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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在我国新疆吐鲁番为代表的西域地区，出土了成千上万件文献，震惊了世界学术界，吐鲁番文献与敦煌文献一起，催生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吐鲁番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术史的面貌和走向。 具有更加鲜明的特点 学术界所言“吐鲁番文献”，不只是吐鲁番盆地出土的文献，还可以指整个西域出土的文献。与敦煌文献相比，吐鲁番文献具有更加鲜明的特点。 一是吐鲁番文献发掘更早。早在1890年，英国的鲍威尔就在新疆库车获得了一件写于6世纪早期的梵文医方写本。从1893年起，俄国、瑞典、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考古学家和汉学家来到西域考察。可见，吐鲁番文献很早就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注意，这一领域拥有非常深厚的学术人脉和研究基础。 二是吐鲁番文献所记载的时代更早，绵延的时段更长。吐鲁番出土了写有“元康六年（296）三月十八日写已”题记的《诸佛要集经》，吐鲁番盆地所出文献以十六国至唐前期为大宗，而敦煌文献以唐五代居多，吐鲁番文献与敦煌文献恰好在时代上形成互补。 三是文献种类更多。吐鲁番文献从出土地看，有佛教洞窟遗址、故城遗址、墓葬遗址，出土地域广袤，且有各种类型的出土文物与文献相映证；从文献载体看，有纸质、砖质、石质、木质、帛质、麻质；从文献色彩看，有墨色、蓝色、朱色；从文献内容看，与当时的现实生活结合更加紧密，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四是吐鲁番文献的精华有不少保存在国内。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考古队对吐鲁番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直到今天，吐鲁番文献还在不断出土，并保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博物馆。 五是吐鲁番文献还会不断出土，在广袤的西域地区，不知还有多少考古发现值得我们期待，不知还有多少出土文献等待大家整理。 摸清吐鲁番文献家底 百年来，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呢？今后的吐鲁番学之路应该怎么走呢？我们可以从普查、识读、缀合谈起。 首先是普查。要从事吐鲁番文献整理与研究，必须将所有吐鲁番文献进行逐一阅读和比较，将不同体裁的文献进行全面观照和打通。因此，摸清吐鲁番文献的家底非常重要。目前，学者们对国外所藏吐鲁番文献的普查做得较好，有关《总目》已问世，特别是《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依据二书，再借助国际敦煌网站，可以基本了解国外吐鲁番文献的收藏情况。但是，对国内所藏的吐鲁番文献，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总目》出版，我们主要依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年）这样的著作进行了解。对吐鲁番文献进行普查之后，还需要进行统计，我们在撰写《吐鲁番文献合集·儒家经典卷》时，统计目前收藏于海内外公私机构的吐鲁番出土儒家经典共7部113件，它们是：《尚书》7件、《诗经》24件、《礼记》4件、《春秋左氏传》14件、《论语》31件、《孝经》9件、《尔雅》24件。 其次是识读。吐鲁番文献的识读，特别是汉文献的识读，国内学者比国外学者做得好。比如，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就比《大谷文书集成》（法藏馆1984—2010年）识读更为精审。长期以来，由于语言文字学家的缺位，或者由于整理者忽略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以及近代汉字、写本标识符号以及特殊格式对吐鲁番文献识读的重要性，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不免在识读方面出现失误，导致郢书燕说。比如，大谷1036《唐刘□达于某人边举麦契》误将“杂物”录为“难勿”，大谷8056《唐大历十六年（781）六月米十四举钱契》误将“代纳”录为“钱纳”，大谷1505《残契》误将“史  娘”录为“史屯娘”（“ ”其实是“三”的俗写）。如果我们再去翻翻日本老一辈学者仁井田陞的著作，比如《中国法制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就会发现在识读吐鲁番出土契约时出现的失误更多，又比如，OR.8212/1515M.Tagh.0124《唐遊（？）素岩辩辞》之“仰答”，《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误录为“仰鉴”，由于该著将此字识读错误，从而导致将文书定名为《唐遊素岩残文书》，文书的真实性质被掩盖。因此，我们整理吐鲁番文献，一定要把俗语言和俗文字的基本功打牢实。再次是缀合。吐鲁番出土文献大多来自墓葬，不少文书已经高度碎片化。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下葬时文书二次剪裁所致。由于埋葬时将文书剪成各种形状，如纸靴、纸帽，致使完整文书变得支离破碎。二是受墓葬内遗体和随葬品的腐蚀所致。三是出土后搬迁等人为损坏。如果散落的碎片出于同一墓葬，内容又相关，纸张、书法、字型规格、行距又一致，文书断裂的茬口也相吻合，我们就可以将其缀合。我们曾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将大谷3101、3103、3104残片进行缀合，再现《唐张某租陶契》之风采，又将69TAM140∶17/3与69TAM140∶17/5-1缀合，从而让《唐张信受雇上烽契》破镜重圆。 最后是断代。文献作为史料，如果年代不明，此件文书几乎无法使用。吐鲁番文献中，像券契、砖志、官文书这样的体裁，往往标明年代、月份、日期，史料价值极强，但由于不少文献高度碎片化，从而失去年代方面的确切信息，这就需要从语言文字学、史学、考古学角度以及文献的载体、书法等角度，对之进行断代，比如69TAM117∶57/2文书，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定名为《某人买葡萄园契》，没有标明具体时代。我们认为这是典型的高昌契券，而且极有可能是高昌延寿时期的，因为文书中“何（河、诃）盗（道）”“依旧通”一类词只出现在这一时期，只要将其与69TAM135∶2《高昌延寿五年（628）赵善众买舍地券》相比较便可得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