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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铁 在西方，地铁早已经是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这对于一直奋起直追，在物质、技术层面师法西方的中国而言，地铁也就成为一个拿得出台面的现代性国际大都市的标配。借北京奥运会的春风，北京的地铁，日新月异，成几何级数的增长。方便人们出行，以任何一个点为中心，方圆数百米就有地铁站的地铁网，成为大力宣传的“新北京”、地下北京的蓝图。这一振奋人心的地下北京之伟大工程的稳步推进，将谢阁兰(Victor Segalen)想象中的勒内·莱斯出入北京内外城的秘密通道，变为了事实，也是对谢阁兰这个西方人对有层层叠叠城墙阻隔而内外城交通不便的旧京嘲讽的嘲讽。 继续在延伸和加密的地铁强力地改变着、刷新着北京人——在北京谋生者——的日常面孔。 然而，虽然如蛛网的地铁已经形成，但北京的交通状况并未得到根本的缓解。上下班的拥堵继续是常态。与此同时，“廉价”乘坐地铁的人们，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把地铁变成自己的。在乘坐未分段计价而是均价三元的数年，为了降低成本，在物流员、快递小哥、聪明的小商小贩中，通常有人常住地铁，将大小包裹、货物从一个出口/进口安然地送到另一个进口/出口。在相当意义上，这延续了当年在老天桥讨生活的人的生存智慧与策略，是一种有效地对地铁之高效、优质的利用与合法占有，使现代化的地铁猛然间有了杂吧地儿的属性。 当然，管理经营者是不会允许这种现象长时间存在的。他们会精心而又迅速地塞堵住每一个“非法”占有——占小便宜——的动作。以分段限时计费的方式，对地铁化公为私的“小农”式占有很快消散。不久之后，一小簇人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将地铁占为己有。这种方式迥然有别于小农或小市民经济学的精明算计，而是都市化的、文明的，被视为是与现代性、国际性大都市相匹配。在上下班摩肩接踵的高峰期，当百分之九十九的乘客都忙着拨弄手机、划拉屏幕时，地铁上出现了稀稀拉拉的读书人。 在那样拥挤的地铁，这些陆续现身、专注读书的人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正如拍摄者朱利伟所做的那样：不做个有心人，不坚持不懈地努力去扫描，这些必然会跟与勤奋、品味、高雅、心静捆绑一处的身影，擦肩而过。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地铁上稀有的读书人，与手机控的低头族、拇指族、游戏族、追星追剧族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作为当下北京城的稀有物类，因为朱利伟持之以恒拍摄和记述的集中呈现，很快被大小媒体高调宣扬、提倡的地铁读书人如一道划空而来的光。这道光让读书人自己，也让管理经营者，更让地下北京、现代北京、蛛网般的地铁北京风情万种，风光无限! 在伦敦、东京、香港、台北、巴黎，地铁、火车上读书是相当一部分人的日常，因此没有舆论媒体大幅度的报道，也没有大惊小怪的热议。物以稀为贵!在2018年盛夏的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必然会成为一个“美丽北京”的代名词。毫无疑问，真正在地铁上习惯性读书、到现在都少有发声的行动主体被客体化、对象化其实是非常无辜的。但是，对于对他们一厢情愿、一往情深的旁观者而言，他们无疑被同时赋予了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意涵：乡下人的厚道、勤奋与坚韧；城里人的典雅、个性与洒脱。然而，无论旁观者、颂扬者将多少美德添加在这些确实值得尊敬与可圈可点的身影上，或是偏向于其中的哪一种美德，他们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些读书人以自己的方式宣誓着对之或长或短存身的地铁空间的占有。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得不如此，也只能如此! 无论地上与地下，北京是拥挤的。对包括乘客在内，管理经营者批评并巧妙遏制的占小便宜的地铁运货者、媒体热议并张扬的地铁读书人，两者与飞驰的地铁这一空间之间的关系并无本质的不同：占有!用他们自己理解也可能的方式占有和使用。毫无疑问，在蓝天白云下，无论是开着卡迪拉克，还是肩挑背驮，如果一个商贩能在同样的单位时空获得他梦寐以求的利润，他应该不会终日如夜行者潜伏地铁不出。同样，如果一个人不需往返奔波数小时的劳累，而是“当下”拥有一张窗明几净的书案，他也断然不会日复一日地在地铁上读书“充电”，成为被他人“加持”抑或“扶贫”的客体。 连同永远清理不尽的“乞讨者”，地铁上的这些少数与绝大多数手机控一道，共同形塑着地铁、地下北京和今日北京的“杂吧地儿”属性。 六、结语：杂吧地儿 “杂吧地儿”是旧京土语。它多年都专指前门外那个叫作天桥的地方。