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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从整体上看待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处理好坚持原则与必要妥协、坏事还是好事、偶然还是必然等关系。从眼前看，美国当局发动中美贸易战的直接目的是在朝鲜半岛生事，让中国多买他的商品，全面打压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发展，特别是“2025制造”规划。从长远和根本上说，由于中美合作共赢关系的中方原有物质资源和发展方式的红利已相对匮乏，美国国内经济问题严重和对我国和平演变企图进一步破灭，中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美国想对我国“半渡而击”、不希望中国发展强大等原因，中美冲突一定会有的。 我们要释放最大的诚意，尽力保持与美国合作共赢的经贸关系与外交关系，但应高度警惕其所谓“软实力”“巧实力”和“巧竞争”，对其实施的全方位打压和遏制政策有所准备。 ［关键词］中美关系 中美贸易战 霸权主义 “2025制造” 和平演变 当世界各国翘首企盼携手共渡国际金融危机难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风云突变，美国当局在全球特别是对中国燃起贸易战的烽烟。妥善处理这场中美贸易战，是当前我国外交乃至其他各项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是争得我国未来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基本性前提。 一、如何从整体上看待中美贸易战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美两国不仅经济深度融合，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肩负着重要责任。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1] 在我国40年的对外开放过程中，美国从中国获得的各方面的利益，绝对不比中国从美国获得的少。所谓中国获利最大、最多，甚至说中国掠夺了美国，完全是美国各方资本刻意制造的谎言和假象。他们企图以此为各自选战造势，并转移其国内愈发尖锐的种种矛盾，更是企图继续使用其他方式在中国攫取新的甚至更大的超额利润和利益。 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当局悍然发动的，中国仅是被迫应对和有限的必要反击。美国当局发动的贸易战，与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多次提出的深受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热赞的“共商、共建、共享”三大原则是完全相悖的。 美国当局发动的贸易战仅仅是企图“让美国重新伟大”即恢复美国在全球霸主地位的全球战略的序幕，更大的战略企图仍然隐藏在后头。美国当局发动的贸易战，绝不仅仅是经济战，更是政治战，是企图倒逼我国进行所谓的“结构性改革”，让我国改变和埋葬自己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前哨战。我国主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是为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与美国企图诱导我国进行的“结构性改革”有着原则和本质的不同。美国当局绝不仅仅是对中国开战，同时也是向世界其他各国特别是各国人民开战。当然，对华贸易战是其重点。 美国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军工体还是华尔街的主张没有本质区别，仅是代表其所在集团利益和策略手段有所不同而已；他们的手段会随着具体条件变化而随时改变，但他们的战略目的是共同的，并且从未改变。比如，他们近期又提出的所谓“巧竞争”策略，只不过是其软实力、巧实力等种种说法的又一个概念新变换，是为了更好地达到其称霸世界的目的。我们要充分认识他们之间的不同利益，并尽可能做好他们的工作，与其各党、各派寻求共同利益，但同时也必须记住马克思早就提醒过的论断：“资本的每一个特殊部门和每一个资本家，都同样关心总资本所使用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2] 从眼前看，中美贸易战必将影响甚至较大地影响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贸易战对我国也是坏事；但从长远和根本上看，这一“坏事”恰恰可以倒逼着我国背水一战，促使我国下决心在国内实施创新战略，对外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使得中美贸易战成为我国争得新的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强大外在动力”。毛泽东曾说过：“‘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3] 现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还有这样的蠢人吗?毛泽东还多次强调：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好事。如果美方一意孤行，执意把中美贸易战打到底，中国就要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奉陪到底，最终受到伤害的极可能是美国当局，社会主义中国势必以更加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这将是我们“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四个自信”的对外延伸。 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中美之间都有一个长期的合作、竞争、博弈而本质上是较量的过程，绝不可能通过几次谈判就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即使到2050年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后，中美之间仍会有种种新的较量。在对中美之间这种合作、竞争、博弈而本质上是较量的时段的估量和准备上，宁肯长些，不要短了。这也正如毛泽东在论述相关问题时所说，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当然，有时以合作为主，有时则以较量为主。在长期合作、竞争、博弈而本质上是较量的过程中，应坚持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避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二、正确看待和恰当应对当前中美贸易战的几对关系 1.坚持原则与必要妥协 有同志认为，美国当局打响中美贸易战，已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本质，我们不应对美国有任何妥协，无非再关起门来重过几年苦日子，完全依靠自力更生，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也有同志认为，我国目前所有问题的解决全部取决于国内GDP能否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韬光养晦战略方针毫不动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美国摊牌、决裂；只要我们始终一心一意埋头做好国内经济工作，再持续发展几十年，其他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有同志甚至还认为，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搞好中美关系作为中国核心利益里的核心加以维护，甚至不惜牺牲我国部分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以一片赤诚之心换取美国当局与我国的战略共识，为我国进一步赢得新的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期。以上看法，都值得商榷。 为了回答要不要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做出必要的妥协这一重要问题，很有必要重温列宁和毛泽东当年的相关论述。