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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阐述历史所形成的史学类型，叫作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以，对于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必须首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信仰者；其次，他必须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历史研究并形成科研成果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大都直接撰写过历史研究著作。这些著作，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畴，而且全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范之作。我们学习这些著作，一方面是了解其中的具体结论，以作为学术的参考；但更重要的，是体会他们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是怎样运用唯物史观的，以作为研究的指南。经典作家的史学著作，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具有方法论的价值；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具有学术的价值。它们既是理论著作，也是学术著作。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外，马克思主义史学至少还可以分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两大类别。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流品与成分复杂，需要专门辨析，暂且不论。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界的看法还是一致的，即那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形成的科学的史学形态，以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为代表，不仅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学术队伍，而且推出了一大批史学成果，构建了科学的中国历史发展理论体系，完美地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实的结合，从而将古老的中国历史学推向了科学的形态。可以这样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们运用唯物史观长期钻研史料、与中国史实相互结合的学术集成。 这样看来，近些年一些学者时常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就不严谨、不妥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都是科学的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却不是科学的提法。因此，这样的提法，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里，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就如同不适宜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有漏洞。试想，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吗？又怎样中国化呢？它们原本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作嘛！ 这样的问题，即使对于经典作家的史学著作，也是存在的。很显然，既然他们的史学作品具有学术属性，那么，他们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具体人物的具体研究过程与具体结论，都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比如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说它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我们所需要中国化的，是这部名著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精湛的分析方法，而不是以“例子”的形式出现的那些具体的人和事。当然，这些具体的人和事，也中国化不了。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学科。就其实证性而言，是无法实现中国化的。至于说流品复杂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更谈不上中国化的问题了。当然，使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学者们的出发点与着眼点，是应当肯定的，但他们显然缺乏深入的思考。笔者认为，应当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概念。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向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定要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也就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武装自己。只有如此，才能守正出新，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推向新的高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