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月的北京,天气渐热,时有凉风和阵雨。中旬的一天,我们跟着导航,从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西门进入,穿过了一片又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最终在一座不起眼的小楼前停下,楼门口没有张贴标志,农业博物馆的文物研究室就在小楼内,这里便是贾文忠工作的地方。 贾文忠,字闻钟,号铜斋,出生于北京金石世家,老北京“古铜张”派第四代传人。曾拜康殷、傅大卣、程常新、赵存义、马宝山等名家为师,研习金石篆刻、书画、鉴定,先后在北京市文物局、首都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从事文物修复、保护、鉴定等工作四十载,修复青铜器数千件,其中一级文物近百件。 一杯清茶引出老北京青铜修复历史 贾文忠把我们迎进他的工作室,一边寒暄,一边耐心地刷壶沏茶后,便打开了话匣子。 贾文忠介绍,民国时期,青铜器的修复与复制兴盛,尤以江苏苏州、山东潍坊、陕西西安、北京等为代表的四个民间青铜修复流派最为著名。古董商人们称其复制的青铜器为“苏州造”“潍县造”“西安造”和“北京造”。 老北京青铜器修复行业的创始人,是位清宫造办处的太监,姓于,外号“歪嘴于”。“当时的清宫造办处有八位巧匠手艺最高,人称清末‘八大怪’。‘八大怪’中修复古铜器的一怪就是‘歪嘴于’。”清朝末年,“歪嘴于”出了宫,在前门内的前府胡同庙内(今人民大会堂附近) 开了个叫“万龙合”的作坊,专门修复古铜器。于师傅先后收了7个徒弟,其中一位叫张泰恩(1880-1958)。张泰恩在家中行七,在师傅门下也行七,所以大家都叫他“张七”。 张泰恩(左)王德山(右) 于师傅去世后,张泰恩继承了师傅的衣钵,将“万龙合”改名为“万隆和古铜局”,局址仍在前府胡同庙内,主要业务是为琉璃厂古玩商修复青铜器。后来,张泰恩将“万隆和”迁到东晓市,生意兴隆,大批古玩商前来修理青铜器。由于业务繁忙,张泰恩也开始招收徒弟。30年内,“万隆和”共收了11位徒弟,开创了北京“古铜张”青铜器修复业。 张泰恩的一位高徒是13岁学艺的王德山(1911-1989,祖籍河北衡水小巨鹿)。“这王德山便是我父亲贾玉波的师父,我的师爷。”王德山的手艺在北京古玩界首屈一指。1927年,王德山出师自立。他不仅能将破损的铜器修理完好,而且还能根据不同国家客人的不同喜好,将其做成洋庄货(与外国人做的生意,俗称洋庄生意,与外国人交易的商品俗称为“洋庄货”),如法国庄(多绿漆骨)、英国庄(多绿漆骨)、美国庄(多黑漆骨)等,所以古玩商们手中的铜器大多交给这位北京“古铜张”的第二代传人——王德山和他的徒弟们修复。 上千张青铜照片述说贾氏世家缘起 贾文忠的父亲贾玉波1923年生于河北束鹿县。1937年,13岁的贾玉波由其姑夫、“通古斋”掌柜乔友声从河北老家带到北京琉璃厂,安排跟随王德山师父学习铜器修复。“大家都认为师爷王德山手艺好,名声大,跟着他学,一定不会饿肚子。”就这样,贾玉波成了民间青铜四派中北京派“古铜张”的第三代嫡传。 由于贾玉波勤奋好学,逐渐掌握了高超的修复技艺,很快就成为王德山最为信任的高徒。那时,凡是经过“通古斋”出售的青铜器都要先交到王德山和其徒弟贾玉波等人手中去锈、整理、修复。“师爷有一个习惯,就是凡是经过他们师徒之手修复过的每一件青铜器都要拍照留存。当时的照相技术是从日本引进的,设备和底片价格都非常昂贵,所以,很多照片都是数件青铜器放在一起合拍。可惜的是,他们只拍摄了修复后的文物,而没有留下文物修复前的原始照。这些照片的数量多达上千张。”世事变迁,很多修复过的青铜器都在新中国建立前流失海外,如现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青铜人面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兽面纹方鼎等,唯有这些青铜器老照片被有心人贾玉波精心地收藏并保留了下来,成为那个时代青铜器修复的历史见证,也为后人研究青铜器修复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青铜器的玻璃板底片和老照片 人面盉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贾玉波不仅精于修复铜器、金银器、陶瓷器、石器,而且对翻模、铸造、錾刻、銮金、壅银等工艺也都样样精通。40年代初学成自立后,贾玉波一直为琉璃厂的古玩铺修复青铜器。1947年,贾玉波参加革命,并以修复古铜器为掩护,为北平南城地下党收集和传递情报,解放初期进入北京市军管会工作,后被派到北京市粮食局任粮食加工科科长。1959年,刚刚落成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为满足陈列展出需求,急需大批文物修复工作者对众多文物进行修理、复制。在有关方面邀请和师父召唤下,贾玉波辞去了粮食局的干部职务,加入到美术公司,重操旧业干起了文物修复工作。“父亲那晚一宿没睡,在粮食局算国家干部。文物修复,说得再好听,也是一工人,但是最终父亲还是选择了文物修复。”