1920年4～5月间，针对当时有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同德国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国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列宁在其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子气”；“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4] ；“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5] 1922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指出：“我们迁就资本主义强国而作出的许多让步，使它们有充分的可能同我们来往，保证它们的利润，有时可能是比应得的更大的利润。”[6] 1945年8月26日，在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前两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中指出：“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毛泽东还说：“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7] 尽管当今中美贸易谈判与当年列宁、毛泽东所谈到的情况有很大甚至有的方面有本质的不同，但有些原则性做法很值得我们今日借鉴。1949年3月，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8] 1957年11月，毛泽东说：“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9]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现状，是几十年来两国各自需求发展的必然结果。1971年8月，美国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接着，美国开始搞所谓的“金融创新”。1978年12月，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逐渐走上了“世界制造工厂”的发展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讲，经过我国40年的改革开放，中美两国经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事实上的相互依存的状态，这在短时间内不应也难以改变。正因如此，2019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来华美国贸易代表时说：“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双方经贸分歧和摩擦问题，我们愿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当然，合作是有原则的。”[10] 我国政府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时做出必要的妥协，以换取其他方面更加重要的利益，这是非常必要和完全正常的。那种认为在与美国谈判时不能做任何妥协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同时也是极其错误的。 在苏东剧变的特定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24字方针，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还可以把这24字方针简化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八个字，但绝对不能仅仅理解为“韬光养晦”这四个字。必须明确，韬光养晦仅仅是手段，而有所作为才是目的，不能把搞好中美关系理解为唯一目的。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合作是有原则的。中美合作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合作，不能认为中美合作本身就是目的、是第一位的，而中国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第二位的，是为建立良好的中美关系而服务的。这样理解，就完全背离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外交原则。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我国已经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两个大局亟待统筹。不能仅埋头国内经济工作，甚至仅一心一意维持GDP的增长，这样下去不仅无法维护GDP的持续增长，还会在不久的将来为我国稳定发展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目前的格局表明，我国政治的稳定程度高于美国、稳定期也长于美国，这就给我国尽可能管控好中美矛盾和尽快发展自己的战略期赢得了时间。特朗普上任以来，美虽在就业率、股票市场、净资产与可支配收入比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攀升，但其股市已处于周期高位，减税使全球美资回流的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其国债利率倒挂，强势美元走弱，使得美国并没有实力彻底封闭自己、孤立别人，一时无法改变在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格局。最近，特朗普总统突然提出邀请我国参加裁军，有着多重意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经济着实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我国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道义上的强大优势，人口、产能和市场体量较大、较多的优势等，都决定了我国是美国和西方跨国资本联合起来的改造对象，即用软实力、巧实力和巧竞争搞垮的对象，而不是用硬实力所能击垮的对象。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壮大，随着他们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危机的逐步到来，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会采取历史上采取过的甚至从来没有采取过的各种软硬手段，图谋搞垮我国。特别是他们寄希望于我国国内自乱，即他们所谓的“颜色革命”大功即将告成之日，就可能同时祭起必要的硬实力，使其成为压垮我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当然希望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我们也必须与世界上一切国家进行全方位的外交，并尽最大气力争取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合作。但我们也会牢记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所指出的：“现在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是截然不同的任务。我们现在对一切都要计算”；“处在资本主义环境里，我们应当计算怎样保证我们的生存，怎样才能从我们敌人那里获得利益。敌人当然是要讨价还价的，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讨价还价，而讨价还价是为了占我们的便宜。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决不会幻想某某地方的生意人会变成羔羊，而且会白白给我们各种好处。”[11] 正因如此，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原则必须坚持。什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在国内，最为主要和根本的，一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对外关系上，就是坚决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捍卫国家政治经济金融安全和发展利益。在与美谈判中，牢记毛泽东关于在与美对抗问题上要防止“左”的倾向、在与美合作问题上要防止右的倾向的思想，坚决打破美方企图通过西方所谓规则规制诱导甚至倒逼我国进行所谓的“结构性改革”，让我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12] 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13] 如果套用这一原则，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我们能让的可以让，必要时都可以让；但不该让的我们坚决不让。