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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剧场 何以让“土得掉渣儿，洋得冒尖儿”不是一种悖论，而是有着可能? 将原本“平铺直叙”且参差错落、横七竖八、一点也不规整的胡同，修建成有22栋楼房、122个楼门的天桥小区显然是二十一世纪初一个标志性的“惠民”工程。因为这一工程，2000年前后福长街一带大小胡同的“贫民窟”风光荡然无存。通过建筑的毁容改观，传统意义上狭义的老天桥已经完全都市化、街区化。在外观上，天桥小区甚至比被很多建筑专家、规划设计师染指的菊儿胡同更加高大上，至少宏伟。这种改变使得央视拍摄与老天桥相关的专题片要取昔日街景时，除了从老的影像资料中剪辑、拼贴之外，只能扛着摄像机到永安路北侧尚未改造的留学路、大喇叭、赵锥子胡同一带取景。当然，就是这片待腾退的“棚户区”，依然有鲜花、绿叶，有在秋风中轻轻摇曳的鸟笼、饱满的葫芦，有声、光、影编织的情趣、惬意与梦幻，有老街、慢城的余荫，有着“下里巴人”的倔强。 对天桥小区社区的整改，人们没有忘记利用腾挪出来的空间，同步建造文化广场、修建大剧场、大厦。除原本附属于城南游艺园的四面钟重建在广场东端外，老天桥不同时期的撂地艺人如穷不怕朱少文、拉洋片的大金牙、曹麻子曹德魁、耍中幡的王小辫、掼跤的沈三、顶宝塔碗的程傻子、砸石头的常傻子、赛活驴等八位艺人，都以现代雕塑的方式固化在了这个存在多种可能性的露天“剧场”。作为一个没有关隘、四面敞视的“空的空间”，天桥文化广场多少延续了杂吧地儿天桥撂地卖艺的旧意，虽然没有人能在此摆摊设点、招揽生意。在这个专家称是、游客不时驻足的文化广场修建起的当时，昔日目睹过这些撂地艺人的老街坊们只是摇头叹息。包括这些“平地抠饼”的艺人在内，天桥各色人等生活的艰辛、恣睢、惨烈完全被荡涤得干干净净，只有被表现的唯美、轻松和雕塑的轻浮。然而，随着老街坊的凋零，这种后现代口味的现代艺术对前现代生计的揶揄、嘲弄，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现在和将来的他者的天桥之景。 对于雄心勃勃的管理经营者和想扬名立万的规划设计者而言，高楼林立的天桥小区和这个敞阔的广场，仍然无法与定调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城的大气、豪气与洋气相匹配。作为一个被定格在必须改造与改变的“老街”，不少青年学生也纷纷参与到对天桥规划设计的行列中来。天桥必须更加强有力地成为他者的。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支配的必然结果，是剥离原有的互现的主客体，并将客体工具化、符号化。大栅栏的改造与保护同样如此。然而，与将大栅栏定格为“精品商业街”并要打造成历史文化街区和北京城的金名片不同，原本就是穷人穷乐活的天桥的娱乐色彩被凸显了出来。天桥必须走出其露天撂地和低矮的小戏院子之“痼疾”与阴影，而成为“首都核心的演艺区”，成为想象中八方来朝，万国来贺，来演、来观的“世界的舞台”。 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百老汇成为新天桥理想的样板，急不可耐地要将天桥装扮成东方的百老汇。豪华的天桥剧场、天桥艺术中心、大厦迅速拔地而起，纷纷开门接客。国内外的音乐剧、歌剧、舞剧、话剧、儿童剧纷纷被邀请前来献艺。与国家大剧院一样，这里的门票是昂贵的。演戏唱戏的艺术家们是外来的，观众也基本是外来的。他们来演完就走，看完就走。