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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 鉴于一战后到中国的日本游客日渐增多，与鲁迅、周作人都交好的日本人丸山昏迷为其同胞编写的“指南书”《北京》，在1921年出版。虽然篇幅不长，甚至仅仅是一个词条，此前不大被注意的“天桥”，以“天桥市场”之名在这本颇受欢迎的导览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原文如下：“天桥市场位于前门大街南端，天坛以北，日本人都知道琉璃厂的古董店很多，而天桥市场除北京当地人之外知道的人不多。这个市场都是露天经营，古董、日用品、寝具、服装类等物品廉价出售是这里的特征，在这里往往可以发现珍奇物品。这类露天经营的景象是中日风俗研究的一个特色。” 丸山的写作、介绍，开启了日本人对天桥的关注，也是日本人对北京进行文学想象进而欲实现其文化殖民的一个转折点。正如丸山不长的文字点明的那样，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城市中的露天经营既是一种社会现实，也是一种历史记忆，更是一道东方本土主义的人文地景，是中日共有的“风俗”。因为有着东京浅草的参照，明治维新后多少有着“亚洲救世主”情结的日本文人关于天桥的写作，很快经历了将天桥和浅草类比，强调其平民性，到污名、抹黑天桥的质变。这个看似是被文化殖民主义逻辑支配而将天桥定义为“文明的‘耻部’”，并非全然是王升远强调的在东方主义射程之内殖民逻辑的“双重战胜”。 正如王升远意识到的那样，日本文人无论是否到过天桥，其写作大抵是以张次溪的天桥书写，尤其是《天桥一览》为向导、为底色。在那时北京城的现实地景中，天桥的脏、穷、乱、俗甚至“邪”“贱”，确实是其一种真实的状态。不仅仅是诸如张次溪这样有心文人的写作，民国以来，政府主导下对天桥一带香厂“模范市区”的规划、建设，城南游艺园、新世界等大型前卫的购物、休闲、娱乐中心入主天桥，模范厕所的修建和北平城女招待在天桥一带饭馆的率先出现等，都是试图改变天桥作为“贫民窟”“红灯区”，尤其是“杂吧地儿”的行政努力和文化试验。1950年代初期，地处天桥的龙须沟换颜的成功，对天桥一带八大胡同、四霸天、会道门的清理，都是新北京、新社会、新中国建设卓有成效的标志性成果。包括老舍殚精竭虑的话剧《龙须沟》在内，这些标志性成果实际上延续与强化的是本土精英对可以反复试验、不停刷新而成本相对低廉的杂吧地儿天桥的基本定位。换言之，对本土高度认同西方文明标准并力求奋起直追的精英而言，人欲横流的旧京“下半身”——杂吧地儿天桥，一直都是传统的“耻部”，是不同时期精英都试图割舍的阑尾。 有些不同的是，民国北京对天桥的“平民”定位，多少延续了北京城这个肌体内在的演进、生长逻辑，顺应了既有的“城脉”。因为既有的权力格局、交通条件，清末以来的天桥是穷人、落魄者扎堆的地方。吃喝拉撒睡玩、满足人最低生存需求的物什，在尔虞我诈、真假参半、欺行霸市、弱肉强食与江湖义气、相互砥砺、抱团取暖、互帮互助中应有尽有。穷人可以短暂地游荡到大栅栏、东单西单甚或紫禁城，但他们明白自己的归宿在天桥。作为北平这个大市场的一端，天桥以最低成本养活着与之相依为命的一群群市井小民。蹦蹦戏、估衣、大力丸、瞪眼儿食、骂街的、乞讨的、耍把式卖艺的、鸡毛小店、倒卧儿等，使天桥如一张五彩斑斓、熙熙攘攘还叮当作响的风中拼盘。 打破城墙区隔的城与乡，在北京城艰难而曲折的“现代化”演进历程中，天桥犹如京城具有强大吞吐能力的胃抑或储存物品的小阁楼、循环再生的垃圾回收站。无论将之比附为胃、阁楼还是垃圾回收站，“开放”而敞阔的市场始终是天桥的底色。哪怕买卖不一定公平，还有欺行霸市、规范与越轨等常态，作为市场的天桥却为各色人等，尤其是边缘群体之生计，提供了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仅仅昙花一现，甚至是海市蜃楼。 改革开放后，迎合众多健在的中老年平民的“天桥”情结，天桥市场的营业，天桥乐茶园率先的股份制运营，天桥乃民间艺术摇篮之命名，重建老天桥此起彼伏的呼声等，都有将天桥老街化、文化化、符号化进而资本化的诉求。显然，观演一体、任心随性、舒展欲望、夸饰下半身，时时洋溢着末世狂欢之歇斯底里的天桥与规范化、绅士化、西方化也即文明化之都市化的主潮背道而驰。即使想保留一丝丝杂吧地儿老天桥的气息，也只能远离中心，到位居地理意义上的城市边缘。