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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秦汉”往往连说，与“汉承秦制”有关。就秦汉政制对后世的影响，政论家与史论家有对于“秦汉之典”与“秦汉之规摹”的分析。而“秦汉之所赐”，即秦汉历史创造对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有学者以为“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之，而汉承之”。鲁迅言秦汉时代精神所谓“豁达闳大之风”，所谓“气魄深沈雄大”，均切实准确。所谓“闳大”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秦汉时期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表述。而进取意识、务实态度、开放胸怀，也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基本风格。历代史家对于秦汉历史地位之重要，均曾予以重视。当前的秦汉史研究，在具体的历史细节说明之外，对历史大趋势的走向应予认真考察。在对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具体问题更细致地研究之外，就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民族动态、文化格局等宏观问题，也应当进行认真地探索和说明。 关键词：秦汉；汉承秦制；秦汉之典；大一统；时代精神 中国历史经过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阶段漫长的进步历程，进入到秦汉时期。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统一至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是秦王朝和汉王朝统治的历史阶段。在西汉和东汉之间，又有王莽新朝的短暂统治。在这441年的历史阶段内，中国文明的构成形式和创造内容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秦汉人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主要舞台，进行了生动活跃的历史表演，同时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突出的进步。 秦汉时期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累，在中国历史上呈示出耀眼的辉煌。当时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式，也给中国此后2 000年来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一、政论家和史论家并说“秦汉”的习惯 西汉初期，可能人们已经习惯“秦”“汉”连说，将“秦汉”看作一个历史时期。如《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冯唐列传》：“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1]2751事在张释之“为廷尉”的汉文帝三年（前177年）之前①《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孝文三年）中郎将张释之为廷尉。”（参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65页。）《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冯唐列传》：“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拜释之为谒者仆射。”“上拜释之为公交车令。”“……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其后拜释之为廷尉。”（参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 751页、第2 753页。）可知“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事不确。以《汉书》“（孝文三年）中郎将张释之为廷尉”推知，“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必然在公元前177年之前。，当时距刘邦建国不过29年，距“汉并天下”不过25年。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总结《太史公书》的写作，开头就写道：“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1]3319所谓“略推三代，录秦汉”，应体现汉武帝时代普遍的历史意识与语言风格。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记录“王莽时”事。[2]1696而《汉书》卷三六《刘向传》：“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又：“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2]1650，1660《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其言秦汉，详矣。”[2]2737《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2]2998《汉书》卷九一《货殖传》：“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2]3686《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矣。”[2]3833则已是《汉书》著者口吻。 “秦汉”连说语言习惯的形成，很可能与秦汉制度的连续关系有关。这一政治史、法制史现象，史家总结为“汉承秦制”。《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2]4207班固所谓“汉家承秦之制”，应当就是后来人们平素常用的“汉承秦制”之说的完整的经典话语。“汉承秦制”这种明朗的简洁表述，屡见于记述东汉史的文献。《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记载班彪对隗嚣分析比较战国与当时形势，说道：“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埶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①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汉承秦制改立郡县’，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改’当依《前书》作‘并’，既承秦制，则非汉所改也。”参见班固《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 323页、第1 352页。又如《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补引《魏书》记载有司奏言回顾“讲武”制度：“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②《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补引《魏书》：“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亲耕藉田。