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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中国传统六畜之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俯首甘为孺子牛”等名言体现了其默默为人类奉献的史实和精神。中国是农业大国和古国，农业文化源远流长，黄牛在旱作、水牛在稻作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突出；中国拥有广阔的草原牧场，游牧文化历史悠久，黄牛和牦牛在牧区及极端环境条件下发挥着重要和独特的作用。 牛的种类 更新世时期旧石器时代，中国南北方皆有野生牛类遗存出土，它们是远古先民重要的狩猎对象。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中国北方地区依然存在着野生原牛，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距今3900年前后）的先民使用野生原牛肩胛骨制作卜骨。古DNA的研究表明，当时野生原牛、野生水牛和家养黄牛种群共存，并且，野生原牛与家养黄牛种群发生过杂交。 圣水牛在距今8000—3000年的中国南北方皆有分布，它是另一种野牛，对中国现代家养水牛没有基因贡献；因环境（两周相交之际中原地区气候转冷）和人为（商人过度捕杀和对其栖居环境的破坏）的原因，至东周时期已彻底灭绝；它的形象由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花园庄东地M54（即亚长墓）出土一件青铜水牛尊得以重现：短角、角的横截面呈三角形、四足短粗有力、体态浑圆。 我国现有家牛三种：黄牛（可分为普通牛和瘤牛）、水牛和牦牛。现有研究表明，黄牛和水牛自境外传入，但中国古代先民对其进行了接纳、吸收和再培育的利用，使其成功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牦牛由中国本土驯化成功，有“高原之舟”的美誉。 家牛起源 家养普通牛的野生祖先是原牛，最早驯化于西亚的卡耀努遗址、幼发拉底河的佳得遗址及周边地区的其他遗址，年代为距今10800—10300年；其在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时间为距今5500—5000年，甘青地区（甘肃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礼县西山、武山傅家门）和东北地区（吉林大安后套木嘎）存在最早的例证。依据古DNA的研究，中国家养普通牛由西亚传入，传入路线可能有两条：新疆—西北地区—中原路线；欧亚草原—东北亚—中原路线。 家养普通牛的引入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中国本土驯化家畜种类的成功，从技术层面为其引入和饲养提供了经验积累和借鉴；种植业的进步，从经济层面为家畜种群扩大和种类的增加提供了物质保障；社会日趋复杂化，从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为家畜的组织管理和分配提供了现实；文化交流为其引入和传播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家养普通牛在中国境内逐步扩散。距今4500—4000年时，扩散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如河南柘城山台寺、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岗），饲养规模有一定的扩大，饲养方式上，大量使用农作物粟和黍的副产品来喂养；距今4000—2000年时，已扩散到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并且逐步向南，在西汉南越国时期传入岭南地区。 瘤牛又称“高峰牛”，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特有牛种，耐热耐旱。家养瘤牛的祖先是印度野牛，其驯化起源于距今85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巴基斯坦的梅尔伽赫地区可能是最早的起源中心。其在中国境内最早出现于距今2400年的西南和岭南地区，石寨山文化储贝器等文化遗物上常见瘤牛形象。现代瘤牛DNA研究表明，中国家养瘤牛由印度及东南亚传入，云南很可能就是中国最早引入瘤牛的地方。 水牛也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特有的牛种，喜水耐热。家养水牛包括河流型和沼泽型两个品种，野生祖先是野水牛，其驯化起源于印度河流域（哈拉微拉城市遗址），时间为距今5000年前。中国现生水牛均为家养，属沼泽型，考古和古DNA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在距今3000年前后由南亚西北部地区传入中国境内的。 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对其驯化是藏区早期畜牧的重大成就。考古资料显示，居住在甘青地区的古羌人和西藏地区的原始先民可能在距今3000年前后成功驯化了牦牛。青海都兰诺木洪文化遗址中曾出土陶牦牛1件，“两角及尾部稍残，头部两侧不对称，背部呈波浪形。毛长及地，故显得略矮”。此外，卡约文化考古遗址中据称也出土有牦牛遗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