对于孕育了老街坊念念不忘的天桥文化、天桥特质的都市空间杂吧地儿天桥而言，已经处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它，只能东单西单化、大栅栏化，必须要浅草化，要穿西装打领带，进而要百老汇化。“耻部”的残酷美学与穷乐活的贫民性、阿Q胜利法，只能也必须遮掩、驱离和阉割。这就出现了一种杂吧地儿天桥特有的、富含悖论的政治诗学——土得掉渣儿，洋得冒尖儿! 在天桥地界上重建天桥之不可能，促生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北京城三环沿线内外诸多“天桥”的出现。2000年，依托已经声名鹊起的东南三环潘家园旧货市场，欲再现“原汁原味”老天桥的“华声天桥民俗文化城”隆重开业。不但云集了各色旧货－古玩，相声、中幡、掼跤等与老天桥有关无关的艺人，也纷纷在此现身卖艺。2001年，厂甸庙会重开后，老天桥的表演成为每届庙会组织者必然首先要邀请的对象。同样，地坛庙会、龙潭湖庙会等众多的庙会都争相以老天桥艺人的表演为特色。在北三环，目前已经基本被腾挪却存活了数十年的金五鑫批发市场，虽然没有强调老天桥这一文化符号，但五行八作、天南地北的各色人等、各色物品亦纷纷汇聚在此。这些都为不同阶层的人的生计、生活提供了可能。不断拓展的北京城，依然显现出其抚育众生的博大、厚道与慈祥。 二、市声 随着一座城市核心功能区的持续外扩，三环沿线原本有着杂吧地儿意味的大小“天桥”抑或说“类天桥”市场，也只能继续被远迁。这正如近四十年来扎堆的北京的哥的聚居地之撤退。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家住远郊区的的哥们在北京城的租住地从三环边挪移到四环边，再到五环边，直至很多的哥不辞劳苦地直接回远郊的家。然而，我们不必为核心区有形杂吧地儿的不断被改造、驱离和阉割焦虑。因为无论采取哪种手段，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同在、善恶并存、美丑混融的人之杂吧性抑或说主体性永远难以根除，无处不在。作为旧京“人力车夫”的延展，今日北京的哥虽然也是在消费肉身，但较其“骆驼祥子”等前辈，则明显豁达、开朗，有着更多、更强支配自己感官世界的能力、意愿。以主人翁的姿态和责任感，的哥乐观地建构着他们自己的感官北京，并同样曾在北京奥运会中与其他人众一道，扮演“形象大使”的角色。 堵在北京城任何一个高架桥或角落，的哥当然会对食物、空气、教育、医疗、月供(份儿钱)等高谈阔论，但也完全可能心安理得地沉醉在马三立、单田芳、田连元或他们喜欢的任何一位艺人以及节目主持人依托声音建构的传统性浓厚的“古典”世界中。妲己、东汉、三国、隋唐、包公、民国、袁世凯，······一切远去的东西，似乎一直萦绕在其身边。用着智能手机、吹着空调、嘻哈骂娘聊天侃大山的他们，对乘客眉飞色舞地说着“哪吒城”“四九城”的他们，似乎与以高架桥、高楼、拥堵为基本表征的今日北京关系不大，自得其乐地沉浸在其迷离的感官世界之中，流连忘返。 2001年香山红叶节期间，人们既能在香山脚下听到失明的乞讨者用大喇叭唱“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的高亢歌声；能听见卖锅摊贩的“单口”：“不省油不省盐，咱这锅就不收钱”；也能听到卖刀具小贩唾沫横飞地“吆喝”：“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大家看，大家买。切得多，就像北大清华的博士多，切得烂，好像美国在伊拉克扔炸弹······”同样，直到如今，密布京城的不少酒店，为了得到客人的青睐从而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不但要求服务员给客人端酒，还要求服务员定期创作以更新端酒词。这些充满才情和智慧、不时插科打诨又朗朗上口的吉祥话，见招拆招，眼到嘴到。其化腐朽为神奇的野气、地气与阿谀且不带脏字的缠斗，俨然当年在大街小巷游走、耍牛胯骨的数来宝的回归。诸如：“夕阳无限好，老人是块宝，给您端杯酒，祝您身体好!第一杯祝您万事吉祥，万事如意，万事多赚人民币；第二杯祝您好事成双，出门风光，钞票直往兜里装；第三杯，一杯金二杯银，三杯才喝出个聚宝盆。头发一边倒，钱财不会少；头发往前趴，事业顶呱呱；头发根根站，好运常相伴；头发两边分，喝酒一定深。戴眼镜学问高，喝酒肯定有绝招!