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文革”后期,贾玉波一直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中国通史陈列”修复、复制文物。他将现代科技运用到文物保护和修复中。他最早把橡胶、搪塑、乳胶模具翻制技术应用于传统文物修复和复制技艺,又成功研究出电解铜制作铜模具技术、化学做旧技术、电镀金技术、无氰电镀技术,这些技术至今仍在文物修复和复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上世纪60年代初,龙虎尊调中国历史博物馆 贾玉波清锈整理 贾玉波带徒弟 贾玉波是新中国第一代文物修复专家,经他手修复和复制的青铜器重器无数,多藏于国内各大博物馆,如后母戊鼎、四羊方尊、龙虎尊、虢季子白盘、大盂鼎、越王勾践剑、秦铜车马、长信宫灯、马踏飞燕等珍贵文物数百件。 数十年熏陶传递家族热爱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贾文忠七八岁就喜欢上了画画。“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宣武区,离琉璃厂特别近,我没事儿就在店里看画、临摹。”父亲贾玉波和琉璃厂店里的老师傅们都很熟,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儿。跟着父亲,贾文忠从小就到这些店里去玩,父亲聊天,他画画。唐伯虎、齐白石、李可染、陈半丁、李苦禅等,凡是店里挂着的画,都被他临摹了个遍。 上初中以后,每周二和周六下午没课的时候,贾文忠都会偷偷跑到历史博物馆父亲所在的文物修复组去玩,“他们在那儿干活儿,我就看他们干活,我觉得特有意思,翻模、做颜色、修东西、焊东西,我都看明白了。”贾文忠初中还没毕业就已经学会修文物了。 年轻的贾文忠因为喜欢文物修复,还经常去美术馆对面的中科院考古所玩,“考古所有一个特别大的文物修复室,有几个技工就住在里头,经常到晚上11点才收工。我下学回家吃完饭六点多钟,家门口有个2路公交车到美术馆,我看他们干完活再坐末班车回家。” 贾文忠高中毕业那年,正好赶上北京市文物局文物修复厂招工,从小就喜欢文物修复的他去考试。“我记得当时我就徒手翻了个石膏模子,翻完了,人家说挺好,这活儿不错,你明天就来上班吧!”就这样,贾文忠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文物修复厂,一干就是六年。 地下文物千百年来受到土壤内地下水中所含的酸、碱、盐类各种物质的侵蚀,土壤压力和温湿度等因素的影响,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腐蚀。青铜器也是如此,地下埋葬时,墓穴塌陷、地层变化、环境变化等都会对青铜器造成伤害,因此有“十铜九补”之说。 青铜修复工艺,在历史上是随着金石学的发展而兴起的。现代青铜器修复技术继承了古代的传统工艺,并且有所发展。主要包括清洗、除锈、整形、补配、焊接、做旧等一系列工艺步骤,使它修复到本来的样子。“青铜器修复技术从清末到现在,有了长足的发展,比如以前用的胶是树胶,现在都用进口的胶,以前用的漆是大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干透,现在用的化学漆很快就能干。”相比修复技术的发展而言,其实文物修复发展以及变化最大的是修复理念的更新。 意大利的布兰迪(Cesare Brandi)1963年撰写的《文物修复理论》中提出最小介入、可逆性、可再处理性、可识别性等原则,代表了西方文物修复保护的主流观点。“以前的修复理念是让一件破损的器物看不出来曾经修过,最好永葆万年。如今的修复理念是注重可识别性和可逆性,要让人知道这件文物是经过修复的,并且以后还可以重新修。” 1982年,文物修复厂解散,厂里的人员被分配到北京各处的文物部门,贾文忠被分配到了首都博物馆。对于贾文忠而言,只要不离开自己热爱的文物修复事业,到哪里都一样。 刚到首博之初,贾文忠有点失望,那时的首博还没有文物修复部门,只能先在保管部工作。“领导说如果你干得好,将来就成立文物修复组”。为了领导的这句话,贾文忠卯足了干劲。第一个任务是修孔庙大成殿上的匾额。 贾文忠修孔庙大成殿上的匾额 北京孔庙是元、明、清三代皇帝祭祀孔子的场所。大成殿是祭祀正殿,殿内外悬挂着清代康熙至宣统九位皇帝御书匾额、楹联以及袁世凯、黎元洪书写的匾额。“这些大匾七米长,两米多高,五四运动时堆在大殿里60多年了,上面的土堆得很厚,我把所有的匾清出来以后,挨个清理、修复,用了半年才把这九个匾都给修好。” 修好了匾额,贾文忠又翻看史书,查阅资料,了解北京寺庙如何祭孔、布置、陈设等,贾文忠又把过去孔庙里留下的祭器都给找了出来,按照史料记载原样复原。1984年孔庙大成殿开放了,贾文忠修复的文物展示在观众面前。 领导对贾文忠的工作很满意,同意成立修复组。随后的那几年,贾文忠在修复室里修复了很多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西部,是周昭王八年(前1045年)燕国的初都所在地,为北京城的发源地之一。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将北京的建城史上溯至3000多年前。