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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畲族乡村发展问题反思 然而，笔者通过在浙南畲村点面结合的田野调查不难发现，畲族乡村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归纳来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发展模式而言，自上而下式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是一把双刃剑。长期“以山为基、以农为本”的畲族村落由于受区位环境和历史传统的双重制约，总体上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发展起点低，其发展大都依赖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民族政策扶持，故属于自上而下式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从辩证的观点来看，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具有规划细致、布局全面、资源集中、行动高效等优势，这对低起点的畲族乡村发展的启动和推进尤为重要，也确实取得了卓越成效。但从长远发展来看，该模式也存在着内源性发展动力不足的弊端。一方面，畲族村民因自我发展能力弱而过度依赖政府的财政扶持，另一方面又因长期习惯依赖政府资助而寻求自我发展或社会力量参与的制度创新意愿和动力严重不足，进而难以发育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和个体充分自由表达、实现自我价值的完善机制，最终影响畲村的可持续发展。自我发展能力弱与过度依赖政府两者之间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尤其是在畲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面对民居新旧杂陈、道路狭窄不平、环境脏乱不堪、改造工程复杂浩大等局面，往往会出现摊子铺得过大和资金缺口严重等窘况，进而陷入如何进一步“向政府要钱”和等待“政府拨款”的被动发展境地。 其次，从发展组织而言，与畲族乡村发展密切相关的乡村治理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简言之是指对乡村社区的组织管理和制度安排，其宗旨是服务农民、解决民生、推动乡村发展。自1983年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被正式宣告结束后，不久建立了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这一新的农村建制，凸显了乡镇政权的主体地位，迎来乡村治理新模式。国务院对乡镇组织的职能有着十分明确的界定：除政治职能外，对乡村社区经济活动限于宏观管理范畴，主要是政策指导、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服务监督。自2002年全国人大九届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来，村民自治制度广泛实施，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建立了村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村经济联合社、村民代表大会、村民理财小组等多元化基层农民组织，新的乡镇治理机制逐步形成。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需要，许多农村还成立了各种类型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以及社会性民间组织。[10] 从以上政策法规和组织框架来看，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可谓日臻完善。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各级组织的职能角色却出现了错位、越位和缺位等现象。[7]75该现象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因社会发育程度低而表现得更为突出。 就畲族村落而言，乡村治理有待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大分散、小聚居”的地理分布格局，使畲族村落打上了更多的血缘、地缘等传统社区烙印，这与现代社区的适应性和开放性相抵牾；大量中青年农民外出打工经商，村民社会结构复杂、村落基层政权组织力量分散、文化程度总体偏低、村民自治难度大和效能差；随着政府对畲村公共事业投入力度的增大，乡村治理内涵扩大、任务增重，村落基层组织越来越力不从心；随着畲族村民社会流动的日益频繁，其思想观念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政治经济诉求和参与意识日益强烈，但现有的乡村治理模式难以完全满足畲族村民的多元化要求；畲村“能人治村”模式虽有利于推动滞后畲村的发展进程，但能人大都在附近城市经商，村落事务与家庭生意两头兼顾，疲于奔波，也存在着“能人异化”的隐患，“能人与贤人”完美结合治村的理想目标与现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此外，各级地方政府有关畲村发展的职能配置还有待优化。近年来，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民宗局、农业局、旅游局、文化局以及乡镇政府各部门等)对畲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引领，可谓工作出色和成绩可嘉。但其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项目的推广与实施中，对畲族文化特质和畲族文化心理的了解程度还有所欠缺，因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过走弯路、重复投资等现象，项目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可见，地方政权(尤其是县、乡镇级政府)与畲族村民的互动有待深化，对畲村发展的指导、协调、服务等职能作用有待加强。 再者，从资源开发而言，畲乡山林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开发力度还有待深化。近十余年来，许多畲村加大了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和农业产业化的进程，通过挖掘山林经济资源潜力，逐步实现了畲村由传统生存型农业向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化的转型，村民经济水准大幅度提升。但山林经济资源潜力挖掘还远远不够，主要表现在品种类型比较单一、缺乏精细化深加工、产业化组织模式不够完善、企业品牌意识不强等方面。事实上，位处东南山区的畲村山林经济资源十分丰富，可开发的经济林木涵盖十大类型：干果类、水果类、油料类、药材类、调味类、蔬菜类、饮品保健类、编条类、工业用材及其他资源类。但目前各地畲村开发的品种主要为茶叶，以及少量的板栗、油茶、毛竹、青钱柳等，还有大量的经济林木可以开发，诸如干鲜水果、竹笋、蔬菜、中药材以及食用菌等。此外，目前畲村在山林资源开发中，除茶叶产业化程度相对较高外，大部分农产品为初加工，附加值较低，即便相对成熟的茶叶企业也存在产业化组织模式单一、经济合作社名不副实、品牌意识不强等弊端。 