美国当局曾利用中美贸易摩擦，企图引诱我国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做无原则让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坚决捍卫我国的核心利益，从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在仅仅10个月时间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接连四次访问我国，这就打乱了美国当局的战略部署,为争取东北亚和平和我国周边安全乃至新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胜利。 我们坚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知己知彼、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并进退有度，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把坚守的原则与必要的妥协结合起来，把眼前利益与长远根本利益结合起来，我国一定是中美贸易战的共赢者甚至是胜利者。 2.坏事还是好事 中美贸易战如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好像是突如其来。从此出发和认定问题，则往往认为中美贸易战如同国际金融危机一样，是绝对的坏事。从一方面说，这一看法完全有道理，因为中美经济贸易联系已经十分紧密。从第一产业看，美国是世界上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均耕地10亩多。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排在世界第126位以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39亩，美国人均耕地面积是我国的7倍多。我国以家庭承包为经营单位，不可能产生规模经营效益，美国亩产是我国的近一倍。我国肉禽蛋奶和食油等副食主要靠进口解决，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约为30%，农产品中的大豆进口依存度高达85%，美国大豆出口依存度50%且约25%的大豆出口至中国。就是国内产的肉禽蛋奶等，也有相当比例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从第二产业看，目前在美国户外休闲业进口产品中，41%的服装、72%的鞋靴和84%的旅行用品来自中国。中国生产的玩具、箱包和家具分别占美国市场的86%、61%和44%。目前在中国使用的苹果手机多达3.1亿部，是美国使用苹果手机的两倍以上。中国已经购置1000多架波音公司飞机，现在在中国运营的商用喷气式客机中50%以上是波音飞机。从第三产业看，2008年以来的短短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债务已经从10.6万亿美元跃升到22.01万亿美元，而中国目前持有量为1.12万亿美元。美元若升值，不仅中国出口换汇会减少，而且外资还可能较大规模流出；美元贬值，中国外汇储备会缩水。一般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回报率为22%，2008年美国在中国投资回报率却为33%，而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仅为3%～4%。美国是全球最大贸易逆差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占比8%）、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占比21%）和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占比47%）。中国也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14]美国当局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开展贸易战，必然会极大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必然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15]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一定条件下”，就是要发挥正确的主观能动性。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这是坏事。但是，多灾多难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壮大，催生了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促使中国人民普遍觉醒，这才诞生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又是好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与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仅凭道理教育不了人，没有灾难就没有辉煌。1965年2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在《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的出版说明中引用了毛泽东如下的话：“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还有反面教员”；“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16] 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诞生不了中国工农红军；没有惨烈的湘江一战，8万多红军仅剩3万多，就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就不会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任何殷殷的正面教育都代替不了反面教员和反面教材特有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作用。 正因如此，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我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17] 从另外一面讲，如同抗日战争一样，中美贸易战打得越持久、越惨烈，越能教育中国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长期以来，帝国主义者总是把自己打扮成文明的、高尚的、人道的化身，欺骗了不少人。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当局越是不讲道理，越是做出出格之事，对我国来说越是坏事，但又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霸权主义的本质，坏事就能够变好事。强大而又蛮横的敌人，恰恰就是最好的老师。美国每一次对中国赤裸裸的捣乱，都能起到这种作用。1948年8月，面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封锁威胁，毛泽东曾经说：“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18]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航天业一直是西方封锁的重点，改革开放后西方反倒对我国的航空业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试看今日两个领域，我国的航天业已是全球的领跑者，而航空制造业却几乎是在原地踏步。在今后一些年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将会经历更多风雨，经验更加丰富，中国必将会更加强大。而个别自以为是的霸权主义国家却常常事与愿违，一直在无意间做中国“最好的老师”。 3.偶然还是必然 有同志把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根本原因“善意”而又简单地归结为中国过早宣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规划，宣布了“2025制造”规划，甚至归结为“厉害了，我的国”这样一句口号的提出；有同志把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归结为我党隆重纪念了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等等。