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缺失考古证据，我们很难断定更早时期家马在中国的利用方式。但是，从殷墟车马坑中马和车共同随葬的情况来看，马在晚商社会无疑和驾车有关。殷墟发掘的车马坑以两匹马拉一车为多，“二驾”是商代典型的马车规制。西周的沣西张家坡遗址则出土了四匹马拉车的“四驾”。当年“武王伐纣”，周武王率军讨伐纣王，在朝歌一举灭商，可以想见，四驾马拉战车在战场上一定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到了春秋时期，军事力量成为衡量古代国家强盛的标志之一，马和战车则是军事战争中的主要力量。一辆四驾战车被称为“一乘”，“千乘之国”“万乘之君”也就成为了形容古代国家的专有名词。至此，马不但具备了实际的战争功用价值，更是获得了极高的象征含义。根据《周礼·夏官》的记载：“马八尺以上为龙”，马从先秦开始就总是和神话动物——龙联系在一起，犹可见马的精神内涵。 马承载的精神内涵也可以从它们随葬的功能中看出。殷墟西北岗的马坑，随葬了数百具马匹，随葬规格之高，彰显了王权之高贵。马的驯化由此和巩固等级制度的行为联系起来。马的随葬形式还体现出了人群和文化的差异。殷墟发现的马一匹一匹整齐地摆放在随葬坑中，而陕西长安县发现的西周都城沣西遗址中的马匹除了整齐摆放的之外，还有凌乱堆放的现象，鲜明揭示出了商人和周人迥异族群风格的文化传承。 兼具实际功用和象征含义的马和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因此，马的驯化和饲养受到了古代社会的重视。与世界上其他家养动物的驯化相比，马的出现尽管相对较晚，比如狗可能在距今10000多年以前已经被驯化，但其后的饲养却发展出了复杂的技术和制度，在中国尤其受到重视。 据史料记载的秦人为例，秦国的历代国君都十分重视养马。秦人的祖先是以养马为职业的游牧部落，而伯乐撰写的《相马经》正是出现在秦穆公时期。在《相马经》中，伯乐按照马的品种、体型和毛色进行了分类，并对马各个部位的形状、尺寸和比例进行归纳，以总结提出判别良马的标准。此后，历朝历代也有多部关于相马、养马的典籍。 除了文献记录外，考古记录还提供了有关养马技术的实物证据。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了一组大型的陪葬坑，坑中埋藏了大量木制战车和陶制的武士、马匹。1号陪葬坑中出土的马均拉着车，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马被制作成了阉割过的公马。而2号陪葬坑中的马则都披有马鞍。从这些制作细节可以推测，当时拉车用马可能更偏好阉割过的公马。这一发现为我们探索秦汉时期的用马制度及养马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和参考价值。阉割的公马看到母马不会发情，马夫可以通过缰绳和马具更好地驾驭马匹。但阉割的公马性情温顺，在战场上可能无法与对手英勇厮杀，因此也需要未阉割的鞍马存在。 总而言之，家马是较晚出现的被人类驯化的动物。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食物，更是人类社会中重要的畜力，家马标志着人类运输能力、作战能力的大幅提高，加快了全球文明的互动进程。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