近年来，各地畲乡虽然涌现出一批环境优美的畲族特色村寨，彰显了畲族文化魅力，促进了畲乡旅游经济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其畲族人文资源潜力挖掘不够充分，畲族文化内涵表现不够丰富，呈现出畲族文化单一化、形式化、符号化、同质化等弊端。例如，畲乡旅游展演主要为婚嫁和对歌习俗，品尝麻糍、乌米饭等特色食品，至于编织蜡染、银饰制作、武术体育、草医药技艺等文化精粹的开发尚涉及不多。还有大量的村落历史、传说故事等人文资源尚未加以整理。在畲家乐旅游经济运营中，畲族文化特色不足，同质化现象明显，文化内涵不够，更缺乏具有文化创意的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而且畲村民居以“畲元素上墙”的方式来彰显畲族文化特质，具有形式化和符号化特征。此外，各地普遍兴起的“三月三”畲乡旅游风情节，注重文化展演的形式，而忽略文化的本真意义，对热情热闹和盛大场面的追求，远远胜过对文化意义和经济效益的追求。节日载歌载舞的表演者大都是雇请来的汉族专业演员，大量的畲族村落民间文化艺术人才逐渐被边缘化，而且畲家乐旅游经济受益面总体不广。故畲族特色村寨还需要进一步整合山林资源和人文资源，强化文化创意，凸显民族特色。 再次，从发展本质而言，人的自由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指标。人类发展的理念以20世纪70-80年代为分界点，经历了从传统的发展观到新的发展观的转型。前者将发展片面理解为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经济指标的增长，后者将发展理解为以人为核心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首次论述了“人”的发展，认为经济发展首先必须满足人的基本需要。随后联合国制定的第三个十年发展计划(1981-1990)不仅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量的目标，而且还规定了经济发展的质的目标，即社会进步的目标，如公平分配、充分就业、普及教育、培训劳动力、提高健康水平、改善住房条件、保障妇女儿童的正当权益等。时至1992年，联合国在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运用人文发展指数(HDI)这一新概念，意即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这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组成的综合指标来考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后又补充了生活环境和居民自由程度等两项变量。人文发展指数概念的提出丰富了“发展”的本质内涵。与此同时，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由理论探讨范畴推向人类共同追求的实际目标，从更高的视角寻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6]26-27 从联合国倡导的现代发展观可知，发展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综合概念，既包括经济生活水准的提高，也包括人的健康理念和文化教育程度及生活品质的提升，还包括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以及自由发展和平等参与目标的实现等，更包括既满足当下需求又满足未来需要的可持续发展。就近十余年来畲族乡村发展状况而言，无论是经济生活水准，还是居住环境质量和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在健康理念、居住环境、生活品质、闲暇娱乐以及自由发展、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着明显不足。例如，近十几年来畲族村民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食物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餐桌食物品种日益多样化，但由于健康知识的匮乏，偏好酒肉荤腥和多盐多油食物，加之因“番薯丝吃到老”的痛苦历史记忆而对番薯等粗粮有排斥心理，甚至有的上山劳动也以酒解渴，故畲族这个善酒的山居民族，更容易患上心脑血管等疾病。因畲民抗风险能力总体不高，倘若家中有人患上重大疾病，其家庭生活质量势必一落千丈，少数家庭甚至一蹶不振。再如，畲村垃圾处理排污设施等虽然逐渐得到改善，但填埋式垃圾处理方式和塑料制品白色污染等对畲乡土地资源的潜在威胁仍不容忽视，大量的城市非安全食品涌入畲村，亦值得警惕。此外，畲村社区文化建设总体投入不足，乡村图书室等文化设施普遍匮乏，畲民的身心健康和精神生活较少被关注，畲民精神娱乐生活比较单一，旅游休闲的机会比较少。 最后，从发展主体而言，农户发展与村落发展不平衡性仍较为明显。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农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许多畲族农民通过外出打工经商逐渐发家致富。然而，中青年的长期外出，不仅导致畲族农户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更导致畲村发展的“空心化”或“半空心化”趋势以及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日渐突出。虽然打工经商发家致富的不少，但村落经济基础和集体经济力量依然总体薄弱。事实上，外出打工经商农户的发展并不等于畲族村落经济的发展。尽管并不排除外出打工经商户的发展有助于带动其他农户的家庭发展，但总体而言，外出农户的发展对村落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相反，唯有畲族村落的整体发展，才能提升广大畲民的村落凝聚力和自豪感，同时缩小农户之间的内部差异，尤其有益于保护年老贫病畲民等弱势群体。例如，近三十余年来浙南文成县培头村钟姓畲族村民大都依靠外出打工经商(包括至省内外，甚至国外)，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和良好的家庭发展，但培头村作为村落整体却长期以贫困面貌和低度发展状态呈现。直至近年来，随着民族特色村寨社区营造进程的加快，培头村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享誉四邻八乡，更牵引着无数在外发展的畲族村民回归村落，并主动参与到家乡的建设中来。这反映出许多高收入钟姓畲族村民对家乡发展的自豪感远胜于在外面发家致富的成就感。再如，自改革开放之初，景宁、武义等地不少畲族村民陆续至我国各大中城市经营超市而收入不菲，他们大都在家乡修造了气派的新楼房，但仅在春节期间小住几天，平时基本空置。对于这些离乡的富裕畲民而言，其内心升腾的自豪感并非来自自家楼房的格外华丽，而是近几年畲族特色村寨建设村落整体面貌的改观。可见，改变畲族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村落集体经济的总体薄弱现象是畲族乡村发展的必然趋势。换言之，惟有畲族乡村整体的发展才是畲族发展的关键，也只有畲族乡村的整体发展才是真正和谐、全面的畲族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缩小畲村内部发展的不平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