全然没有过去杂吧地儿天桥演观一体、早不见晚见、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坊邻里之熟人关系。因为一纸昂贵且绝不向平民低头的门票，为之腾挪出空间的天桥“土著”，基本被冷漠地阻隔在了透明的玻璃门和大小的闸机之外。在天桥地界的大剧场，像一根强行嵌入老天桥这个原本生殖力强的肉身的巨大钉子，在将老天桥的平民性用现代都市的傲慢、繁丽、排场与洋气羞辱之后，彻底粉碎踏平，终止绝育。 让郭德纲红火、坐地升空的天桥乐茶园原本是老天桥具有标志性的小戏院子——天乐戏院。2005年前后，随着郭德纲的走红，天桥乐茶园很快成为“德云社”的主场。天桥乐茶园墙体上原本有的诸多老天桥艺人的图示，旋即大抵换成了郭德纲本人及其搭档的巨幅照片。天桥乐茶园也易名为德云社。在快速崛起的大剧场的俯视与逼视下，德云社巨大的牌匾特意涂染成了醒目的大红色。然而，在大剧场的伟岸面前，主要以传统色彩浓厚的“天桥相声”著称于世的“德云社”三个不小的红字，依旧土气、低矮、憋屈，有着强出头的猥琐。 更为关键的是，虽然是一朵“恶之花”，杂吧地儿天桥长期都有着文化自生的能力，犹如一只营养不良、瘦不拉几，却下蛋多多的老母鸡。至今，被称颂的人民艺术家如连阔如、侯宝林、马三立、新凤霞等，都有着杂吧地儿天桥的滋养、哺育。无论人们去不去天桥，说到北京的市井文化、平民文化，人们自然会想到无奇不有的老天桥。也因此，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老天桥才有了“民间艺术(家)摇篮”的钦赐牌匾。然而，大剧场入住的天桥，始终不断被改造的天桥，其自身却不再具备文化繁殖能力，俨然先天的不孕不育患者。 大剧场的建设与运营，至少在形式上，进而在舆论上给人以首都文化创新区、国际文化交流展示区的印象。然而，何以让天桥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示范区，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引领区，从而实现“接地气”“聚人气”的惠民目标依然是一个问题，是一道让人头痛的巨大难题! 与大剧场的建设配套，在北京城中轴线原有的位置，天桥那座曾经存在过的桥，作为景观被修建起来了。作为仅具展示意义的景观，桥下弄了一小池水的天桥，自然不能触碰通行。如果愿意，凭吊和追忆也只能按照树立在桥南侧的两通洁白的“御制”石碑之碑文有序进行。朱国良老人记忆中在桥头招兵的小白旗布景和招兵时“当兵吧，当兵吧，当兵吃馍呀”!的音声，遥远得如一个无法感知的神话，演绎、证实着缪勒(Max Müller)的“语言疾病说”，抑或是柳田国男曾感叹过的“不可捉摸的梦话”。 四、博物馆 天桥这座桥的复建，为当下“洋得冒尖儿”的今之天桥添加了一点“土”味。当然，这是带有“皇气”自上而下的土味。与此不同，遵循当下时髦的城市记忆之影视形象建构的常规套路，2018年建成开馆的“天桥印象博物馆”则是自下而上地为今之天桥增加土味。它借用电子技术，竭力将杂吧地儿天桥“土”味还原、活化。规划设计者们自己也知道，所谓的杂吧地儿天桥也只能以这种方式留些许香火了。因此，说是印象，但并不轻盈，反而厚重、沧桑，还不乏悲壮，也就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难言之隐。 正如印象博物馆宣传册页声明的那样，博物馆“以彰显与传承天桥地域优秀文化为核心，以天桥历史文化发展传承为线索，通过现代展陈手段和高科技互动项目，全面展示天桥地区的历史沿革、景观风貌及悠久的历史文脉”。自然而然，博物馆重点展示在今天看来与老天桥有关的各种重要人物、历史故事、文化遗存。展柜里既有张次溪的天桥著作，墙上也同时悬挂有邵飘萍、林白水、赛金花以及诸多当年撂地卖艺、小吃摊、估衣铺等街景旧照。