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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2011年秋季学期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组织“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延请当代国内外著名学者围绕中国与世界的“农政变迁”、“发展转型”两大主题阐发其卓越的研究与思考。这一系列讲座包容社会科学研究的多个学科、多种分析视角、多类主题，对于全面认识与理解乡土社会的历史传统、现实处境与未来前景，富有启迪。本文即为其中之一。 “农民不是世界历史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社会变迁的力量，哪怕他们从属于一个经常将他们遗忘了的社会。” 我最近正在编写《世界农民史》。研究农民的世界史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因为一万多年来，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改变了这个世界。在农业革命之前，狩猎和采集社会最多只有1000万～1500万人；17世纪进入工业时代后，世界人口开始超过了10亿，有的生活在农村，有的生活在城市，但城市主要依靠乡村而存在；19世纪以后，农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们依然存在并代代延续。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研究的社会背景——社会科学的三个悖论；第二，研究的对象——农民的劳作及其世界，其中，劳作是农民谋生的方式，世界是农民所创造的环境；第三，研究主体——农民体制（peasant regime）与农民转型（peasant transformation），这两个概念构成了整个故事的主线，有助于了解世界的变迁与转型；第四，农民总是从属于更广阔的社会体制，或被收编（incorporation）、或被同化（assimilation）抑或进行抵抗（resistance）。在那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切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只有关注农民、土地和劳动力体系，才能把握住农民生存的核心。以上这些方面正是我编写《世界农民史》的思考框架。 一、社会科学的三个悖论（一）全球现代化将通往一个没有农民的世界？ 《世界农民史》关注了社会科学的三个悖论。第一，人们认为，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将是一场胜利的革命，农村社会和农民最终将从这个世界消失。这场革命在有些地方开始于19世纪，在有些地方则到了21世纪才起步，但它真的会通往一个没有农民的世界吗？当我们讨论农村社会的命运和未来时，经常会用到三个主要概念——农业、农村、农民。如今，随着“去农业化”（de-agrarianization）趋势的出现，农业部门在经济组织中逐渐失去了重要性，农业衰落了；农村人口不断减少，而住在城里的人越来越多，农村衰落了；以农民的身份和策略谋生的人越来越少，农民的生活方式也衰落了。这三条线经常缠绕在一起，所以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衰落通常呈现的是同一个故事。我并不否认农民的衰落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到来，因为它确实存在，但我们需要用辩证的方式来看待这一过程。 全球化理论认为，所有因素最终将带来一个更为趋同的现代化世界，但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有人认为，历史发展的数据证明了城市化世界的胜利。2006年，城市人口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从表1我们还可以看到，农村人口在1950年还占70%，但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降到40%，且几乎在所有地区，农村人口都只占少数。但城市与农村的人口数并不完全等同于农民与非农民的人口数，因为并非所有居住在农村的人都是农民，也并非所有居住在城市的人都不是农民。 实际上，2010年农村的绝对人口数量还有34.2亿，但1960年全世界人口也不过34亿。也就是说，如果看百分比，农村人口的比例的确在减少；但如果看总数，你会发现农民并没有消失，而且他们的存在还会存续较长一段时间。 再者，如果看农业人口而不是农村人口，那么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简称为FAO）的数据也可以证实我的观点。根据它们提供的数据，在人口比例上，从事农业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已经从20世纪中叶的2/3降低到如今的1/3；但在人口总数上，现今还有13亿人以农业为生，据估计另有13亿人以农业作为收入的补充来源。因此，农民并不是旧时代遗留的细枝末节，而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社会群体，且绝大多数居住在南半球而不是北半球。在这20多亿可以称之为农民的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大农场主，大概有95%是小生产者。很多人误以为世界的粮食主要是由孟山都等大公司生产出来的，但实际上我们所消费粮食的70%仍是来自于小生产者。 因此，一方面我们感受到了也看到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农业、农村、农民的衰落，但也有不少数据表明这些小生产者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不可或缺，这构成了一个悖论。设想一下，如果这20多亿农民不再从事农业，他们将何去何从？以何为生？其次，谁来生产粮食？谁来保障粮食安全？ （二）属于“进步”理论的欧洲全球化 第二个悖论还与全球化有关。