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习，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也。’”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 123页。又《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页。《续汉书·舆服志上》说乘舆等级：“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③《续汉书·舆服志上》：“天子玉路，以玉为饰，钖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龙，象天明也。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诸侯大路。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 643页。《续汉书·舆服志下》言佩玉制度：“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印佩刀之饰。”④《续汉书·舆服志上》说乘舆等级：“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续汉书·舆服志下》言佩玉制度：“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韨，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韨，所以执事，礼之共也。故礼有其度，威仪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韨非兵旗，于是解去韨佩，留其系璲，以为章表。故《诗》曰‘鞙鞙佩璲’，此之谓也。韨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印佩刀之饰。”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 671-3672页。所谓“汉承秦制”，后世为史家习用。⑤如《晋书》卷三〇《刑法志》：“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参见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22页。《宋书》卷一八《礼乐志五》：“汉承秦制，冠有十三种，魏、晋以来，不尽施用。”参见沈约 近世史学言“汉承秦制”，或强调西汉前期与中期与秦的历史一致性。瞿兑之写道：“通而论之，由秦始皇以至汉宣帝，总为第一期，其治体倾向，大都相似，乃撷取儒法两家所长以成一统之规。”[3]327何兹全说：“由刘邦和他的集团所建立起来的汉帝国，基本上可以说是秦帝国的延续。”他也是将汉初情形与秦比较：“不同的是：汉帝国没有像秦帝国那样彻底的废除封国制度，而是采取和分权势力妥协的政策，在统一帝国内，部分的恢复了封国制。另外，汉帝国的统治者起自民间，参加过秦末的农民大起义，知道人民力量的强大，因之对人民采取了让步的减轻压迫、减轻剥削的政策。”[4]145-146田昌五、安作璋的表述是这样的：“汉初除分封诸侯王与秦有别外，不过是由一批新的军事封君地主的统治代替秦朝的官僚勋贵和军功地主而已。如此说来，秦汉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呢？曰：差别还是有的。秦法令繁苛，汉初逐步予以剔除；秦赋役繁重，汉初有所减轻；秦朝的征戍和兴作在汉初就更少见了。加以不复授田、土地私有、农民的处境大有改善，他们已是真正的自耕农民了。因此就出现了‘汉兴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民人给家足’的景象。”[5]7其实，关于汉初政权构成与秦王朝的区别，赵翼论“汉初布 《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4页。《魏书》卷一〇八之四《礼乐志四》：“始皇作金根之车，汉承秦制，御为乘舆。”参见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 814页。《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三》：“按《周礼·大宗伯》曰：‘郁人，下士二人，赞祼事。’汉承秦制，无郁人之职，故使近臣为之。魏、晋至今，因而不改。”参见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96页。《明史》卷六五《舆服志一》：“汉承秦制，御金根为乘舆。”参见《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 597页。衣将相之局”已经有所分析。①赵翼分析“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指出刘邦功臣多出身平民，“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战国时已有“徒步而为相”，“白身而为将”者，“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借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以为“天意已另换新局”。参见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37页。 二、秦汉政制继承：“秦汉之典”与“秦汉之规摹” 秦汉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礼仪制度、文化制度对后世的长久影响为史家所肯定。如《晋书》卷二四《陆机传》记载，陆机著《五等论》，其中写道：“夫体国经野，先王所慎，创制垂基，思隆后叶。然而经略不同，长世异术。五等之制，始于黄唐，郡县之治，创于秦汉，得失成败，备在典谟，是以其详可得而言。”陆机以为“圣王经国，义在封建”，《五等论》“采其远指”，批评“亡秦”“弃道任术”以致“速亡趋乱”，“颠沛之衅，实由孤立”，而“汉矫秦枉”，“过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逮至中叶，忌其失节，割削宗子，有名无实，天下旷然，复袭亡秦之轨矣”，“光武中兴，纂隆皇统，而由遵覆车之遗辙，养丧家之宿疾”。他说：“前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然则八代之制，几可以一理贯；秦汉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6]1475-1479陆机倾向“封建”，批评“郡县之治”，然而也承认“秦汉之典”其实已经实现了“垂后”的影响。 陆机说“郡县之治，创于秦汉”，《周书》卷一三《文闵明武宣诸子传》所谓“郡县之设，始于秦汉之后”[7]209，《北史》卷一二《恭帝纪》所谓“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②参见《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75页。又见《隋书》卷四《炀帝杨广纪下》：“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中华书局1973年版， 第95页。，都指出了秦汉郡县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旧唐书》又有“循秦、汉之规”[8]804，“因秦、汉之制”的说法，后世或言“依秦汉之制”③参见杜佑撰《通典》卷六三《礼二十三·嘉八·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6页；郑樵撰《通志》卷四七《器服略第一·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14页。