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家和1952年7月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自1952年起，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83年任教授。 1987年9月至1988年7月在匹兹堡大学历史系任客座教授。1998年7月至12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客座教授等。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并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北京史学会常务理事，美国《世界史杂志》编委等。 代表著作：著有《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主编《世界古代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 《世界史》（吴于廑、齐世荣二教授总主编）古代部分上册（世界上古史）、《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教育部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  以下为刘家和先生在《世界历史评论》升级为定期出版的学术季刊之际，所写寄语： 近奉《世界历史评论》编辑部惠书，欣悉贵刊即将升级为定期季刊发行，深为欣慰，在此首先致以衷心祝贺，并希贵刊今后，如日之升，如月之恒，为中国人的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起到切实而有益的促进作用。 五年以前，在贵刊试刊的创刊号的“发刊词”里，已经强调了跨学科研究对于世界史学发展(其实对于中国史又何尝不是如此)的重要性。 在裔昭印教授主持的以“古代文明研究的前沿问题与方法”的座谈会记录中，还可以看到黄洋等教授的发言，其中也谈到了，中国人的世界史研究不能只是照外国人的话来说，而是要有中国人自己的视角，通过比较研究来作出自己的贡献，等等。窃以为这些都是贵刊的好的开始，也因此才有今日定期新刊的成功。 在此次来信之中，又读到这样一段话：“新刊大力倡导创新性研究、跨学科研究、跨国跨地区研究，惟愿为中国世界史的发展进步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创立，贡献自身的微薄之力。”读来真是让人感动。现在谈一些对于这一段话的读后感。  创新性研究 创新性研究，这是贵刊试刊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之一。何为创新?创新就是要在学术上有所突破。 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的大学里所用的教科书都是西方人作的教科书（形式包括原文本、中译本或以此为据的编译本），在这样的教科书里当然没有中国史的地位，更谈不上还有什么中国人的话语权了。 新中国建立后，5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苏联，通过学习苏联的确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过苏联教材里也有对于古代东方的歧视的部分。 前辈老师如林志纯先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曾经带领我们这一代人学习苏联而摆脱了西方中心论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他老人家又带领我们一往直前地突破苏联的教条框框，而努力争取逐步建立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古代史架构。  林志纯（1910-2007） 他的办法是，一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也努力追逐西方人在具体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如考古学新发现); 通过中西古史比较研究，努力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对于世界古代史的学术体系(如城邦—帝国说)。 第二，大力创造中国青年学者学习外国古典语言、文字的条件，尽管他老人家深知这方面的水多么深，但他义无反顾，终于培养出一批现在活跃在世界古代史学界的能够运用外国古代语言、文字治史的学者。 现在贵刊大力寻求创新，许多条件已非林先生的时代所能比拟，所以，我觉得继承并发扬林先生的创业精神，还是值得重视的。 跨学科研究 跨学科研究，这是贵刊试刊以来一直努力的目标之一。为什么要做跨学科研究呢?因为，历史学就其本质而言，天然就是跨学科的。 年鉴学派固然是重视跨学科研究的近世先驱，不过，中国人不难从《史记》《汉书》等书的“书”或“志”看到，中国古代史学大家，无一不是掌握并借助多学科而治史的。他们所跨的不仅是文史之类，而且还有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门类的知识。所以，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忽视本国的优秀传统。  当然，中国古代史书中的跨学科无法与今天所要求的跨学科的内容及程度相比拟，我们必须向当代学科前沿进发。不过，中华文明绝非在历史上就是不值一提的，我们必须有我们的文化自信，要向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而不是一切跟着别人走。  跨国跨地区研究 跨国跨地区研究，这是贵刊试刊以来一直践行的目标之一。既然跨国跨地区，当然必须跨中西，兼内外，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史。我们的前辈学者周谷城先生、林志纯先生、吴于廑先生等，都是我们的前驱。  吴于廑：《吴于廑文选》 我们不能把外国史研究等同于世界史研究，若说外国史本身是世界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必要条件)，那么，中国史也是世界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必要条件)，也可以说研究中国史就是研究世界史了。当然，人所周知，只有必要条件是不够的，必须加上充分条件，名副其实的世界史学才能实现。 什么是此处的充分条件呢?那就是，通过充分的中外比较研究，从而确立一种对于世界历史总体结构的总体把握，使世界史成为在国别史以上的一个“大一”。  周谷城：《中国通史》 其实，目前国内的中国史与世界史两大学科的区分，只是图个方便，因为中国史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必须专门多讲，因此世界史里就不必再说了。 据愚意，这样做的结果值得留意，那就是必须当心在学生以至老师中出现中外历史两张皮的现象，说中国史的某一段时期的事，不知其世界大局的背景，这样做对于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不利，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自己局限了自己的眼界。 说某一时期的外国史(名为世界史)时，不知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一来，中国在世界史里就自动出局了，哪里还有什么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呢? 现在贵刊新版既然明确提出了要力争为中国社会科学话语权作出贡献，我就不能不把一管之见贡献出来，仅供参考。不当之处，务请诸位史学界朋友多多批评指正，不胜企望之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