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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民族地区把握“一带一路”机遇的经验分析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逐步由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迈进。坚持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是实现其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当前，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发展实现了新突破，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以全面开放新格局为目标，以实现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开放格局为路径，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切实推动民族地区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一）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路径与模式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至今，在沿边开放政策的带动下，我国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我国同苏联开始恢复经贸往来至1999年止，以新疆口岸重新开放为标志。这一时期国家陆续颁布了促进沿边地区开放而制定的政策法规，广西、云南、内蒙古等数个边境省（区）的口岸得到开放，西部沿边地区对外贸易稳步发展，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拉开序幕。 第二阶段起始于2000年持续至2012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相继开展了西部大开发和富民兴边战略，涉及了民族地区所有省（区、市），国家出台了诸多专业性优惠政策，使得对外开放进程逐步加快，地区开放水平显著提升。 第三阶段从2013年起至今。在这一阶段，我国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民族地区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朝着高层次、多途径、宽领域的方向迈进。经过40年的探索奋进，民族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对外开放路径与模式。 1.沿边沿海的民族地区，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与地缘优势，打造交通枢纽、文化科教和商贸物流中心，建立面向国外的贸易和交往平台，形成了经济辐射中心，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与合作。广西以推动区域联动发展为主轴，构建了中越“两廊一圈”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融入了中新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加快了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与东盟国家的近50个港口建立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从而打通了面向东盟的交往通道。云南是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对外开放模式注重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致力于联通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促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通过举办中国—南亚博览会，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各国的经贸交往，对内开放则主动服务和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新疆以打造对外开放核心区为目标，在陆路运输和国际航空港建设领域独树一帜，积极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举办中国—亚欧博览会，深化与周边国家科教文卫和旅游、人文领域的合作。内蒙古以雁阵模式搭建对外开放架构，着重发展农牧业及其衍生产业，着力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推动铁路运输和口岸、开放试验区建设，借助中蒙博览会平台，深化对外贸易发展。西藏以强化口岸联通引领对外开放，推进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着重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合作，借助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平台推动农牧、旅游、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由此可见，边疆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抢抓机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2.深居内陆的少数民族省（区、市），凭借自身突出的优势资源，构建战略通道，打造枢纽省（区），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促进内陆地区的对外交往与经济发展。宁夏以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为目标，凭借突出的人文优势资源，以中阿博览会为机制平台，促进了我国与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建设面向南亚、中亚、西亚的物流运输通道和商贸物流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青海形成了以生态环保为基调的对外开放模式，紧抓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机遇，融入国家自贸区战略，打造特色轻工、新能源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以青洽会等对外开放新平台促进重大经贸文体活动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贵州形成了产业链条的对外开放模式，依托西南陆路交通枢纽区位优势，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平台，参与东南亚、南亚等国际区域合作，融入中新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扩大酒博会等品牌国际影响力，围绕先进制造业、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等产业链实施对外开放。 （二）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凭借区域内资源优势，已步入稳定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我国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与东部省（区、市）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存在较大差距。正确认识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是保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强当地民众幸福感的重要条件。 1.缺乏结构合理的产业支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产业布局不合理。地区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民族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较高。例如，2017年我国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广西14.25%、云南13.98%、贵州14.92%、新疆15.49%、内蒙古10.23%、宁夏7.56%、青海9.02%、西藏9.37%；东部沿海部分省（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上海0.33%、江苏4.75%、浙江3.90%、广东4.22%、福建7.56%。由此可见，我国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远高于东部沿海省（区）。其二，民族地区基本无现代产业基础。由于民族地区缺乏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发展，导致地区产业发育程度不高，对外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来自内陆地区，沿边靠海的少数民族省（区）虽起到了较好的桥梁通道作用，但远未形成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聚集群，难以有效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传统的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输出低价格消费品而获取矿产能源的贸易模式显然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其三，经济产业模式较为单一。目前，拉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产业大多集中在“通道经济”层面，能源经济也成为一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主打口岸经济、中欧班列等经济项目，但仍然无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基础。 2.经济发展水平与开放层次较低。1983年以来，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推进速度惊人，但与东部沿海省（区）相比，差距依旧明显。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而我国民族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较低，如广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904.76元、云南为18348.34元、内蒙古为26212.23元、新疆为19975.10元、青海为19001.02元、贵州为16703.65元、宁夏为20561.66元、西藏为15457.30元。上述数据显示，除内蒙古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民族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居民购买力和富裕程度与东部地区相比，均呈现落后之势，这从侧面反映出其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另外，由于一些民族地区周边国家大多属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相对狭窄，产品需求层次也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我国民族地区出口产品以低端和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也主要以矿产和能源等初级产品为主，致使对外开放层次较低。 3.高精尖人才依然匮乏。由于长期封闭造成的信息闭塞不畅，使得民族地区居民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商品经济和市场意识长期落后东部沿海省（市、区）。加之，自身教育基础落后，人才培养难度较大，难以满足对外开放和经济交往对复合型高端人才的需求，直接制约和阻碍了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步伐。 4.依赖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惯性较强。我国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拥有较中部和东部地区更为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对外开放肩负着更多的任务要求，既要促进民族团结和区域协调发展，又要实现稳固边防和睦邻友好。对象国和对象区域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成为民族地区实施对外开放的前提和保障之一。这种“依赖惯性”决定了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省（区、市）对外开放的基础较为脆弱，该类型开放易受对象国和对象区域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战略影响，从而制约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