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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杂吧地儿”是旧京土语，专指前门外那个三教九流汇聚而称作天桥的地方。从市场、市声、剧场、博物馆、地铁等不同空间观之，今日北京城的生机正在于其不断试图清理、消除的“杂吧地儿”属性和市井小民不断刷新的“杂吧地儿”之韧性。目前，以百老汇为模版，在天桥地界纷纷耸立的诸多豪奢建筑，并不仅仅是景观、剧场。它们在不停地强行嵌入、叠写天桥，又力求全方位覆盖以刷新。作为“老街”，杂吧地儿天桥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方法，至少是一缕永难泯灭的“念想”。将杂吧地儿视为一种方法，就有可能重新评估世界范围内类似地方与其所在城市之间的关系。古今中外，各色人等可能生存的杂吧地儿才是一个空间、一座伟大城市真正的生态和常态，是一座城市前行的动力与助力。 关键词：杂吧地儿；天桥；北京；老街；城市 作者简介：岳永逸，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引言：作为空间－地方的老街 在新农村建设、乡村城镇化过程之中，“社区营造”之理念也随之回流中国。在文化保护的问题上，强调空间、呼吁居民享有知情权甚或参与权的社区保护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正如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强调的那样，空间、人口和文化是一个社区的三个基本要素。无论有形还是无形，文化都不外在于人，而是与特定的人群捆绑一体，这个特定的人群又始终是生活在具有支配力的特定时空。换言之，民俗、非遗以及传统文化的社区保护，不仅是要关注似乎外在于人的文化，更要关注与人和特定时空——村庄或街巷胡同——一体的文化。因应时间维度的“遗产”，空间再次高调回归人们的视野。时空一体、人物互动互现、惯习与文化弥漫而个性独特、有内在逻辑、韧性十足的“场域”(field)、“地方”(place)重要莫名。 在此语境下，似乎逆现代性而动、指向过去和远方之“乡愁”的“故乡”“家乡”与“乡土”更加强调的是文化与人的土地性，是乡景、乡邻、乡音、乡情、乡韵的五合一。与此不同，浓缩、凝聚“城愁”的大城小镇之“老街”，守望的则是街坊可以踟蹰而行、游湖浪荡、气定神闲的“慢”城古韵。究竟何为老街? 作为一个场域与地方，老街是居住者创造、拥有、享用与消费过的一种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是人情味、生活气息浓厚，让人心暖的某座城市的标志性存在。对长短不一的居住者而言，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的挪移、空间的变形，老街会漫不经心地转型为一种情感性的存在，是印象也是愿景，是温馨也是感伤。对于短暂置身其中的游客抑或过客而言，老街有着让其过目不忘、念念不忘的魅力。对于不一定身临其境的他者而言，通过不同媒介获得了老街的相关信息之后，老街就成为其心向往之的所在。进而，通过老街，一座城市在远方的他者那里也有了别具一格的意义。 无论是作为具体时空还是一缕情思，家长里短、人情世故等浓厚的生活气息都与“老街”唇齿相依，如影随形。在人们的记忆或愿景之中，老街是发小放心打闹追逐，街坊邻居互帮互助，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不疾不徐的货郎定点定时游走的地方。它留存并显现在个体的感官感觉世界中。如同乡愁一样，作为“城愁”的核心，温馨、慢节奏与人情是指向过去抑或理想的老街的基本组成部分。换言之，老街首先是人们能够存身生活，具有安全感，回想起时会产生幸福感，至少是让人“念想”的地方。对于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而言，老街所指向的空间和在该空间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本身既是群体心性、社会事实，也是一种理想型的人生图景与文化形态。 简言之，在人与之或长或短互动的架构关系中，老街如“家”，同时兼具地方(place)的安全与稳定和空间(space)的敞阔与自由。 然而，当人们在念想、叙说老街时，理想型的老街并不一定就是指向过去。