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铁，喝出血。金杯银杯世界杯，不如一起干一杯。” 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有言：“不管我们是谁，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私密的博物馆······人的幸福本身就是阴影中的一束微光。”在今日豪奢的北京，这些古老帝都之市井常见的方式———大小不同空间的聆听、叫卖，让人亢奋的祝福抑或喃喃自语，携带着不同个体的隐秘、欲望，穿过耳膜，直渗心田。对感官世界的全方位包裹、抚慰，使在“快城”北京中奔波的芸芸众生有了丝丝喘息，有了巴什拉所言的“一束微光”。 拉图尔(Bruno Latour)强调，人与物之间不仅是互为主体的关系，二者还有着互为物体的本体关系。谢一谊对于效仿老天桥的潘家园和十里河两个“旧货”市场，尤其是对相对新生的“文玩核桃”的深度观察，就深受拉图尔认知论的影响。在其长时段的民族志研究中，谢一谊描述出了在快速国际化、都市化、资本化与市场化的当代北京，文玩核桃者等对旧京有着一定文化认同和怀旧的“类中产者”，也是“北京老大爷”哺育出的“类北京老大爷”——北京老大噎——的群像。在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今日北京，这些“北京老大噎”执着地建构出了指向旧京的感官世界。通过长期的揉搓、抚摸、聆听、赏玩、评说，人与核桃之间形成的一体感，似乎是有意抵抗“现代北京”的旧京象征与实践。换言之，对当下在京城生活的相当一批市民而言，如同数十年前的玩票、提笼架鸟、品茗听曲儿、玩鼻烟壶、斗蛐蛐、养鸽子、逛琉璃厂、上妙峰山等，在双手拥抱新北京带来的红利、便利，并力求改变自己经济收入、生活水准的同时，人们又不自觉地在对“物”的把玩、经营而与物互现、互感的过程之中，建构着现代北京的“传统性”，稀释、解构着新北京的“现代性”。 尽管大音渐稀，这种对传统性坚守的执着，在八角鼓子弟票房的勉力坚守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当然，相对文玩核桃者这些“北京老大噎”而言，强调自己子弟属性抑或身份的八角鼓票友们，有着其不言而喻的典雅属性，抑或他们格外珍视的皇族－旗人之正统性。这种对典雅“回旋式”的强调和追寻，也出现在始终热闹的相声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表现是似乎“现代”的由俗变雅而主动服务于政治的自我蜕变，近十多年来则是反向回归传统的“清门儿”之自我归类。同样，当京城一角的某个子弟票房可能正在演唱《大过会》时，因为非遗运动的助力，众声喧哗的金顶妙峰山不时也有了锣鼓的回响、笼幌的摆动，烧香磕头者络绎不绝。纠缠一处的“皇会”与非遗在金顶上下、四九城内外举案齐眉，相互唱和，一往而情深。 《大过会》唱演的是昔日京城诸多会档在妙峰山等“三山五顶”庙会时，前往行香走会而耍练各种技艺的情形，是多年传承的行香走会这一仪式化行为的音声呈现。因此，在流传过程中，子弟票房中传唱的《大过会》有着多个版本。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规范，这种绵延不绝的音声化呈现的“大过会”为改革开放后京城内外各会档的重整提供了相当的基础。换言之，在行为北京、景观北京，也即可视北京的身后，还存在着一个不绝如缕的可听的“音声北京”。当然，这个音声北京远远不只是近些年来反复被高调宣扬的街头巷尾的“吆喝”。音声北京始终与行为北京、景观北京互为表里。不仅如此，因为只需人体和空气就能产生、传播与传承而具有的不可摧毁性，无论是素朴的日常交际抑或审美的艺术表达，音声北京甚至能更多、更好地承载北京的记忆与屐痕，从而延续北京这座老旧帝都的香火。于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要了解、知悉一座城市，也就有了聆听、甚至“伏地”侧耳倾听的必要。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小而微的气息与声色，今日亮丽的物化北京、都市北京，或隐或现地延续着、弥漫着、飘荡着旧京的文脉，虽气若游丝，却袅袅不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