博物馆展厅的空间分布体现了历史与现实并重的原则，分为了序厅、天子之桥、文化之桥、百姓之桥、复兴之桥五个板块。而且，按照总体规划与布局，人们还会在此配套开设天桥文化讲堂、老舍读书会、文创产品设计与研发、天桥艺人技艺表演、非遗互动体验、公共阅读空间及文化传播，以此实现服务市民的公益文化传播、天桥演艺区文化配套升级，以及创新公益博物馆与市场化文创品牌运营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理念都是完美的!然而，如同当下众多的博物馆一样，在经营实践上，尽管增添了不少参观者可以体验的互动环节，主动前来的参观者却不多。设计经营者故意在掩饰、混淆老街和博物馆之间的本质差别。老街是潜意识中让人生根的地方，感到那就是“家”之所在。而源生于对过去的崇拜的博物馆“只反映出一个思想习惯，与人把地方识觉为生根的、神圣的和不可亵渎的所在恰巧相反”，仅仅是一个被迁徙移植的物体的组合。这些物体可能珍贵、奇特，却完全撕裂了其原本有的我群与地方两位一体的情感意涵。换言之，陈列在博物馆中的孤零零的物之影像性大于确实性，而且还要使之有着教导性。这既难以感染作为他者的参观者，也使得“土著”对之有着天然的距离感、陌生感。 自然而然，在天桥印象博物馆门口坐了半天的我，目睹了不少问路的长者。他们更热衷于正在举办的书画展，丝毫没有进印象博物馆一游、一观的冲动。主要展现老天桥这个文化符号的博物馆，依然远离当下在京城过日子的人们。天桥印象博物馆之“印象”命名，未强调其展示一定是真实的，它仅仅是印象。这种印象既针对过去，也针对复兴的当下和不确定的未来。而天桥印象博物馆的选址“天桥艺术中心下沉广场”之“下沉”犹如老天桥现状的隐喻，浓缩着新、老天桥之间所有的恩怨情仇。 在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中，仍然没有“下沉”这个词。《说文解字》中，以“丅”之形出现的“下”与“丄/上”相对，指“底也”；“沉”的解释是：“陵上滈水也。谓陵上雨积停潦也。······一曰浊黕也。黑部曰。黕，滓垢也。”将《说文解字》中“下”与“沉”两字的注解合在一起，“下沉”的意思大抵是：底部沉积的滓垢，或沉积在底的滓垢。早已经频频出现在现代口语和书面语中的“下沉”与“上升”相对，指竖直向下的运动。对主要呈现杂吧地儿天桥的印象博物馆而言，无论是“下沉”的滓垢之古义还是向下之今义，明显都吻合作为事实或符号的老天桥的现状。 在定位为现代的、国际的、典雅的天桥艺术中心运营数年后，老天桥荣幸地在其地下分得呈现自我的空间，逼仄而阴暗，一如弃妇。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新型的天桥艺术中心原本是依托于老天桥而生的，至少在言语和空间层面如此。也即，杂吧地儿天桥是母体，天桥艺术中心是其次生物、衍生物，虽然基因明显突变。然而，通过层层专家论证、建筑规划师的设计、各种匠人技工的努力，最终以宏伟建筑景观呈现出来的二者之关系发生了反转：老天桥在下沉，只能在地下，终将成为过去，灰飞烟灭；由老天桥孵化出来的天桥艺术中心则阳光灿烂，必须在地上，并全方位覆盖、碾压老天桥；通过这种“弑父/母”式的建筑语言，天桥艺术中心高耸入云，拥抱蓝天白云。然而，在弑父之后，张扬的天桥艺术中心似乎并没有“西方”百老汇人流如潮的热闹、火红，于是它又不得不低头忏悔，凭吊其生身父母，在“下沉”的一角设置祭坛，重新认亲祭祖。显然，貌似孝顺的反哺其实是为了敲骨吸髓，自我壮大，即实现所谓化蛹为蝶的“配套升级”。这或者是新、老天桥凤凰涅槃的必由之路。 各色人等合力，以简洁而繁杂、直白而隐晦的建筑语言，在杂吧地儿天桥这个幕天席地的巨大舞台，成功地上演了一出今日北京版的悲喜剧“俄狄浦斯王”。