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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良史”与“不隐” “不隐”既是“良史”书写历史的基本准则，也是“良史”应当具备的精神品格。它是中国史学“实录”与“信史”话语的思想源头，古人常以“直”、“正”、“公”等来表达这种精神品格。 在孔子那里，“不隐”是史家对历史书写原则的坚持，以及这种坚持所彰显的史家品格。秦汉史家提出的“良史”和“实录”的原则之中，“文直事核”[14]2738是一个基本要求。梁武帝给刘孝绰的敕令中有“有司直笔，良史执简，至公无私”[29]145之语，北周柳虬说“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30]681，明确提出了“直笔”和“至公”的概念。刘勰将董狐和南史氏不避强御的精神概括为“南董之志”，这种精神品格的特点则是“直”，即所谓“直归南董”。而要在历史书写中坚持这样的“直”，还必须“析理居正”，于是他提出了“素心”说：“析理居正，唯素心乎？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⑤[5]287刘勰强调的“正”乃是对“理”而言，人们在认识历史事实背后的“理”时，其心要“正”。所谓“正”，就是一方面要求认识者秉持“素心”，无有所偏，努力做到历史认识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要求历史认识合乎“正理”、“正义”，而“理”之“正”与“不正”恐怕主要以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准。所以，刘勰虽然明知“尊贤隐讳”有违“实录”，但还是宣称这是“尼父之圣旨”、“良史之直笔”，认为这种“书法”是“万代一准”。刘勰的思想，反映出了古代史学“书法”与“不隐”的内在矛盾。 唐人对于良史的“直”是有深刻认识的，并将“直书”作为“实录”的重要内涵。当时选择史官，“直”与“正”被视为史官的重要资质。唐高宗把“操履贞白”、“谠正有闻”[31]467作为选拔史官的标准，李延寿说“史官之立，其来已旧，执简记言，必资良直”[32]3344。这些要求的提出说明，唐人相信史官只有在精神品格上“谠正”、“良直”，才能担当修史大任，才能写出“信史”。刘知几一直宣称“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他在《史通》中专设《直书》篇，将“正直”视为“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16]381。正因为“实录之难遇”，他才对“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良史品格表示了极大的钦佩，所谓“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正是对这种良史气概的宣示。唐人赞赏孙盛的《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干宝的《晋纪》“直而能婉，咸称良史”[15]2148,2150，他们认为良史应当“词直”、“理正”。柳宗元也特别重视史家的“直道”。当韩愈说史官“不有人祸，则有天刑”[33]1921时，柳宗元则告诫韩愈“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认为史家应当坚守“直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34]279。这是对“不隐”精神的明确宣示。 宋人对“不隐”的理解更加偏重于义理，强调“义理之正”，主张“以史明道”。曾巩对“良史”提出了明、道、智、文四个要求，将“以史明道”放在了核心地位。他说：“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35]188,187。朱熹批评《左传》“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36]2149。在他看来，“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37]520。而要多识“精微义理”，宋人认为应当“以经法为史法”[38]245，而“《春秋》，万代之史宗也”[39]33。这就通过义理把《春秋》的“书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传统史学的义理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义理之正”成为“良史”的一个重要精神特征。 元人用“心术之正”、“是非之公”来解读“不隐”。元初修宋、辽、金三史，脱脱和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有过一段对话：“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曰：‘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学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且与僚属言：‘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惩劝!’由是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不齐，必反复辨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40]4186揭傒斯将史家的“心术”置于学问、文章、知史事之前，认为“心术为本”，史家只有保持“心术”纯正，才能做到“是非之公”，达成“作史之意”。揭傒斯的观点得到了后世史家的认同，其“心术”说不断被重申，成为史学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所以有人说揭傒斯的“心术”说孕育了章学诚的“史德”说，是中国古代史家品德认识的升华[41]。 胡应麟的“公心”说是对“心术”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他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二善”的关系是“直则公，公则直”，但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因为“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所以，他只能感叹：“甚矣，史之不易也”[22]128。他是从史学主体的内在自觉来阐释“公心”的，方孝孺则从史家职责和地位的角度提出了“大公之道”。他说：“史氏者，所以赏罚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于世”，“天子之身所为有当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夺而不以其公，后世何所取信？”[42]133-134在方孝孺看来，史氏之权柄虽然“不在天子下”，但这种地位的获得乃在于史氏能秉持“大公之道”，以其“公”进行褒贬予夺，故能“取信”于当时和后世。他是把“公”作为“信”的前提条件的。 章学诚的“史德”说从认识论的高度推进了对“不隐”的阐释。“史德”强调的是“著书者之心术”⑥。章学诚论“心术”，对“君子之心”比较在意，因为“所患乎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而史家的品性若“未底于粹”，所著之史就可能成为“秽史”、“谤书”，“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就此而言，“君子之心”乃是“心术”的重要内涵，而“君子之心”必然包含了对“名教”的坚持。不过，仅有对“名教”的坚持还不足以成为“良史”，“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天是外在的客观存在，“尽其天”就是要求史家尽显历史的“天然”，“不益以人”就是要避免“未底于粹”的史家因个人性情而“出入予夺”，有违“信史”之道。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实际上就是要求认识主体的历史认识要与认识客体一致，获得客观的历史知识。这就超越了“名教”，对“良史”的历史认识能力和方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具备这样的“心术”与“史德”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心术贵于养”，通过“养”，使得“气平情正”[26]219-221，使得史家的“君子之心”臻于精粹，自然可得“良史”与“信史”。 我们可以看出，由“素心”、“义理”而“心术”、“公心”符合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对“义理之正”和“心术之正”的重视，说明史家对“良史不隐”精神的理解越来越趋向于史学主体自觉意识的觉醒。当然，这种自觉带有比较明显的道德论色彩。章学诚的“史德”说将古代史家关于“良史”的思考推进到了认识论层面，使“书法不隐”传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