，“摹秦汉之规”[9]，也都指出了秦汉制度对后世的长久影响。 自秦开始的专制政体的深刻的历史作用，也为人们所重视。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说：“（法家）以编订‘法律’为务，并认为自己主要的责任是以封建官僚国家来代替封建体制。他们倡导的极权主义颇近于法西斯，正如我们在前面〔第六章（b）〕已经提到的，后来当秦朝因做得过头而为汉朝所取代时，法家遭到了失败。”[10]1谭嗣同《仁学》写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11]这些持批判态度的评价，也指出了秦创建而为汉王朝所继承的制度的久远影响。 三、一统：“秦汉之所赐” 瞿兑之就“统一”“一统”政治格局的创立评价秦汉的地位：“六国不能统一之业，而秦卒能成之者，秦之处心积虑，自强而力征。其政策相传，绵延不懈，而前后一致，非诸国所能及也。”“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之，而汉承之，虽遇乱世，终犹心焉一统，人人皆拭目翘足以为庶几复见太平。二千年来如一日，此又秦汉之所赐也。”[12]318，327吕思勉则就“民族关系”言秦汉历史特征：“战国之世，我与骑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后则不然矣。秦、汉之世，盖我恃役物之力之优，以战胜异族，自晋以后，则因社会之病状日深，而转为异族所征服者也。故曰：以民族关系论，汉、晋之间，亦为史事一大界也。”[13]4 田昌五、安作璋指出：“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奠基的时代，后代的许多社会制度都渊源于秦汉，特别是秦到西汉时期。因此，秦汉史历来都是学者所重视和研究的领域。新中国建立以后，史学界讨论的五个重大历史问题，即：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四个涉及到秦汉时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战国秦汉时期。由此可见秦汉史受重视的程度。所以，在以往的断代史研究中，秦汉史的文章和论著也是比较多的。”[6]1 林剑鸣《秦汉史》第一章《绪论》第一节讨论“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讲了三个方面：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第二，专制制度的形成和文化思想的统一，第三，文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最后一点，论者是这样阐述的：“秦汉时期所表现出的重要特点和规律，在以后的历史发展时期一再反复出现。换句话说：在秦汉以后两千年封建社会中，文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所表现出的主要特点和规律，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所以，研究秦汉时期文明发展的特点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对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全部历史都具有重要作用。”[14]1-11对于“封建社会”的概念，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认识。而对于以“阶级斗争”为历史主线的观察和思考，新的史学家已经有所超越。 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主要有如下表现： （1）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愈益完备。以丞相为统领的中央王朝百官公卿制度和以郡县制为主体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逐渐完善。选官制度的进步，满足了行政体制的人才需求，也促进了社会不同等级的流动。社会各阶层的国家意识有鲜明的文化表现，特别是士人的参政议政热情有新的提高。 （2）以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为主体形式，包括渔业、林业、矿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结构的经济形态逐步走向成熟，借助交通和商业的空前发展，各个基本经济区互通互补，共同抵御灾变威胁，共同创造社会繁荣，物质文明的进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3）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子，在秦汉时期经长期融汇，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儒学正统地位的建立和巩固，国家教育体制的逐步健全，成为适应专制主义政治需要的文化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社会普遍的文化资质有所改善。儒学道德倾向在民间形成了普及性的影响。 经历这一时期，以“汉”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当时以“大汉”“皇汉”“圣汉”“强汉”自称的民族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保留了光荣的历史记录。 正是因为秦汉时期历史文化贡献的丰富，使得“秦”和“汉”，“秦人”和“汉人”，都长期成为代表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公认的文化符号。 秦汉历史，是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时所应当首先熟悉的内容。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的文化创获和历史经验，对于后世所提供的可贵的启示，是千百年来始终受到重视的。 四、秦汉的时代精神 鲁迅曾经面对铜镜这样的文物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鲁迅就汉唐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鲁迅热情肯定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15]197，对于汉代艺术品质，鲁迅也曾经有“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沈雄大”的评价。[16]207 所谓“闳放”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秦汉时期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而进取意识、务实态度、开放胸怀，也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基本风格。当时的人们，比后来一些时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而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与懦弱，曲折与阴暗，在当时还并不明显。有人说，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御览》卷七七四引《汉武故事》记录了著名的颜驷事迹：“上尝辇至郎署，见一人老郎，须眉皓白。”此人名颜驷，江都人。“上问：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文帝时为郎。上曰：何其不遇也？