当然，这出继续在演绎的悲喜剧之主角“俄狄浦斯王”——天桥艺术中心、天桥剧场这些大剧场——依然坚挺，并未放逐自己，也没有首先服务于当下在天桥地界生活的“土著”的情怀。洋得冒尖儿的它们，有更高远的梦想：拥抱世界、成为世界的王，成为效百老汇之颦的东施。 无论从哪个层面而言，与二十一世纪以来京城众多如雨后春笋般呈蓬勃之势的博物馆一样，天桥印象博物馆都是现代的，洋气的。它同样也有着所有博物馆的通病：按照某种标准抑或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将已经远离人们视域而僵死、垂死或者活态的东西装进大小的玻璃匣子，方方正正地贴在墙上，投影在屏幕上；在如此标准化、格式化、程式化和空洞化之后，又环绕、粉饰以各种镜头、灯光和闸口，将之珍宝化、神圣化与神秘化；对于所展示物品全无体认或潜意识认同的他者而言，设计的动手动脚的互动环节游戏化着原本有的生活，完全无法抵达人与物曾经有的互为主体、互为物体之循环再生的良性关系。这种困境，让对这几十年天桥演进熟悉而在博物馆临时充当解说员的义工深感苦恼。原本想展示的个性、特性、厚重，对多数没有探知欲的他者和没有朝圣者之虔诚的游客而言，没有社区居民深度参与的博物馆成为了双重的撒谎者。 骨子里就像殖民者对待被殖民者一样，这些高调宣称要保护老天桥文化的上位者，以自己熟练操演的“普通话”之普适性，常常任性地低估、蔑视“每个人特有的声音”。其真实目的，正是通过其所宣扬的学习、了解、尊重，进而保护的积极姿态，来服务、强化其已经有的优越地位、身份。自然而然，老天桥的民与俗都仅仅是其冰冷的、强制性的且必须教化改造的工作对象，而非能互相示好、致意、交心的情感对象。在服务于民的口号与策略下，老天桥也就一本正经地被具有支配权的上位者文化化、文明化、旅游化与产业化。在强制性地将老天桥当作商品、产品而生产(消耗)、变卖(吞噬)、消费(咀嚼)——一种隐晦的食人主义——的过程中，天桥大小的十字路口也就布满了各式各样通往“文化”的路标、箭头。虽然天桥被抽空、一无所有，表现得却是空对空、以空证空的应有尽有，完全与专制的“全景敞视结构”水乳交融、天衣无缝。 一种声音的博物馆所张扬的艺术与文化、历史与文物，正在全面地哺育着伪文艺“青年”。在此意义上，作为现代性的标配，新兴与新型的博物馆，同样有着在现代性历程中精英们始终试图摒弃的老天桥的杂吧性抑或说杂合性。换言之，巧妙也悄无声息吞噬人之灵魂、鉴别力的博物馆，同样在将人庸俗化、市侩化，以文化的名义将人变得没有文化，更不知文化为何物。如同人头攒动的图书大厦，不时拥挤的博物馆成为了今日北京一种时尚。对这种低俗却认真的文化消费主义与娱乐主义，张柠有一幅不留情面也痛心疾首的素描：“大厅的顶是玻璃的，四壁刻满了浮雕，一束强光从上面投射下来，那么高的穹顶，给人一种教堂一样庄严的感觉。环绕大厅四周的电梯载满了人，缓缓地上下移动。几千人集中在一起，人头攒动，像一个盛大的庙会。大家都默默无语，但这里并不寂静，众多急促的呼吸汇集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喧嚣声。大厅中央，人们一堆一堆地在那种宝塔一样的柱子周围，低头忙碌。那些柱子是由书籍码放起来的。在购书中心的“神殿”里，人们安静地围在那些书塔周围，默默地翻阅，有的嘴唇还微微翕动，仿佛在祷告似的。他们间或彼此交换一下眼神。然后，有人拿起其中的一本，留下钞票，欣喜地离开这个盛大的仪式，把位置让给等在身后的其他人，消失在嘈杂的人流中。行色匆匆的人们，离开购书中心，赶往下一个购物天堂，去参加另一类商品的消费仪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