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就不会刺激美国，就不会有中美贸易战；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是中方考虑不周、没有坚持“韬光养晦”的方针造成的，是一次偶然性事件。 笔者不赞成上述看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开辟道路。中美之间突发的贸易战，从表面看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在起支配作用。早在1945年8月13日，中华民族正沉浸在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时说：美国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19]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我们要学习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20] 美国政府不断更换班子，但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这一根本企图从来也没有改变过。认清这一点，异常重要。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谈到“六四”政治风波时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21] 笔者认为，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仅仅也只能是手段。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这才是美国的根本目的。 为什么在2018年美国当局要打响中美贸易战？套用邓小平关于“六四”政治风波的讲话说，中美贸易战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美国之所以发起贸易战，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现行全球贸易格局不利于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美国已经长期处于金融资本主义主导之下，但以美国的体量特别是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等，制造业的空心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产出比例的失衡等必然使其实体经济难以支撑整个经济体的正常运转，也必然使得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烈度不断提升，最终伤及其竞争优势。 三、美国当局发动中美贸易战的目的 1.从眼前看，美国当局发动中美贸易战的直接目的 （1）为在朝鲜半岛生事。朝鲜半岛历来是帝国列强威胁、侵略我国的跳板。美国企图威逼我国在朝鲜半岛上无原则、无限度地让步，以配合其搞垮北朝鲜政权，这样他就可以在我国头部先插上一刀，进而在今后一些年内接着从钓鱼岛、台湾再在我国腹部捅上一刀，然后再从我国的脚下南海捅来。三刀并捅，最终将会捅垮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四次会见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打破了一些国家的罪恶图谋。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尽管有所缓和，但美国当局企图从朝鲜半岛入手威慑我国的战略企图绝对不会改变。在特定的条件下，美国当局仍会制造新的借口，在那里接着生事。 （2）为让中国多买他的东西。美国当局的重中之重是就业。中国在世界上是最大的市场。无论农业还是制造业或是服务业，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东西，美国就业率就容易攀升，税收就得以维持，美国当局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的日子都会好过。 （3）全面打压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发展特别是“2025制造”规划。美国战略家基辛格曾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先看第一产业。当年我国在申请加入WTO时，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就说，我们让中国加入WTO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搞垮中国的农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自己的饭碗里必须盛着自己的粮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在今后一些年内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再看第二产业。美国当局如此对待我国没有上市的华为公司，如此“围剿”我国的5G产品，特别是企图打掉我国“2025制造”规划，就是从根本上遏制我国未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接着看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核心是金融服务业及互联网领域。美国当局企图挤压我国金融、互联网等领域无度开放，这样有利于在遏制我国发展的进程中充分发挥其软实力和巧实力的作用，企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金融领域一轮一轮地洗劫我国，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引诱我国步入苏联亡党亡国之路。 以上三条，我们有我们的底线。我们正在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耐心、最大限度的“宽容”争得与美方合作共赢。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广大干部群众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条件成熟时可适当对此进行一些必要的通气与教育，以消除一些干部群众不应有的误解。 2.从长远和根本上说，中美冲突一定会有的 1971年10月20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叶剑英讨论中美关系时说:“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22] 1975年12月2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福特，在福特说要使全世界都相信中美两国关系良好时说:“慢慢来。”当福特说打算在明年后改善双边关系时，毛泽东说:“那好。希望以后两国友好。我们冲突一定是有的，因为我们中国和美国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23] 毛泽东为什么说希望中美友好，但中美冲突一定是有的呢？ （1）中美合作共赢关系中的中方原有物质资源和发展方式的红利已相对匮乏。我国原有的物质资源主要指土地资源、各种物质资源、城乡居民存款再贷出资源、环境资源、市场资源、廉价劳动力资源等；我国原有的发展方式主要指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美国立国的文化和哲学最深厚的基础可能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以上六个资源丰厚时，外资到我国来赚钱容易，以上六个资源相对匮乏时，创新是我国唯一出路并下决心创新之时，美国还会与我们合作共赢吗？前不久，基辛格在北京访问期间的最后一次晚宴上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要重新定位。基辛格在这里用婉转的方式道出了他的真心话，此结论异常重要，不可忽视。这与其前几年所说“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思想是一致的。笔者揣测，基辛格提出此判断，其主要依据可能就是中国原有的物质资源和发展方式的红利基本上已被释放，美国将会“与时俱进”，企图采用新的办法在我国继续获取丰厚的利润。比如，挤压我国金融和互联网的无度开放，打压我国高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正常发展等。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与美国合作共赢的原有方式、办法已经很难维持。 （2）美国国内经济问题严重。2008年以来，美国基础货币发行量从8000多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四万亿美元。