以消灭农民为目标的全球现代化，建立在欧洲成功的发展史和社会样本之上，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一种进步。尽管小农在欧洲有些地区还依然存在，但在世界上最为富有的西北欧已然销声匿迹。对这种“进步”的讨论通常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认为，如果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要转型为现代社会，首先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经济增长模型来取代行将消失的农村社会；其次，当村庄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时，原先受农村社会庇护的农民需要国家提供新的保护方式；最后，在小生产消失的情况下，粮食安全也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来加以保证。如果农民能够被详尽完备的正式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国家所接纳，且他们的生计方式也得到了保证，那么当权者就可以考虑开放市场，进口食物，而不需要再保护本国的生产者了。 第二个维度认为，以上三点确实在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实现了，但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那时欧洲的全球化是在一个受它们掌控、被它们殖民且极不平等的世界中实现的。那时欧洲利用四种廉价的供应品来促成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和粮食：19世纪，欧洲的“去小农化”进程（de-peasantization）为工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煤矿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能源；广阔的殖民地为欧洲提供了廉价的原材料；受欧洲控制的世界市场为其提供了来自北美、南美、澳洲和新西兰的廉价粮食。这些廉价的投入是维持经济增长与构建社会福利体系的必要前提，但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能这样做吗？这一经过检测的、成功的经济增长模式，将农民视为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农民的终结作为追求的目标，认为农民拖累了经济增长，即农民人数越多，农业比重越大，经济增长就会越慢。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一模式是否可以应用于全球？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19世纪，我们对“进步”的追求可以不担心社会和生态成本，也无需考虑对劳动力的保护；但如今，世界更加全球化，殖民显然不太可能，要将扩张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与生态成本外部化则更为困难。 （三）旧农民与新农民 第三个悖论是针对农民漫长的历史提出的，即那些时至今日仍然靠土地为生的农民，与100年前、500年前、1000年前，甚至5000年前的农民属于同一个社会群体吗？还能用同样的框架进行分析吗？我认为可以，一方面，农民并不是全然没有变化，如今靠土地为生的农民与以前的农民面临着迥异的情境；但另一方面，现在的农民与过去的农民所遭遇的很多问题是一样的。比如，关于土地权属的问题，是谁控制着土地？是农民自己还是其他人？其他人又是哪些人？是地主、国家，还是公司？关于劳动力的占有权问题，农民能够自由地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吗？还是受到地主、国家或他人的控制？或者说农民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劳动力有控制权？在观察农民的谋生方式时，我们需要不断回头思考这些不同的因素。 在历史上，农民是国家的基石。不论是中华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土耳其帝国、印加帝国，都建立在农民的生产方式和农民劳动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农业的繁荣，它们都难以为继。不仅农业帝国如此，殖民帝国主义最初也是建立在农民劳动的基础之上。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开始于工业部门的看法其实是一个误解，因为工业部门的存续和工业革命的产生离不开背后庞大的农业劳动。例如，在工业革命的起始阶段，纺织业生产是最重要的工业活动，其根基正是农业劳动生产出的棉花。时至今日，我们却开始将农民视为负担，认为农民不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认为他们拖慢了整个进步的进程。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矛盾呢？农民是怎么从经济发展的基础沦为了今天的“累赘”呢？在过去，农民一直是农业剩余的生产者，并将农业的生活方式视作他们的生存策略体系，同时也是粮食体制（food regime）的行动者，是变化的促成者。在很多历史重要时刻，农民无法忍受剥削，走出农场，走出村庄，来到权力的中心，通过起义寻求社会的变革。今天，尽管农民已经从发展的中心降到了边缘，但我们依然可以用同样的分析框架，把他们当成农业剩余的生产者、谋生策略的组织者以及粮食体制和社会变化的行动者。 要理解这些矛盾和农民的处境，最重要的是考察农民的转型过程，而不是把农民看作是在历史的某个阶段突然出现且一直没有变化的遗留物。“农民化”（peasantization）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农民的概念，也是世界不同地方的农民用于对抗贫困、边缘化和进城压力的一种手段。城市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尤其是非洲和拉美的城市并不是进城农民真正宜居的地方，于是“农民化”反而成为一种预防滑落至边缘地带的可行方案并被沿用至今。