以对抗国家权力。在城市改良运动中，精英力图创造新的城市形象并引导公众舆论，较之以前，其更多地卷入到大众文化中，并将下层民众拉入地方政治的轨道。当他们试图以“爱国”“爱乡”“文明”等意识来“启蒙”大众的同时，又将街头文化转化为街头政治，引导民众前所未有地参与到地方政治和地方政治运动中。在这个过程中，民众与精英的公共角色和两者之间的关系都得以被重新建构。过去，虽然民众是城市居民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在地方政治上却毫无影响力。而对精英来说，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是“绅、商、学界”，不是这些普通大众。虽然在过去民众们也经常运用其公共行为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诉求，但他们并不能形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而在此阶段，城市的民众们不再总是消极地被精英和国家所改造和控制，为了生计和生存，其亦会对地方精英和权势集团奋起反抗，其中，诸如女性和穷人对公共空间使用的挑战就是很好的例子。不得不承认，在此阶段的革命运动造成了街头使用空间的重大变化，下层民众第一次超越街头传统谋生和娱乐的功能，而进行有组织的政治示威。这个时期的政治变化也说明，下层民众一旦被“启蒙”和调动起来进入政治舞台中，他们的行为便不再容易被掌控了。(44) 第四个阶段是在民国初期，此时社会和政治形势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个时期，地方精英对民众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军事力量和国家政权开始直接深入到基层社会，民众日益处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然而，在此时期，虽然地方精英不再是当地社区强有力的领导者，但当社会危机出现时，当国家不能保护普通民众时，地方精英仍发挥了领导作用，特别在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时期，普通民众更是不得不依赖地方精英的经济支持和组织领导来保障他们的生计。此外，在这个时期，地方精英还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确保正常的都市生活，采取了一些自我保护的措施。由此，可以看出，社会改良者在怎样改造大众文化的问题上，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从晚清时期的基本吻合转变到民国时期的明显矛盾，体现了地方精英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裂痕日渐扩大的趋势。特别是在国家采取激进的措施时，城市改良精英由于对其地方大众文化了解甚深，加之与其的密切关系，因而与国家持不同的态度。在民初，他们反对国家企图摧毁而非“改良”大众文化的政策，强调保留城市文化的特点。如果说政府采取日益严厉和激进的打击大众文化的政策，那么对地方精英来说，尽管他们也批评大众文化的各种弊病，但更多地是主张对其进行改造而非完全取代。国家权力和地方精英两者的态度为何不同其实并不难理解，这是由于城市的公共生活也是精英阶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了解公共空间存在弊病的同时，也意识到其所发挥的重要的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而在此阶段，缺乏地方改良精英的热情支持，恐怕也是激进的政府想要控制地方社会却总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也反映了在地方社会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因此，可以说，在民国时期地方精英不再总是国家各项改良措施——特别是那些激进政策——的热情支持者，这与他们在清末时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而这个现象清楚地表明了在这一时期地方精英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关于城市街头、邻里和茶馆的研究除了考察政治运动是如何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外，同时还探讨了由于一些隐性原因为普通民众生活所带来的巨大而又细微的变化。在过去，成都居民一直居住在相对封闭但安定的城市中，而普通民众也相对拥有更多宽松的谋生与休闲的公共空间。但随后出现的社会转型，尽管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城市政治空间，但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也由此缩小了。不可否认，“现代化”给城市带来了宽阔平整的街道、新的城市设施、相对“文明”的城市面貌以及伴随新时代所产生的娱乐形式，但这一切都是以城市的普通民众逐渐失去其代代相传的稳定的传统以及生活方式为代价的。而且，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重建，并非是以民众利益为首要考虑目标的，当然也不会容许他们在此内享有平等的权利。可以说，大多数成都普通市民并没有从这场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受益，但是他们依旧能在城市中继续着他们的公共生活和街头文化，虽然这两者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