驷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17]3433汉武帝时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个人情趣，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可能也是适宜的。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往往也是与文化节奏的历史差异有关的。汉武帝生活的历史时期，社会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借用当时人的表述习惯，这种时代精神表现出“鼓”“奋”①《史记》卷二四《乐书》：“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张守节《正义》：“万物虽以气生，而物未发，故雷霆以鼓动之，如乐用钟鼓以发节也。大雷曰霆。”裴骃《集解》：“郑玄曰：‘奋，迅也。’”张守节《正义》：“万物皆以风雨奋迅而出，如乐用儛奋迅以象之，使发人情也。”参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 195页。“驰骋”②《淮南子·修务》：“身若秋药被风，发若结旌，骋驰若骛。”高诱注：“骋驰，言其疾也。”（参见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 367页。）通常或作“驰骋”，如《史记》卷二三《礼书》，第1 173页；《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第2 116页；《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 957页。“奔扬”[1]3013，3017“驰骛”[1]3017，3051的节奏特征。汉武帝执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影响到社会生活节奏转而更为骤急。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热心一种飞车竞驱的“驰逐”运动，《史记》卷二八《五宗世家》、《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和《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汉书》卷六八《霍光传》、《汉书》卷九八《元后传》等都有反映。③《史记》，第2 105页，第2 162页，第3 271页；《汉书》，第1 335-1 336页，第2 855页，第2 858页，第2 950页，第4 023页。参见王子今《战国秦汉“驰逐”竞技浅说》，载《简牍学报》第15期，兰台出版社1993年版。被《淮南子·说林》称作“追速致远”④《淮南子·说林》：“造父之所以追速致远者，非辔衔也。”参见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 192页。的这种追求高速度的竞技形式，为社会上下普遍喜好。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挽弓纵马，追逐野兽，也可以看作相关社会风尚的表现。 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经谈到自己读史的情趣倾向。他写道：“吾人揽（览）史，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时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能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善也。”[18]186他所说的四个历史阶段，从秦走向统一到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可以说都在我们通常理解的“秦汉”的大框架之内。所谓“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是秦汉时期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秦汉史的文化魅力。 《汉书》卷七〇《陈汤传》记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克敌立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2]3015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应当是在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时开始形成。这种意识的心理基础，是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强的理念。不过，我们在进行相应的心理分析时，应当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注意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我们看到，汉武帝决策发起对匈奴的远征，有足够的雄心和魄力，但是他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一点儿也不狭隘。比如匈奴贵族子弟金日磾受到信用，甚至受顾命，辅幼主，就是明显的例子。著名秦汉史学者劳榦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19]4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当时长安左近有整个建制均为“胡骑”的近卫部队。“巫蛊之祸”时，和政府军抗争的太子刘据争取“长水胡骑”和“宣曲胡骑”的支持而未遂，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汉人私自越境前往匈奴地区的诸多“亡人”，也把中原先进技术带到了草原地区。而张骞和苏武都曾经娶匈奴女子为妻，也体现当时民族关系中，在战争的怒涛之下，也有亲和的缓流。当时汉人的民族意识，有“毫不拘忌”，“绝不介怀”的气派，确实体现出“魄力究竟雄大”。 五、史家对“秦汉”的重视 前引田昌五、安作璋论“秦汉史受重视的程度”，说到“在以往的断代史研究中，秦汉史的文章和论著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举几个例证。 王念孙《读书杂志》内容包括《逸周书杂志》《战国策杂志》《史记杂志》《汉书杂志》《管子杂志》《晏子春秋杂志》《墨子杂志》《荀子杂志》《淮南内篇杂志》《汉隶拾遗》《读书杂志余编》11种，其中直接的秦汉历史文献《史记杂志》《汉书杂志》《淮南内篇杂志》《汉隶拾遗》4种，篇幅占全书的54.44%。[20]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是研究22部正史的著作，但是其中涉及秦汉史的内容形成重心，也是全书比较精彩的部分。[21] 王伯祥等完成编集，顾颉刚1935年为之作序的《二十五史补编》，共有22个部分，所采录的著作，一“史记部分”8 种， 二“汉书部分”28 种，三“后汉书部分”27种，四“三国志部分”20种，五“晋书部分”45种，六“宋书部分”9种，七“南齐书部分”4种，八“梁书部分”3 种，九“陈书部分”3 种，十“魏书部分”12种，十一“北齐书部分”3种，十二“周书部分”3种，十三“隋书部分”7种，十四“南北史部分”7种，十五“两唐书部分”14种，十六“两五代史部分”16种，十七“宋史部分”7种，十八“辽史部分”9种，十九“金史部分”6种，二十“元史部分”5种，二十一“宋辽金元四史部分”3种，二十二“明史部分”6种。另有附录“增补史目表”。在所列244种，“前四史”83种，占总种数的34.02%。然而就篇幅计，“前四史”3 300页，占总页数8 866页的37.22%。而“前四史”从数量说，是“二十五史”的16%。秦汉时期441年，只占秦统一至明末前后合计1865年的23.65%。