2019年2月12日，美国财政部称，美国未偿公共债务总额已达22.01万亿之多。美国总债务为130多万亿美元。美国80%以上的财富来自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全国从事实业的人口不到20%，美国成为债台高筑的双赤字国家。美国每年仅支付利息就有1万多亿美元，几乎等于中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这是典型的金融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积淀的根本性特征。冷暖自知的美国帝国主义，已呈现捉襟见肘的难过之态。美国国内困难越多，美国当局就必然会越加快步伐，采取种种手段把困难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 （3）美国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企图进一步破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堂堂正正向世界宣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这“四个自信”，这也导致美国当局企图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希望的破灭，并加紧对我国更多地采取强硬的手段。 （4）我国经济高速发展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有不少深层次问题凸显，美国想对我国“半渡而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4] 也就是说，我国正在涉渡改革之河的深水区，美国当局恰择其时，果断出手，企图强逼我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政策等方面全面实行符合他们利益的所谓的“改革”，即放弃党的领导、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5）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同。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赫鲁晓夫时，赫鲁晓夫说：“这次我们到美国去，感觉美国很怕中国。”毛泽东回答：“它怕的不是今天的中国，而是明天的中国。”[25] 1960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26] 1989年9月4日，在经历“六四”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2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本身，就是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与价值观的严峻挑战。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特别强调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他们所说的“结构性改革”本质上一是要我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二是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眼前和局部看，我们与美国有不少利益交汇点，尤其是经济贸易往来相互额度占比高；但从根本和长远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很希望中美友好，但中美冲突一定会有。 （6）即使中国搞资本主义，美国也不希望中国发展强大。美国当局直接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从另外一面看，就是企图使别国其中包括我国永远处于从属甚至附庸的位置。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资本主义营垒内先打起来的。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美国能让你“和平崛起”吗？ 当今中美贸易战恰如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是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躲不开、绕不过、不得不应对的根本性冲突。由于我国应对得当，同时由于美国困难确实繁多，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和问题上可以达成共识，并使双方共赢。但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中美之间往往针锋相对。对我国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当前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是一场遭遇战，同时也必将是一场持久战。这是与当年时间不太长的抗美援朝战争的不同之处。中美贸易战这场持久战如同行进在“风景”奇异的山阴道上，此时会山穷水尽，彼时又会柳暗花明，接着还可能是狂风骤雨等，各种可能甚至是难以预料的情况会应接不暇。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都应有相应的充分准备。 四、积极管控和稳妥应对中美贸易战 1.我们要释放最大的诚意，尽力保持与美国良好的合作共赢的经贸关系与外交关系 1972年2月，在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交谈时，谈到首都机场的大标语：“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和毛泽东“只争朝夕”诗句时，毛泽东笑着说：“这话像放空炮。”真正的共产党人只能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有效的统一论者。我们深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合作将造福两国，也将惠及世界。中美之间必然会有竞争，但不必非做对手，更需要当伙伴。当今美国的GDP居全球第一位，现在仍是国际机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主要主导者，其产出目前在世界产出中约占22%,但美元在跨境商品计价、储备、结算、流动性和融资等方面都占一半以上。美国的制造业在衰落，但绝大部分高新科技掌控在其手中。美国当前的军费开支超过全球前5名军费开支最多国家的总和，几乎接近全球军费开支的一半。特朗普发誓要“让美国重新伟大”，就是要企图保持其霸权主义的第一世界的位置。我国外交部多次表态，中国实现自身现代化的道路还很长，我们不会也不必去取代美国的作用。但是，美国内政与外交同样都有着难以消解的困难，同样有求于我；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美之间又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形成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还有合作共赢的空间。作为经贸利益高度融合的两个大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政府既应对两国人民负责，也应对世界各国负责。我们始终希望双方心平气和地坐下来，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共同找出一个互利双赢的解决办法。我们将尽最大诚意争取与美国合作共赢的最大化。如果美国当局死抱着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不放，其必将在世界其他各国和各国人民面前输了理，就会“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28]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2.自朝鲜、越南战争后，美国历任当局都深谙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之道、之妙，应高度警惕美国不断花样翻新的所谓“软实力”、“巧实力”和“巧竞争”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刚刚就任之时，更多迷信其硬实力的话，经过几年的历练，现在也越来越倚重其所谓的软实力等。随着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美国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较量将综合使用贸易战、金融战、技术战、舆论战和军事冲突甚至战争边缘等手段，因此在关注看得见硝烟的战场的同时，更要高度重视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有时候，人们往往会觉得理论特别是概念比较枯燥，讲故事的方式可能给人印象更为深刻。