这一方案加强了农民的生产和知识体系，并使小规模的农业生产至今仍然是世界生存的根基。在我看来，小农的知识体系是一套用于生产粮食、处理田地、了解万物生长和牲畜好恶的系统知识，是一套让小农得以生存的知识系统，而不是冗余之物，并且能够加强小农土地所有制。今天的农民抗争，也主要是关于土地和小农的粮食供应体系的抗争。 现今，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们正在借助农民运动重获小农的身份。他们反对那种将农民视为21世纪和现代化的反面的看法，并用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宣称“我们是农民”，以此来界定自身作为21世纪公民的身份。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要重获土地，还意味着他们将重获农民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在现代化看来，农民不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必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在挑战21世纪现代化主题的根基，证明农民仍然存在，且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存在下去。目前，世界的粮食体制任由一小撮公司掌控人类的命运，并助长了粮食安全问题。我相信农民将是粮食体制所产生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所在。 二、农民的劳作及其世界 什么是农民？农民与农场主的区别是什么？我认为，农民与农场主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分界线，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农场主主要以市场为导向，为市场而生产，其行动和决策受到市场的规制；农民的生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也以市场导向，但维持生计是其生产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因此，农民是劳作于土地之上的人，但并非所有劳作于土地之上的人都是农民，例如，农场工人和农奴都不是农民。 农民具备三个特征。首先，农民通常以家庭为单位，也因此农民一般被理解为农户。农户家庭中的成员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完成不同的任务。农民不同于农奴，一般拥有土地，并能够获取自己的劳动成果。当然，有土地可种并不等于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农村社会没有私有产权，而是以集体产权的形式保证每一个农户都能耕作一块土地、分享土地上的收益并从他人的劳动中获益。其次，农民并不是分散的个体，而是以血缘、地缘、业缘等方式组织在一起，共同生活在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在这种村庄共同体中，农户之间是不平等的，有的农户拥有更多劳动力，能够换工；有的农户资本和役畜更多，可以向他人出借马匹。这种在村庄内部维系着农户生计的生产和交换系统，需要由村庄的体系来保证和维系。第三，农民只是整个社会的群体之一，从属于一种文明、一个帝国或世界经济体系等更为庞大的社会组织。农民的部分生产剩余会被其他社会群体以租金、税收、市场交换、国家力量等方式夺去，所以他们也正在被其他社会群体所形塑。简言之，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有权耕作土地和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还会运用灵活的策略以形成多样化的收入组合，构成以户为基础的村庄结构，但同时还受制于来自外部的、不受本地控制的、攫取剩余的结构性力量。这一定义，不仅适用于5000年前甚至7000年前生活在小规模的、以村庄为纽带的社会结构中的农民，也适用于今天的农民。 要理解这个长期的世界史概念，就必须考察农民的转型过程。小农阶级（peasantry）是被再创造出来的，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这个社会过程沿着三条线索再创造了农民自身，第一条线索是农场，因为农场是农民获取土地准入权和使用劳动力的门户，是农户创造和再创造自身的场所，其中，孩子在这里出生，收成在这里分配；它还将维持生计的生产和为市场进行的商品生产结合起来，将耕作土地、使用劳动力和获取商品结合起来。第二条线索是家庭和村庄，作为生产单位的基本社会组织，它让再生产、人口增长、社会福利、信贷、风险的分担和保护得以实现。第三条线索是社会群体阶级（social grouping class）。农民臣属于外部社会阶层，可能在各种社会限制条件下以某种方式被收编或不被收编。这三条线索创造和再造了小农阶级，也使它成了一个随时间变化的社会过程。 为了了解农民在大多数社会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将社会过程的概念发展为“社会前沿”（social frontier）。农民总是被收编于一种社会建构之中，但不论这种社会建构是农业帝国，还是全球资本主义，农民都并不处于中心，而是身在边缘。但这个边缘也是一个前沿阵地，创造了行动与互动的新空间，并成了农业帝国和全球帝国资本主义扩张的发力点。所以，农民其实被包含在发展之内，而不是游离于其外，但也可以说，农民并不处在进化的过程中，因为三分之一的农民处在边缘并置身事外，并未被整合进生产、剥削和再创造的空间。 之所以使用“社会过程”和“社会前沿”这两个概念，是因为我想避开危险的“农民本质论”（peasant essentialism）和“农民目的论”（peasant teleology）。前者认为，任何偏离或有异的农民形态都扰乱了农民的世界，但这是一种非常没有产出的研究农民的方式，因为对农民的考察应该和外界的产物及变化相关联；后者则认为，农民终将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级，其中，强大者将成为大农场主，无力者则会成为薪金工人，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并被视作一种趋势或历史法则，但很显然不是历史事实。