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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 在以鲍辛格、岩本通弥为代表的民俗学日常生活研究中，民俗学惯常的概念“传统”“共同体”都已经消失了。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再是先验设定的“民俗”传统，而是人们依据“过去的经验”的日常生活实践；其空间也不再局限于乡村“共同体”之中，而是人们身在其中而不自觉的生活世界。这种研究取向是否意味着与民俗学既有传统彻底告别呢？笔者认为他们并不是抛弃传统，而是致力于探索民俗学与现代社会的相通之处，在流动、异质、多元的现代社会为民俗学寻找新的生机。他们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事象的描述，而是关注民俗实践主体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感知、表象的生活世界，而且他们也不再以追溯事象本身的历史为目的，而是探究民俗实践主体如何认知事实、赋予其意义、建构现实感。但是，无论是鲍辛格笔下的民俗实践主体“历史化”地感知、表象日常生活世界，还是岩本通弥笔下的现代媒体社会的“故事化”的叙述风格，其揭示的都是人们如何运用其“过去的经验”感知、表象现实生活世界。换言之，他们研究的不是“传统”，不是“民俗”，不是通过资料的片断建构一个连续的“传统”和整体的“民俗”图景，而是探究现代生活世界的“传统性”“民俗性”，进而解释其意义，以此追问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 行文至此，结合理论铺垫和前人的研究实践，笔者尝试提出，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是民俗学日常生活研究的一种路径。何谓“民俗性”？民俗性，就是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既有的心理图式(民俗知识与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图式化的媒介知识)感知、表象现实生活世界，并且赋予其意义，即通过神话化、传说化、故事化、寓言化、谚语化、仪式化等民俗化方式建构一种现实感，这种通过各种表象建构起来的现实感，虽然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距离，却具有其社会文化意义。民俗学需要研究的是，通过发现日常生活表象的“民俗性”，揭示这种认知和表象如何发挥社会及文化作用？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与行动，蕴含了何种文化观念？具有了何种价值和意义？如何在流动、异质、多样的日常生活中把握“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后传承时代，作为传统之象征符号与社会工具的“民俗”跨媒介传递，以及资本化、意识形态化的再生产日益普遍，这些现象无法用“传统”加以定义，反而构成了我们身在其中的生活世界，其“民俗性”如何解释？目前的“伪民俗”“民俗主义”等分析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构：本质主义/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其实背后潜藏的话语依然是存在着一个未经变化的本真的“原生态”。笔者以为，与其纠结于这种二元对立，不如回到民俗的实践主体，探究在何种语境中，不同的实践主体传承民俗、跨媒介传递民俗、跨语境转换民俗的动机、需求与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民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生成了哪些新的意义？ 其实对于民俗跨媒介传递，以及资本化、意识形态化的再生产等等不同的民俗跨语境转换形式，并非只是现代社会才发生的事情。只是因为工业革命以来，过渡的、短暂的、偶然的、稍纵即逝的现代性体验，促使人们怀念、赞美、挽留、再转换那些稍纵即逝的东西，这些都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的怀旧”。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之所以怀旧，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人们冀望通过历史把握不确定的未来。问题是，那种面向未来的怀旧，是如何实现的？更进一步，在现代社会，群体或者个人是如何实现民俗的跨媒介传递和跨语境转换的？如果说作为动词的“传承”，是着眼于个人或者群体的言语交流、身体模仿而记忆、习得成为习惯，那么，循着这一思路，根据当代记忆理论，是否可以发掘民俗的跨媒介传递和跨语境转换的社会文化机制？ 笔者以为，传承、记忆与认同是民俗跨媒介传递和跨语境转换的社会文化机制。民俗的传承通过身体记忆以及仪式展演得以延续；记忆，特别是集体记忆，不仅是记忆过去，更是为了面向未来而凝聚共同体，记忆是共同体认同得以建构的基础；集体记忆，则更多地采用身体仪式与纪念仪式得以建构。记忆是连接传承与认同的中介。经过跨媒介传递和跨语境转换的民俗形式，其传递与转换机制具有选择性、建构性的特点。从这种转换生成机制的特点看，这些民俗形式与其说是新民俗、伪民俗或者民俗主义，不如说是一种具有“民俗性”的社会文化记忆。因为记忆就是借助历史，通过选择、遗忘，建构通往未来的道路。在当下中国，这种民俗记忆具有个体性、群体性、消费性、国族性等特点。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