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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雷纳尔对这一问题的延伸回答 美洲的“发现”给这个大陆带来巨大灾难是《哲学与政治史》一书的主旋律，这是雷纳尔领衔撰写这部多卷本著述的初衷，意在通过展现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的非人道行为来谴责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罪恶。这种思路贯穿于全书之中，旨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殖民者给美洲带来的“邪恶”。雷纳尔把越洋来到美洲的欧洲殖民者称为“新大陆的毁灭者”。他们“为了征服新大陆，其居民必须被杀戮”。这种对土著美洲人的屠杀在哥伦布率船队抵达美洲之后便拉开了序幕。据雷纳尔记载，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殖民者“靠着从欧洲接济的供应坚持下来，以前所未有的迫切心情追求他们可怕的计划。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逃脱他们的肆虐。他们训练狗捕杀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其中一些殖民者发誓每日要屠杀12个印第安人，作为对12个使徒的纪念。靠着这些手段，这些部落的三分之一遭到毁灭”。雷纳尔对继哥伦布之后来到美洲的著名征服者或冒险者予以激烈抨击，诸如韦斯普奇、奥赫达、拉科萨、罗尔丹、尼尼奥、洛佩斯、巴斯蒂达斯以及索利斯等人身上燃烧着“一夜暴富的诱惑”，只是“黄金才吸引他们来到美洲大陆”。雷纳尔描述了皮萨罗率领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印加帝国过程中惨无人道的行为，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对当地妇女和少女暴力奸淫，无恶不作，秘鲁印第安人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抵制，但最终“被迫屈从于暴君欲要强加给他们的任何束缚”。这些殖民冒险者从征服美洲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把劫掠来的大量黄金运回母国，留在美洲的殖民者把被征服的印第安人变为奴隶，任凭他们役使。(15)雷纳尔对欧洲殖民者暴行的抨击在书中比比皆是，他把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犯下的滔天罪行与美洲“发现”这一事件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两者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正如美国学者李·艾伦·杜格特金指出的那样，在雷纳尔看来，“新大陆的发现”产生了消极后果，这些后果“与殖民主义和美洲退化邪恶的结合密切相关。雷纳尔把殖民主义看作魔鬼本人的杰作，新大陆到处是欧洲殖民主义。这个世界的打开导致了殖民大国对新大陆居民肆无忌惮的压榨，在这片土地上无恶不作，奸淫妇女，获得他们贪念之手能够伸到的任何资源，尤其是金银。如果新大陆不被发现，那么这样的征服将从来不会发生”(16)。殖民主义是美洲“发现”的主要弊端之一，“新大陆”的原住民祸从天降，由此遭到前所未有的屠杀和奴役。雷纳尔对殖民主义进行强烈谴责，有着明确的现实政治关怀，旨在唤起人们对欧洲君主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 美洲的“发现”及其随后一系列的环球航行让欧洲人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殖民地，欧洲大国靠什么手段来实现在海外的扩张呢?雷纳尔在书中开首便谈到商业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商业国家已经文明化了所有其他国家”(17)是雷纳尔的一句著名论断，这里的“商业国家”是复数，雷纳尔显然是指把触角伸到全球的欧洲国家。在很多欧洲人看来，发达的商业既是“文明”进步产生的结果，又是促进“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还是“文明”能够征服“野蛮”的强大武器。美洲的“发现”与征服，商业的原动力作用不可忽视。雷纳尔在《哲学与政治史》中通过对具体事例的描述阐明了这一观点。商业本身具有很强的外延性，欧洲国家建立海外殖民地，商业扩张是主要动因之一，殖民地的建立让世界形成一个不断加快的商业化全球网络，很少有国家或民族能够置身于这个网络之外，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这是美洲“发现”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也是雷纳尔在讨论其利弊祸福时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雷纳尔对商业的总体看法是积极的，他把商业视为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因素。