由此可以知道顾颉刚所称“今昔诸贤为学术工作之苦心”体现的对不同断代关注度的学术取向。顾颉刚说：“有宋以还，治史者多殚心《史》《汉》，表志补正之作，以《史》《汉》为最富。此自个人工作言之，固为美满之成就，而自史界全体观之，则颇违于详近略远之旨。此后要当留心近古诸史，毋使数十年后，书肆赓续编辑，仍有材料不平均之憾……”[22]3其实我们知道，这种“不平均”，与秦汉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影响有关。 还可以介绍几位研究其他断代史的著名学者在秦汉史方面的成就。谢国桢，著名明清史大家，著有《两汉社会生活概述》[23]，还有《西汉碑刻砖瓦拓本辑录》《片石零金集》等。孙毓棠，著名经济史大家，对于中国近代史贡献突出，他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中较早出版的一种，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影响。也曾致力于秦汉史研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部分主编。吴树平编定的《孙毓棠学术论文集》收入论文20篇，其中14篇是秦汉史论作。[24]他创作的近800行的诗作《宝马》，被称为现代诗中第一首叙事长诗，是描写汉武帝时代远征大宛战争的名作。[25]漆侠，著名宋史大家，然而也有《秦汉农民战争史》[26]传世，被看作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经典。宁可的学术成就，“仅就史学而言，曾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敦煌学和隋唐五代史等学术领域发表过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27]序，他以“敦煌学和隋唐五代史”闻名海内外，然而其“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成就，多有秦汉史方面的学术贡献。①如《汉代农业生产漫谈》，载《光明日报》1979年4月10日；《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2期；《汉代的社》，载《文史》第9辑（1980年）；《关于〈汉侍亭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载《文物》1982年12期；《五斗米道、张鲁政权和“社”》，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他还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部分副主编。 一些并不以秦汉史为基本专业方向的中青年学者，也就秦汉史发表过重要的有影响的论著。 六、秦汉历史舞台的背景 今后的秦汉史研究，在具体的历史细节说明之外，对历史大趋势的走向应予认真考察。在对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具体问题进行更细致的研究之外，就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民族动态、文化格局等宏观问题，也应当进行认真的探索和说明。 要全面深刻地理解秦汉历史文化，还需要真切认识当时的背景。 历史演出有特定的舞台。历史舞台因剧目不同，各有不同的布景和不同的道具。要了解秦汉时期的历史背景，需要对当时的自然环境、文化基础和世界格局有所认识。 秦汉时期的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当时的水资源比较充备，野生动物分布以及植被状况也与今天不同。当时的自然条件尚没有因承载过多的人口而遭到严重破坏。 秦汉文化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空前繁荣的基础上得到了良好的发育条件的。 大致在秦帝国兴起的同时，南亚次大陆出现了孔雀帝国。与西汉帝国崛起于东方大致同时，罗马帝国开始称霸地中海，并逐步向东发展。公元前2世纪，安息帝国占有了伊朗高原西部、两河流域和中亚南部。东进的罗马远征军与安息多次发生战争较量，相持于两河流域与叙利亚地方。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在纬度相当的古文明带上先后有汉帝国、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自东而西成为当时的文明中心。公元1至2世纪欧亚大陆由西而东并列着4个帝国：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东汉帝国。其中以罗马帝国和东汉帝国在历史上的地位最为重要。②参看刘家和《秦汉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卷第450-458页。 秦汉时期周边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中的相关部分都有记录。秦帝国和汉帝国通过陆路和海路与外部世界实现了联系。③参看王子今《秦汉时期的东洋与南洋航运》，载《海交史研究》1992年1期；《海西幻人来路考》，载《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实现这种文化联系的交通路线，有学者称之为“丝绸之路”。当前秦汉时期丝绸之路交通史研究成为学术热点，这一主题研究的深化，因学术力量的集中投入，将获得丰厚的收获。 在今后秦汉史研究面对的任务中，说明两汉的历史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学术主题。除了政治形势和社会结构的若干变化之外，文化教育的普及④太学和郡国官学都得到空前优越的发展条件，东汉私学也繁盛一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士大夫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许多名师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记载，学者所在，求学者往往不远万里之路，担负口粮前往就读者动辄千百。而著名的经学大师开门受徒者，名籍往往不下万人。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楼望，诸生著录9 000余人。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先后注册的学生多达16 000千人。参见王子今《东汉的“学习型社会”》，载《读书》2010年1期。，科学发明的成就⑤纸的发明和最初应用在西汉时期，而于东汉得到普及，对于文化史进程意义显著。王充的科学思想，张衡的技术设计，均达到时代高峰。医学、农学、地学、文字学等也都有显著的进步。，区域开发的新局，如江南开发开启了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的历史变化⑥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经济确实得到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的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江南开发与适应气候变迁的移民南向的运动有关。参见王子今《试论秦汉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载《学术月刊》1994年9期。等，都值得研究者重视。在新的学术条件下，因学术视野的扩展和学术方式的更新，我们期待秦汉史研究迎来更繁荣的丰收季节。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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