旧京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容许老天桥这样的地方发生、发展，从而开放式地为各色人等提供生存的契机，为参差不齐的芸芸众生提供表达自己、完成自己的可能，不论是轰轰烈烈、红红火火，还是凄惨悲壮、不值一哂。如果注意到晚清时期散布在大栅栏一带的“堂子”和参与、混迹其中各色人等的交互感染性，即长期被遮蔽的大栅栏的复杂性、杂合性，那么今天这个被高调宣扬和保护的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实则也是一块与老天桥一样的杂吧地儿。千百年来，无论是作为一个空间还是一个地方，北京实则就是这些大大小小、有名无名、有形无形、若即若离或亲密无间的杂吧地儿拼凑、粘连、组合而成。这些杂吧地儿，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浸染、涵盖，互相物化的同时也互为主体，如同一个巨大的不停旋转、翻飞的彩色拼盘。因此，无论作为一个具体时空，还是作为一个思维符号、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说杂吧地儿天桥更能代表北京并不为过。何况，正如这里所言的蛛网地铁，北京的生机正在于其不断试图清理、消除的“杂吧地儿”属性和市井小民不断在刷新的“杂吧地儿”之韧性。 2014年11月，在广安门外国家话剧院上演的过士行编导的话剧《暴风雪》，惟妙惟肖地在室内借漫天飞舞的雪花布景，上演着人性的杂合性和雪地这个场域的杂吧性，催人泪下。同样，无论是金宇澄的原著长篇小说《繁花》，还是2018年6月在天桥艺术中心连续三天上演的马俊丰导演的话剧《繁花》，都在事无巨细地表达着一个时代、一座由大小异质空间组成的大城市、一群身不由己的“草民”的杂吧性。悖谬的是，艺术家及其艺术竭力再现、尽力表演的这种指向不完美的杂吧性、复杂性——一座城市的真实生态、人性的普遍性——只能锁闭在敞阔而封闭的舞台上，只能印刷在纸张上。在现实生活中，力求完美的“现代化”城市追求的是单一、偏执的高贵与典雅，允许病态的、不乏畸形的美，却拒绝、封堵美丽动人的丑。 在精神世界始终有一席之地的杂吧地儿，不是被政治医学化的“毒瘤”，不是被殖民化的“耻部”，也非拥有话语权、表达权，尤其是支配权的精英一本正经艺术化、娱乐化的“丑”。正如东区(East End)之于伦敦、科纳维尔之于波士顿、凯镇(Catonsville)之于巴尔的摩甚至整个美国、老城广场之于布拉格、浅草之于东京，古今中外，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与动力，杂吧地儿才是一个空间、一座伟大城市真正的生态和常态，是一座城市前进的推进器。不仅如此，如果一座城市没有杂吧地儿，人们也会刻意制造出来，然后消灭，再生产，再消灭······如此循环往复，无穷匮也。 无论有多强大的权力，多尖锐的技术，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是，都是他自己空间的王。每个人都有生存下去的权利与本能。他必然会以自己习惯的方式抑或觉得舒服的方式表达自己、表现自己。以现代化为标准的均质化、标准化、格式化美学为基调的城市，仅仅是一种梦想，甚或说“异托邦”(heterotopias)。在此种意义上，北京也终将永远是一块大写的蕴藏着矛盾、生机和多种可能的“杂吧地儿”。 其实，包容且给更多人提供生存的空间以及可能的“杂吧地儿”，是传统中国城市甚至国都固有的底色。《世说新语》“规箴”第十三则记载了这样的故事：东晋元帝时，住在小集市的廷尉张闿，私自修建了里巷的总门，早晚开关，这给同居一地的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在知晓之后，同时也迫于世交贺循的面子，张闿拆除了总门。与张闿利用特权而终知悔改的“私搭乱建”、小里小气不同，治世之能臣的谢安则有着民为贵的大格局，并赋予了京都以人本主义。《世说新语》“政事”第二十三则云：“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若不容此辈，何以为京都?’” 一千七百年前，谢安这句“若不容此辈，何以为京都?”的反问，道出了传统士大夫对于自己拥有主宰权的城市和黎民百姓生命二者之间必须妥协的结构性也是制度性的关系。作为一种空间的城市，首先是让各色人等有可能生存下去甚至自由生活的地方。这一洞见和顶层设计，实乃中国文化对世界城市的伟大贡献。 毫无疑问，在将杂吧地儿视为一种方法(论)时，上述论断难免会有“情人眼中出西施”或一叶障目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嫌疑。好在基于当下瞬间胜利性抑或灾难性的抉择，不可重复之“地方”的特质已经悄然改变。因为无论场域还是地方，其托身的空间都是“那个让生灵被迫互相遥远地生活的东西”。个体抑或说小我点染、占有的内在化城市从未退场。 蓦然回首，向来萧瑟。天桥是天桥，又不是天桥；北京是北京，又不是北京。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编辑说明：本文选自《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因篇幅所限，该文在编辑时省略了注释等内容，具体请参看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