纵观历史，农民确实会分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分化并没有发生。所以，观察创造农民和再小农化（re-peasantization）的历史过程，反而是一种更有产出的历史分析方法。 农民有时候会消失，但有时候又会重新出现。那么，他们是如何重新创造或重拾原有生活方式的呢？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我们都能够看到相同的策略：农民会组织好自己的土地和劳动力，尽力让家庭的组织方式和农事系统更加多元化，不会完全为市场而生产，不会只种植一种作物，因为这样可能会失去维持生计的保证；他们也不会将产品全部用于养家糊口，因为这样会失去来自市场的那部分收入。但这种多样化只有在农民拥有选择权和相应的空间时才能够实现，例如，他们可以说，“这些作物是我决定要种的”“这些产品是我将要出售的”“这些是我要留下的”。如果没有这样的选择权，或者选择的空间很小，那么农民也就终结了，或者变成了农场主，完全为市场而生产；或者找到了别的工作，改变了生活方式。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30～40年间，农民的决策空间确实被压缩了，多样化的生存策略也正遭遇越来越多的困难，所以农民虽然不会消失，但却将越来越边缘化。 三、农民体制与农民转型 我尝试在《世界农民史》中描述农民变迁的历史，但我不能只描述世界在10000年前、1000年前、500年前是什么样的，因为如果真是如此，读者将难以真正理解历史的变迁。历史应该告诉人们事物如何生变，否则它就近乎一无是处。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应当有通观全球的野心。一个全球范围的故事，首先应该是综合性的，涉及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应该考虑农民谋生的不同范围，理解不同层面的互动，关注那些在地方层次之外控制着农民的生活的结构性力量，如地主阶级、更高层次的帝国、文明或世界市场；再次，最好能够比较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发展进程，并了解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此外，我们还需要从历史的视角关注全球系统性的互动。19世纪发生在欧洲内外的种种故事不仅是不同地区各自的经历，也是全球的经历。现今，欧洲的确消灭了小农，实现了去小农化，但与此同时，欧洲的各个殖民地却兴起了一股强烈的农民化浪潮。例如，在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村落共同体的生产者被迫成了小农，他们得到了一块土地，带着家人耕作，然后上交棉花、草药或其他农产品作为赋税。所以，欧洲消灭了小农，但又在殖民地创造了小农。很显然，要讲述这样的历史故事，还需要关注全球系统层面上的相互关联。此种野心或许过于庞大，但这正是我们可以将历史带入这种讨论的唯一方式。 农民体制是农民在某一特定时期组织自身的特定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民在一定时空背景下实现内部组织以及外部嵌入的方式。每个体制都代表一定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力量的制度化，决定了农民内部和外部关系的结构。作为一个方法论上的工具，农民体制可以用来分析粮食和制度体系，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如何在不同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可以用于确定世界秩序与农民之间不断变化着的关系；还可能提供一种全球性的历史比较视角，用以观察农业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态关系。 那我们该如何理解历史、如何理解农民体制的概念呢？历史上曾先后形成了五种农民体制：始于公元前7000年的村落/城邦社会与农民；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农业帝国与农民；始于公元1500年的殖民扩张与农民；始于1850年的帝国主义扩张与农民；始于1980年的新自由主义扩张与农民。每一种体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所经历的时期就越短。在第一个时期，农民的组织方式十分特别，居住在古代城邦外围的小村落中；之后，农民被纳入了更大的农业帝国之中，比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土耳其帝国、伊斯兰帝国等；紧接着，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第一波浪潮中，农民的身影也依旧不可或缺，例如，在英国的圈地运动中，大量的自耕农失去了土地；1850年后，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民则为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廉价的粮食和原材料；而在如今的新自由主义扩张中，全球资本主义声势更为浩大，全球的农村和农民的生活也被组织得更为严密。 四、农民的收编、同化与反抗 农民或劳作于土地之上的人之所以成为全球经济链条中的一环，是因为他们被收编，或是被同化了，当然也可能有反抗。农民创造了历史，但他们并不是处在权力的中心，而是作为边缘群体创造了历史。就算偶尔进入了权力的中心，他们也很快就会把中心的位置让渡给其他新的力量。此时，这些新的力量又会像从前的力量那样继续剥削农民。但无论如何，农民生产了粮食，创造了粮食剩余，使社会体系（农业帝国和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开疆拓土，所以农民改变了历史，并供养了所有的社会体系。在扩张过程中，它们还收编了新的工人和农民，其中很多又是农民的子女。尽管农民成了这些体系的一部分，且绝大多数时候处于边缘地带，但他们总能创造自己的生存方式，开辟新的前沿领域，并由此带来内部的新差异。