什么是软实力、巧实力和巧竞争呢？2000年10月，笔者访问美国，与美国亚洲安全事务顾问交谈。笔者问：“烦您开个药方，我们中国如何做，中美两国才能建立真正牢固的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他回答：“中国必须变成民主国家。”笔者说：“民主国家的概念太抽象。”他回答：“就像台湾那样总统直选。”大家看，他不仅把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规划得清清楚楚，还把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十分轻松地分裂了出去。笔者接着问：“美国和中国目前政策都不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你们有没有把握把中国变成您所说的所谓民主国家？”可能是所问问题太尖锐，他犹豫了片刻，然后十分肯定地回答说：“有！”2001年3月，应日本外务省的邀请，笔者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访问期间，曾与日本某大学的一位与其外务省关系密切的教授交谈，这位教授建议说：“你们要避免台海冲突，就要考虑实行‘联邦制’、多党制；甚至可考虑中国共产党改个名字，改一个字也行，也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中的‘产’字改成‘和’字，叫‘中国共和党’，这样一来，中美、中日之间的一切障碍都不存在了。奥运会可以让你们申办成功，WTO可以让你们加入，另外人权、‘六四’问题等也可以不再追究。否则，你们与台湾也很难统一。”当笔者说“美日关系是美国为主导，你们日本人说了不算”时，这位教授说：“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字，是美国与我们等多方面反复商量好的。比如，2000年我出国15次，其中到中国大陆6次，到美国4次，去欧洲3次，去台湾、印度各1次。”世界上最大的中国共产党改了名字，中国和世界将是什么状况呢？2008年5月，笔者到英国访问，与英国从事国际战略研究的负责人交谈。笔者问：“烦您坦率地谈谈中美关系的前景。”他说：“中国要硬实力崛起，美国则会举双手欢迎。中国若想软实力崛起，美中之间迟早必然会发生直接的全面的冲突。”私下里，笔者又请他解释“硬实力”与“软实力”在这里的特定内涵，他说：“硬实力就是GDP增长，就是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软实力就是文化的自信与高科技的发展。”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科技创新之后，美国开打了中美贸易战。 3.由于我国的发展壮大和美国寄予的和平演变企图的逐步破灭，美国已开始实施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打压、遏制政策，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美国国内贫富差距的急遽扩大，使其国内社会主义思潮也有些微显露；但由于强大资本的多年统治，美国人民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仍然处于极度的弱势。美国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还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博弈。但这两种力量又有着高度的契合点。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需要依赖美元霸权进行全球扩张，而美元霸权的持续有赖于美国的军事霸权，美国的军事霸权又有赖于美国掌控制造业的高端环节。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严重到无法通过各种“和平”手段解决的时候，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或者引发其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战争，是符合工业资本即美国军工复合体与金融资本的共同利益的。最近有报道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进驻我国台湾岛，这是在挑战我国的底线。一些人总是惧怕战争，怕为此使我国丧失新的战略机遇期，这种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是更大的道理。这一更大的道理在管着其他小一点的道理。经济是基础，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战争则是政治的最高手段。2019年4月3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北约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上竟然警告说：“未来几十年中国将是北约最大的挑战之一。”距离遥远的中国竟然是北约的最大挑战之一，岂非咄咄怪事？！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从未有过的。彭斯还多次讲过类似话语，这绝不是其个人的偏见。这只能说明，这是美国要向我国发起挑战在寻找借口，其他任何解释都是无法讲得通的逻辑。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我国布局已经多年。当我们要坚决捍卫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之时，他们就可能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战略收网。先以软实力为主，主要是意识形态、金融等领域，然后是掀作街头政治，搞颜色革命等。也绝不排除在我国周边生事，唆使其仆从国在我国边境挑起局部战争的可能性。我们绝不能说和平是世界唯一的前景，一些狂人在准备着战争。这正如毛泽东在1959年所说：“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29] 当然，他们对我最先挑起的将会是代理人的战争。朝鲜半岛、台湾海峡、钓鱼岛、南海、中印边境等地，都是他们觊觎的地方。1958年9月，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心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30] 1959年12月，毛泽东还说：“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31] 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我们决不能搞霸权主义，更不会侵略别人。我国总的方针是自卫和防御的反侵略战略，不能也不会不顾国力大搞军备竞赛。但新中国成立7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时刻准备打仗，不怕打仗，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扼住企图染指我国神圣领土的侵略战争的喉咙。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庄严宣告：“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32] 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我们捍卫和平、维护安全、慑止战争的手段和选择有多种多样，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33]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未雨绸缪，抢占先机，大刀阔斧进行军队编制体制改革，深入开展反腐斗争，在我国南海采取必要的防卫举措等，都为我国赢得新的战略机遇期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4.资本主义内部包括美国内部绝不是铁板一块，我们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 比如，我们决不能低估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根本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度一致性，但他们之间同样有着不同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美国为了自己狭隘的一己私利，大搞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等，已经引发其他发达国家的严重不满。