琉璃河遗址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对研究燕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贾文忠在修青铜器 经年累月坚守续后备力量 1987年,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农业博物馆要筹备一个全新的展览,请国家文物部门帮忙,国家文物部门派人借调至农博,贾文忠就是其中之一。“借调农博办展览两年,这里有自己的工作室,可以修复也可以做研究,农博环境也优雅,我就调来了。” 虽然离开了文物系统,但贾文忠始终没有离开博物馆,也没有离开自己热爱的文物保护修复事业。 20世纪90年代初,贾玉波那一代文物修复专家相继退休,文物修复行业青黄不接,对贾文忠触动很大,他萌生了要建立一个民间文物修复团体的念头。贾文忠找到了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商量此事。“罗公听到这个想法,特别高兴,他说可以挂靠在中国文物学会,成立一个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此事不仅得到了罗老的鼎力相助,孙轶青、郑孝燮、庄敏等老专家老领导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成立时合影 1991年,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成立,当年成立大会的合影至今还挂在贾文忠的工作室,贾文忠感慨颇深:“当时很多老领导都来了,很多人现在都不在了,但是他们为文物保护修复做出的贡献,我们始终铭记于心。”2003年,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取得了民政部分支机构证书,坚持每年举办学术研讨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了16届,培养了大批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人才;每两年连续出版《文物修复研究》,给文物修复行业的人员提供了学术分享的平台。 作为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贾文忠还策划了很多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从2004年开始,由国家文物局牵头,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具体实施,策划了十余次的大型培训。瓷器修复、青铜修复、古代家具修复、纸质文物修复等,为我国文物修复保护事业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 20世纪80年代初,贾文忠就认为,比较合理的文物修复传承,应当是学院教育和师徒手口相传相结合。“我提了个方案,希望文物修复可以走学历教育,正好当时的海淀走读大学也想开设一个文物修复与鉴定专业,报给教育部,最后批准了。” 文物修复与鉴定专业,从最初只有一个学校开设,并且只给予大专学历,到现在,全国47所院校都开设有类似的专业,还招收了研究生,大大解决了文物修复行业人才匮乏的难题。直到今天,贾文忠仍在北京联合大学挂职,教授文物修复与鉴定的课程,“其实现如今文物保护修复事业缺的并不是人才和后备力量,真正缺乏的是对文物保护修复从业者的尊重,这种尊重不仅体现在机构人员的配置上,也体现在经济收入上。目前,一些从业者转行了,或者自己单干了,因为收入实在是很微薄。希望国家能够在这些方面多支持,能够让这些默默无闻、从事文物修复的手艺人,在事业上获得成就感,经济上获得满足感”,贾文忠在采访的最后感慨道。 贾文忠制作全型拓 近二十年,贾文忠又在为另一种与青铜器有关的传统工艺——全型拓的传承奔走呼吁,他自己制作的拓片已多达数百张,不仅将青铜重器的全型拓和自己画的生肖相结合凑齐了“十二生肖”,还为数千张铜镜拓片根据意境搭配禅意画。2017年、2018年分别在恭王府和颐和园举办了展览,共接待30余万人。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又到了山东曲阜新建成的中国孔子博物馆展出;“2019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时,展览走进到河北霸州…… 在中国,从事工艺传承的人有很多,但家族三代都从事一项事业的寥寥无几。从贾文忠的父亲贾玉波开始,其下子女贾文超、贾文熙、贾文珊、贾莉莉、贾文进及第三代贾汀、郭玢、贾树等子孙共10人均供职于各文博单位(故宫、国博、首博、农博、西安考古所等)从事文物修复工作。这样的阵势,不禁让人联想到了中国人自古崇尚的“愚公移山”的精神,它体现着一个家族为了一项事业“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前赴后继的执着。“贾氏文物修复世家”当之无愧,未来可期。 贾氏文物修复之家 启功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