商业是产品交换的市场行为，市场的不断扩大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趋向多样化的标志之一。因此，在相互交换中形成的“商业精神对所有国家来说皆为有益无害，原因在于其促进了它们的产品和知识的相互交流”。商业的目的是赚取利润，最佳状态是发生商业行为的双方或多方皆有所得，这样，商业的“利益和相互需要使人们彼此团结起来，导致提出有关人性更为公正的观念”。雷纳尔认为商业与自由密切相关，声称“自由是商业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是大自然赋予所有人珍贵自由的工具，是他们幸福的源泉，的确是他们美德的源泉”。商业也是民族国家之间和谐相处的“使者”，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必然是维护国内的和谐，保持国外的和平”。由此可见，所有国家应该“自视为一个大社会，其成员皆拥有分享其余国家便利的同等权利”(18)。雷纳尔是反对专制制度的斗士，在他看来，商业将是一种道义世界的武器，最终会瓦解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社会将向着一种更能保障人们自由的制度转化。帕格登对雷纳尔商业观的评价与君主专制制度的解体联系在一起，认为按照雷纳尔的说法，商业的确在某一天会成为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媒介，新帝国的存在不再是基于权力，而是基于互惠互利。当基于后者之上的帝国“只能是给其所有成员带来利益时，欧洲人在美洲推行的专制总有一天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新的国际秩序”(19)。这是哥伦布远航美洲以来全球的一种发展趋势，因为“美洲的发现很快赋予工业和商业全新的活力”(20)。商业的“全球化”是否敲响欧洲君主专制统治的丧钟，恐怕尚需进一步研究，但自美洲“发现”以来全球的商业化却是一个大趋势，自由主义的兴起显然与这个趋势有关。雷纳尔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倒也不失为一种“睿识卓见”，体现出他对商业总体肯定的看法。 商业伴随着欧洲国家向外扩张，海外殖民地或属地的建立包含着浓厚的商业因素。简言之，殖民地成为宗主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而商业成为实现两者的媒介。雷纳尔以抨击殖民主义而闻名，如果一味地称赞商业在社会进步中发挥的正面作用，显然很难对欧洲殖民者在美洲之行为做出自圆其说的解释。发达的商业是欧洲文明的象征，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欧洲国家内部的商业活动。自美洲“发现”以来，商业被欧洲大国殖民者延伸到“新大陆”。商业活动本来是一种互利的双方或多方行为，但殖民者将之作为劫掠土著美洲人财富的手段。印第安人没有商业概念，人们之间几乎不会发生现代意义上的商业行为。雷纳尔以南美印第安人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南美“秘鲁人虽然有丰富的金银资源，但不知道使用金属货币。他们既没有商业，也没有奢侈品”。所以，秘鲁人“没有财产，没有贸易，几乎没有相互利益关系”(21)。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在美洲被扭曲为一种单方面的行为，也成为说明印第安社会“愚昧野蛮”的有力证据。雷纳尔抨击欧洲殖民者缺乏现代商业理念，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优势使印第安社会文明化，让“野蛮人”沐浴到“文明”的春风。西班牙征服者“根本不懂真正的商业原则”，他们只知道劫掠黄金白银，奴役当地人。英国殖民者“对他们拥有世界上最有价值和最富有的商业一无所知”，对北美殖民地实行商业垄断，成为引发与其他殖民大国战争的主要原因。(22)其实，这些殖民者不是缺乏商业理念，而是在美洲不需要通过商业媒介便能赚个金钵满盆，当然是以牺牲当地人或竞争者的利益来实现的。商业从来都是把双刃剑，可以带来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也会引起国家之间的争执或战争，在美洲主要体现为后者，起源于对获取财富的无序竞争。用雷纳尔的话来说，商业精神“发端于利益，而利益总是引发争执”。这样，商业成为“这些殖民国家从事所有战争的唯一目的”。雷纳尔以英国与法国在美洲发生的战争为例加以说明。然而，殖民国家之间的战争无异于自掘坟墓，将会引发“一场完全毁灭自身的大火”(23)。这场“大火”为雷纳尔所期盼，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在摧毁殖民主义上扮演了“掘墓者”的角色。 就美洲被征服和开拓而言，商业在这个大陆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一旦与殖民主义相结合，更多地体现出“邪恶”的一面，很大程度上以市场垄断、奴隶贸易、以强凌弱以及战火硝烟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欧洲国家在殖民地从事的商业活动，虽然可以谋取到难以用数字计算的巨额财富，但从长远看，其造成的破坏力远远超过所得。荷兰为欧洲一个小国，商业让荷兰的商船遍及全球，通过贸易赚取的财富一度无国可敌。