反之，它完全可能是针对当下的一种批判性的存在，是观察、理解当下世界的一种认知论与方法论。尤其是在新近自上而下、强力规划的对老街“历史文化街区化”的治理过程中，老街原有的居民——原住民/坐地户——基本处于缺位的状态。他者强调、看重并试图在此留住、堆砌的不少文化符号，成为支配居民挪移(拆迁抑或腾退)的工具。“老街”始终秉持的人情和以人为本，反而在街区化的实践中成为拦路虎。在乡野，与都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同步的则是“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或变脸的“生态博物馆(ecomuseum)”。 正是这种“老街—城愁”的长期存在，随着近代以来北京的巨大转型，在日新月异且不知明日是何番风景的快速巨变中，北京城本身也有了浓厚的“老街”意味，被人反复以不同的方式叙写。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萧乾的《北京城杂忆》、王世襄的《忆往说趣》、北岛的《城门开》、维一的《我在故宫看大门》和刘心武的《钟鼓楼》等文学创作，都是如此。同样，王军对大历史之下大北京宿命的幽思，季剑青对厚重民国北京不同文类的辨析，杨青青对当下北京胡同空心化日常生活的民族志细描，谢一谊对近些年来十里河和潘家园两个新生市场民俗艺术“市场化乡愁”的洞察，莫不如是。这些不同文类背后都有着对作为“老街”之北京——理想化北京——的眷恋与深情厚谊，有着研究者对北京挥之不去的其乐融融的乌托邦梦想。 与此同时，在北京城上演的的个体生命史，以及将之视为“真实”的大小口述史，同样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北京作为千年帝都终结的语境下，罗信耀就撰写了传记色彩浓厚的《吴氏经历：一个北京人的生命周期》，试图通过个人的生命史来展现被终结的帝都之日常。异曲同工的是，七十多年后，面对北京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华丽转身，关庚同样试图通过其家族三代人的“流年留影”，再现二十世纪北京的风俗、人物、自然景观和人文建筑的诸多变迁，图文并茂地记述着他自己的“老街”北京。 或直接或间接，或感性或理性，这些叙写回望、回味的都是似乎一去不复返的北京。在一定意义上，将“旧”京与“新”京对立了起来，至少，旧京成为新京的参照，新京有着无处不在的旧京阴影。其实，无论有多少帝王将相、皇族贵胄、文人雅士、名伶俳优、大德高僧在此风流、点染，因农耕文明而生的“流体”北京始终都有着浓厚的乡土性、杂吧性，抑或说杂合性。由于国际化的追求，这种乡土性、杂吧性可能在城市外在景观上不停地退缩，可在理念、气韵上却难以挥之即去，反而甚至变形为现代性的诸多面孔，散布新京的大小角落。在相当意义上，无论是一度的放以及倡导，还是当下的收与治理，城中村以及私搭乱建就是杂吧性以现代性的名义，在官民合力之下的强势回归。跨越边界的“浙江村”、群众演员扎堆的杨宋镇、拾荒部落占据的六环外的冷水村等等，作为近四十年来突飞猛进且不容置疑的现代性、全球化支配下的这些北京城内外“飞来峰”般的城中村或城郊村，很快也就成为兼具乡愁与城愁的另一种“老街”。 如今，哈尔滨的道外，上海的城隍庙、田子坊，南京的夫子庙，开封的相国寺，成都的宽窄巷子，西安的湘子庙、骡马市等，都是海内外知名度很高的“老街”。在北京，当进入这个巨大城市的内部，让人们念念不忘的老街更是多多。地处内城的东安市场、西安市场、荷花市场，前门外的大栅栏、天桥，等等。毫无疑问，在这众多被人念想的老街中，被老北京人惯称为“杂吧地儿”的天桥，更是别具一格，五味杂陈。 老天桥，它没有黄发垂髫的怡然自得，却有“体面人”对之的鄙夷，有下等阶层的生计无着、平地抠饼、等米下锅的艰辛，有假货、旧货，有下处、鸡毛小店，有乞丐、缝穷妇，有光膀子的耍把式卖艺，等等。人生的悲剧反串为喜剧的黑色幽默、冷笑话，在老天桥随处可见、日日上演。尽管如此，杂吧地儿天桥却让人念想，甚至魂牵梦绕，以致一个多世纪来始终在不停地被叠写、刷新，如奇幻而瞬间即逝的沙画。 遗憾的是，经过不停的刷新，如今朝夕在天桥这个空间存身的人及其生活不再是文化，更不要说杂吧地儿天桥曾经具有的北京市井文化、“东方的文化和中国人民杰出的智慧”的典型性和象征性。尤为关键的是，如同被节育的人体，天桥这块多年被誉为“民间艺术摇篮”的沃土、母体，不再具有生产文化、艺术的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