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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是在总主题“中国阐释学”下做的两个方向的延伸。第一个延伸是从“阐释学”到“历史阐释”，即关注阐释学理论在具体学科的适用性问题，特别是历史学。而“历史阐释”也是我一直比较关心的话题。第二个延伸是从“体系”到“概念”。张江教授提到，中国阐释学的发展路径“由概念起，而范畴、而命题、而图式，以至体系，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①因此，阐释的“概念”自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讨论基础，它是未来构建“中国阐释学”的理论起点。 一、历史阐释真的实现了公共性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俞金尧教授曾提到，历史研究本来就是一种阐释行为，而且正是一种公共阐释。它实际上是面向当下和未来而对过去所进行的一种公共性阐释，目的是为了让阅读我们历史论文的人能够接受这种阐释。当然，这种阐释必定是带着因果链的，回答“为什么如此”或者“何以如此”的问题，由此来创建一种共识，既让自己与历史中的人与事产生共鸣，也使自己的观点得以被当代人所接受。 尽管如此，我们今天仍然要问：历史阐释真的实现了公共性吗？这一问题来源于以下三种观察： 第一，从学术上而言，后现代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对我们的传统历史书写观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揭示了个人进行阐释的权利，各种社会文化史的个案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少数群体（族裔、性别、阶层等）曾经被隐匿的历史。然而，这些五彩斑斓的故事通常仅仅让读者关注自己的独特性，却让此前历史学家颇为自得的“大势”意识渐行渐远。宏大叙事不再受到关注，历史书写中的碎片化现象日趋严重。更为糟糕的是，不少历史共识也在慢慢消褪中，去结构化或解构化的趋向非常明显。 第二，从现实政治来看，全球性的权力结构变迁已影响到历史书写中的身份意识。此前山东大学傅永军教授提到“近代早期”这一时间意识很明显来自于欧洲历史的认识——即便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拥有“近代早期”，但其具体的时间分割大多不会与欧洲历史同步。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当中国崛起、阿拉伯与非洲等地区迎接新挑战、拉美迎来新发展机遇时，围绕在“近代早期”这一表述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显然会受到质疑、批判和抵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一次综合体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历史叙事，已成为当下历史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艰巨使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即公共性的塑造还源于一种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可被总结为由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体制的根本性变化。在此之前，如北京大学朱孝远教授所言，传统的历史知识一般通过官方历史书写，自上而下地进行灌输；或者通过职业历史书写，从象牙塔内向象牙塔外辐射。然而现在，虽然上述两种传统方式仍然存在，如国家统编中学历史教科书，职业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好的平台（如“百家讲坛”）来进行知识传授；但实际上，全球化趋势，特别是技术性的难题突破（互联网），使得自下而上、自业余而专业的各种可能性大量出现。普通人可以通过简单的数据挖掘方式，获取比老一代历史学家穷毕生之力都无法实现的大量一手史料或外国档案材料。“远在江湖”之人，同样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来关注“庙堂之史”，甚至拥有着比专业历史学家更多的“粉丝”。各种“揭秘”、“戏说”充斥着通俗读物市场。在微信上，此类所谓“历史知识”比比皆是。那些题目大多耸人听闻，但它却抓住了人们的内心需求，比如：“你所不知道的……”，“教科书不会赞同的……”，或者“跟教科书完全相反的……”。它们与官方或专业的历史书写构成了竞争姿态，但大多数内容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或者道听途说，或者胡编乱造，却由于“标题党”所产生的心理效应，获得了更多人的阅读和追捧。与此相反，历史学的专业知识和学术阐释却在此类传播中，要么缺乏声音，要么被有意曲解了。 以上三点，正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公共历史文化的当代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公共历史文化其实都存在着分散性和混乱性的问题。宏大叙事被搁置，各种集体记忆相互竞争，理性的历史逻辑让位于各种形式的感性表述。不仅如此，从全球范围而言，世界性的公共历史文化也没有形成。常见的欧洲中心观遭到批判，但马克思所言的“世界历史”却并没有伴随世界历史的新一轮发展而成为人们回眸过去时的共识，各种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继续拥有市场。相反，全球化的技术交流，却为历史认知形成与传播的“去门槛化”提供了帮助。这一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公共历史文化形成多元性特质，但从目前状态而言，它也是公共历史文化呈现混乱的根源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大家也没有想清楚，当人类社会面向未来，或者面向当代的全球性问题时，应该对过去作出怎样的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