我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这已经赢得其他广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赞誉。又比如，这些年来，美国的跨国金融资本是最大受益者，相当比重的产业资本受损；美国的东西海岸地区是受益者，中部地区受损；美国的巨富阶层是受益者，所谓中产阶级面临向下流动的危险等。我国已经针对美国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对象，有区别地做好相应的工作。 5.美国既是真老虎，但在本质上又是纸老虎，胜利最终必然属于人民 1953年9月，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34] 1958年12月，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成千万地吃人。”[35] 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的本性是要嗜血的，汲吞不了新的血液，它就必然死亡。所以，不管你是否刺激它，它都是要吃人的。它在本质上是真老虎，这毫无疑义。我们还应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某些方面的制度也远比我们成熟得多。况且它们经验丰富，在我国布局也已多年，在具体应对上，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它们，绝不能大意。对于这一点，我们绝不能重犯我党历史上所出现过的“右派幼稚病”。我们要牢记，美国是真老虎。这是建立在我们的战术思想上的。 1959年3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地，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美国国内的情况也不那么好”，“这不是兴旺的征象。”[36] 1970年10月8日，毛泽东对来访的金日成说：“这个美国，它管的地方太宽了，又要管亚洲，又要管欧洲，又要管中东，又要管非洲，又要管拉丁美洲，还要管它本国的人。现在世界大战可能性比较小，我看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帝国主义搞世界大战信心不足。美国的力量还是相当大的，但是它抓得很宽哪，力量不能集中，就难解决问题。要打，靠美国。而一打呢?势必有些地方的革命要趁机而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出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了我们这些国家。现在还不能断定它一定不打。总而言之，美国人进退两难。要退，它不愿意；要打，打不下去，它也难。”[37] 现在看来，美国当局依然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从表象看，美国当局拿腔作势、气势汹汹，是挺唬人的。但从战略上看，金融帝国主义及其在各方面的代理人，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蔑视他们。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某些方面的制度远比我们成熟，况且它们经验丰富，在我国布局已多年，在具体应对上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他们，绝不能大意。有人总想早一点结束中美贸易战，一心一意在我们国内搞建设，这一愿望无疑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套用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时的一系列战略思想，我们也完全可以这么说，中美贸易战不是我们要打的，是美国当局要打的。这个仗要打多久时间，不是由我们所能决定的，是由美国当局决定的。我们的态度也只能是，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他们服输的时候为止，打到我们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我们不怕拖，也不性急。该谈则谈，该打则打，该和则和。中国人民一旦站起来了，就不会容许世界上其他国家再用种种形式侵略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坚决战斗的民族。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38] 正因如是，必须深刻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深知，也正如毛泽东所说：“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39] 同时，美国又是纸老虎。这是建立在我们的战略思想上的。 注释： [1]《习近平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人民日报》2019年2月16日。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448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4页。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页。 [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10]《习近平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人民日报》2019年2月16日。 [1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5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页。 [13]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14]以上主要数据来自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李长久研究员。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 [16]《〈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的出版者说明》,《人民日报》1965年2月26日。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17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页。 [2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627页。 [24]《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人民日报》2014年2月9日。 [2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页。 [2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页。 [2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3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6页。 [3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页。 [32]《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1]《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3]《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8月2日。 [3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3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页。 [3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622页。 [3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 [3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3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1133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刊发时，个别文字作了调整）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7期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