因此，农民不是世界历史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社会变迁的力量，哪怕他们从属于一个经常将他们遗忘了的社会。 在漫长的历史中，旧有的农业帝国扩张的模式早在5000～7000年前就已经存在，在18、19世纪之前在世界上很多地区仍然占主导地位。16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在欧洲开始兴起，并逐渐取代了农业帝国模式的主导地位。农业帝国只要求农民交出剩余物的一部分，但从来没有试图重新组织农民及其生产方式，而全球资本主义则彻头彻尾地改变了农村，改变了农民耕作和组织劳动力的方式，还改变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所以，农业帝国和资本主义帝国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对农民的收编方式更为间接，并且是一种彻底的收编，使整个农村都被商品化了。为什么这一区别如此重要？农业帝国中的农民一直都有处可逃，特别是当帝国解体、走向衰落时可以选择逃走，尽管最终可能被另一个帝国吸纳，但至少还有逃离原来帝国的可能；但资本主义让人无处可逃，因为它完全改变了农民的组织方式，完全重塑和重新组织了农村。今天，如果农民要逃离资本主义体系，就必须改变他们已经被商品化了的整个社会关系。 这一历史性的转变缘起于漫长的16世纪。一开始这种收编是区域性的，而不是全球现象，且主要存在于欧洲以及拉美。在围绕着资本主义中心的北海和拉美，小农阶级并没有被抹杀，而是被再造出来，并成了前工业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原本缓慢的进程在新一轮帝国主义扩张的进程中（1850～1950年）被大大加速了，帝国主义的企业将欧洲各国以及亚非殖民地的农民都吸纳进来，并从头到尾对其进行了重新组织，于是农民劳作于土地之上的生产方式及其与土地的联系全部被重组。如今，新一轮的收编又在进行，试图将农村剩下的部分进一步吸纳进来，但采用的方式和我们过去所见到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以前，国家通过重制土改方案、准入权和公民权，重新组织资本主义和乡村社会，体现了一种国家主导的收编形式；但如今，国家在后退，市场在重新界定农民，而农民则不得不去小农化，或者根据市场重新界定自己，体现了一种市场主导的收编形式。对农民而言，市场是那些控制了农业投入的大公司，它们不仅控制了化肥、种子、技术等农民无法唾手可得的东西，还控制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和价格。如今，我们的消费者甚众，而公司却屈指可数，并规定着我们的所作所为。 农民体制的游戏规则在新一轮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发生了重大改变，因为这一轮扩张的剥夺与土地和劳动力商品化的浪潮真正改变了农民。曾经，农民是对土地和劳动力有直接准入权和支配权的人，但如今，资本主义已将土地和劳动力都商品化了，并使农民受到了深重的影响。 如果你想要了解农民的世界史，并回答“农民—土地—劳动力体制”的问题，就必须了解他们在不同时期是如何与土地和劳动力相联系的，了解我们如何从之前只剥夺农民剩余的农业帝国，走到了今天重塑农民生产方式和重组农民生产组织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之路。如果要研究农民，我们不得不问：农民真的存在了5000年吗？100年前的农民是这样的吗？现今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哪些关系？谁能够决定土地的准入权？谁又能决定农民的劳动力？农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由使用自己和家人的劳动力？谁决定资本（如信贷）的获取权？孟山都等大公司正在试图将知识商品化，先夺走了农民的知识，又将外来的知识作为一种商品卖给农民，我认为这是对农民生活的又一种围堵。 本文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57讲的录音整理而来。讲座的英文主题为：“Into Their Labors:A World History of Peasants”。录音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汪淳玉副教授整理与翻译，翻译稿由博士生王维整理。 作者简介：埃里克·范豪特，比利时根特大学历史系经济史与世界史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1959年生于比利时蒂伦豪特，1989年获比利时根特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根特大学历史系经济史与世界史教授，“社区、比较与联接”多学科世界史研究组组长以及根特全球研究中心理事会成员，同时也是美国哈佛大学魏德海全球史项目、宾汉顿大学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和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客座研究员。曾担任荷兰人文社会科学前沿研究所驻所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经济与社会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所的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主要为农村史与农民史、世界史、全球史与世界体系分析、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家庭策略史、历史统计及历史信息系统。目前正围绕农村劳动力如何在迥异的空间、不同的时间谋生并组织其社群这一主题展开研究。他在这些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和文章。原文出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摘自：北外全球史 文章转载自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