雷纳尔详细地描述了荷兰通过商业崛起的过程，以此说明荷兰人利用航海技术与海外贸易大大扩充了在国内市场上很难获得的财富，同时展示出商业所得的破坏性影响。荷兰人的德操遭到腐蚀，共和国赖以存在的公共美德不复存在，荷兰“不再有任何公共精神”(24)。美洲的“发现”让很多欧洲小国兴起于商业，但最终又衰落于商业，荷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荷兰是个联省共和国，尚且难以抵制商业的消极影响，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君主专制的殖民国家更是让商业的破坏力暴露无遗。安德鲁·穆尔总结了雷纳尔在这方面的看法，即商业“能够促进美德，是带来文明的力量，但雷纳尔表明，欧洲国家没有实现这种理想。相反，它们的商业冲动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战争、不公正和非人道行为。因此，商业和新大陆发现产生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了其从中所得”(25)。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雷纳尔不会否认商业在欧洲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但他与同时代很多思想家一样，看到了商业在殖民扩张过程的负面影响，欧洲人在殖民地所做的“邪恶”之事多源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从这个角度来看，雷纳尔对商业的强烈谴责与他对殖民主义的激烈抨击是相一致的。 美洲“发现”的一个后果是把奴隶制引入了“新大陆”，让这种非人道的制度在美洲肆虐了几个世纪。奴隶主要是欧洲人贩子从非洲购买的黑人，他们乘坐贩奴船只，漂洋过海来到美洲。雷纳尔对奴隶制完全予以否定，成为他批评扭曲商业的一个有力理由。雷纳尔一句名言是：“奴隶是欧洲人在非洲的商业，黄金是欧洲人在新大陆进行商业之所得。”因此，奴隶贸易是“商业的主要分支之一”(26)。托马斯·墨菲把雷纳尔称为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中激烈地反对奴隶制的“最著名者之一”(27)。《哲学与政治史》的第11篇专门谈及奴隶制，雷纳尔从奴隶制的起源、奴隶贸易以及黑人在美洲遭到的非人待遇等方面激烈抨击了这种与殖民主义联系密切的制度，在“整个美洲群岛，黑人状况的悲惨，无一与之相比”。因此，凡支持“奴隶制者，必为全人类的敌人”。黑人缺乏理性，没有德行，适应热带气候的劳作，生来就为“文明人”所奴役。这是当时欧洲人所持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雷纳尔没有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但将之归因于殖民者对黑人心智的摧残。在雷纳尔看来，黑人长期遭受奴役，其“理智在下降，原因在于奴隶制摧毁了其精神的活力。他们是邪恶的，但是不及你们邪恶之一半。他们是奸诈的，因为他们没有义务对残暴对待他们的人讲真话。他们承认我们理解力的优越，因为我们让他们的无知永久存在。他们认可我们权力的正当，因为我们利用了他们的弱点”(28)。奴隶制是殖民主义的产物，雷纳尔对之抨击与他撰写这部书的主旨相符，但雷纳尔很难超越欧洲白人种族优越论，对黑人种族蔑视性的词语在书中并非鲜见，自然让雷纳尔对奴隶制的抨击打上了“种族主义”的烙印。 美洲的“发现”及其被殖民化对人类来说究竟是祸还是福，雷纳尔是在《哲学与政治史》深受读者青睐时提出这个问题的。他在这部书中已经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第18篇是全书中描述美洲的最后一章，雷纳尔在该篇结尾坦言，在本书的开首，读者“已看到在美洲诞生之际欧洲卷入了不幸与无知之中，让我们考察对新大陆的征服导致了征服者在地球另外一端处于什么状况”。这是撰写这本书的“构想”。如果这个目的“得以实现，那么作者将无愧于他的时代，无愧于这个社会”(29)。雷纳尔对殖民主义的严厉抨击已亮明自己的基本观点，但他的回答似乎更具有双重性，美洲最终会在殖民者带来的灾难中崛起。雷纳尔由此设想，如果“世界上真的发生任何带来幸运之革命的话，它将开始于美洲。新大陆经历了这样的灾难，继而肯定会繁荣昌盛，可能会控制旧世界。美洲将成为我们人民的避难所，他们受到政治机构的压迫或战争迫使他们流离失所。野蛮的居民将被文明化，受压迫的异乡人将获得自由”(30)。这是饱受殖民压迫之“低劣”美洲的最终归宿。穆尔的研究表明，雷纳尔的回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北美殖民地的开发有利于欧洲，原因在于建立了一个逃避旧世界的偏执和专制的避难所，同时在国家和社会方面为欧洲改革提供了希望。另一方面，对美洲的殖民是有害的，因为引发了欧洲战争，导致了对土著民族的奴役。雷纳尔对美洲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因为他相信农业、家畜和人存在着自然退化。这种关于美洲的思想在18世纪对新大陆发现利弊辩论中具有代表性”(31)。雷纳尔是否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相信读者自有判断，但他通过里昂研究院设奖征文在学界引发了对这一问题争论的高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