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建构历史阐释的公共性路径 在上述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我的思考是：如何从科泽勒克的“鞍型期”理论中，找到有助于建构历史阐释的公共性路径？对此，我有三点不成熟的想法，请教于各位同仁。 第一点，我既对自己，也对国内的学术共同体提出“创造新概念”的呼吁。事实上，张江教授已经提出了“公共阐释学”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是否以及如何紧随其后，能够如当年“鞍型期”那样，创造一些“具有公共阐释性价值的先导性概念”呢？对于这样一种极具挑战性的任务，首先需要两个基本判断：一是当下的时代特征是否类似于“鞍型期”？二是哪些概念属于“具有公共阐释性价值的先导性概念”？ 关于第一个判断：我认为，当代已经进入了如1750—1850年间德国/欧洲世界所经历的那种“鞍型期”。一方面，政治上，超越“民族国家”（这恰恰是“鞍型期”的成果之一）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实践领域内的各种“跨国”、“跨地区”的合作也越来越多——即便近年来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现象，但世界的整体化步伐并没有停滞。各种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合作的案例比比皆是，各国携手共进的机会也呈上升趋势。当然，从负面角度来看，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如环境、贩毒、疾病等），也迫使各国无法固守有形边界而对“墙”外事物视而不见。另一方面，经济上，信息革命已被视作继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它以信息技术创新为核心，“信息”取代了农业革命中的“物质”和工业革命中的“能源”，成为当代最重要的资源。各种信息超越了个体、地区、民族、国家，而是以信息流、信息链、信息网的形式，实现了以全球整体为平台的生产、传播和接受。当然，以上两种变化还没有从根本上颠覆科泽勒克笔下的“鞍型期”所确立的文化形态，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继续存在，相应的文化霸权也未曾消失，但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动已经出现，特别是中国在近十年来的快速崛起。如果我们能够接受“鞍型期”是一个漫长的时段，那么当下或许正是新的“鞍型期”启动之际。 关于第二个判断：“具有公共阐释性价值的先导性概念”一定是那些面向政治和社会现象的具有公共性、理性化和普遍化特点的概念。在科泽勒克观察的“鞍型期”，我们看到了如“进步”、“历史”、“发展”这样的概念，它被用来向公众阐释过往、当下与未来的关系。随后，这些概念通过欧美世界体系建立起的网络而传播到各地。于是，如朱孝远教授此前所言，从一个客观事实的角度看，现代世界是西方文化首先建构起来。它导致了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不少概念源于西方文化认知的轨道，如“文明”和“野蛮”这样一对词汇，虽然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但我们今天谈论所谓“文明”和“野蛮”，却基本上延循着西方文化的基本判断。所谓“进步”，也是如此。二是不少概念在翻译过程中交杂着传统资源和西方观念，如“理性”一词，或昨天大家讨论较多的“阐释”，都能够在传统中国哲学的表述中找到对应词汇，但其意义却有所不同。由此，当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类似于德意志“鞍型期”意义上的“新时代”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重新梳理这些被视作现代表达的“先导性概念”？哪些词汇可以继续予以保留，哪些词汇可以增添中国元素？ 至今为止，中国的历史学界，并没有非常主动地去应对现实变化。我们已经对来自于西方的各种概念习以为常，缺少了创新意识。例如，我们习惯性地用“文明”的眼光来衡量非洲的现代化进程，却不自觉地忽略了它在西方人殖民之前几千年内所养成的“文明观”。同样，当我们用“进步”来评价历史上各种革新或革命之意义时，也会自动地将之与19—20世纪欧美政治体制的“经典”变化做比较。基于“近代早期”的时间认识，日本学者提出了“唐宋变革说”，而这一概念曾长期占据着中国学者的头脑。 与此相反，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事实上已经为世界增添过许多词汇：据称，随着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太空人”（Taikonaut）已成为世界三大指称“宇航员”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2018年最为引人关注的中国概念。相应地，历史阐释领域中是否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现象？或者是否有可能根据中国现实来进行本地化改造？如“和而不同”这一概念，是否可被用来描述19世纪以来世界整体化和多样性的发展特征？ 当学界内部思考上述问题时，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重大任务：即学界和社会之间如何来共享一批“先导性概念”？概念是最容易传播的，但若它缺少精确性和批判性，就容易造成公共历史文化的混乱局面。在当下中国社会，我们看到过一些新概念，如“民国范儿”。这是公共历史文化传播中比较典型的一种历史现象。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不过是一种“迷思”而已，通常只是一种单向度的历史认识。④然而这种概念却传播极广，还在公众中引发了一段时间的“热炒”。如果历史学界无法提供另一种概念来纠正公众的民国想象，那么也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公共历史阐释。 相较于历史学界，其他学科对于概念创造的敏锐性和主动意识却要强得多。一位语言学家已经关注过所谓“被自杀”这种奇怪表述背后蕴含的社会管理问题。⑤传播学界率先讨论了“后真相”的来龙去脉及其对社会文化产生的负面影响。⑥历史学若要承担起公共阐释的责任，新概念的创造无疑是首当其冲的考验。 第二点，如何再次实现历史的“集体单数化”？如前面所言，科泽勒克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从词源学角度发现了“历史”这一概念本身在启蒙运动过程中的变化，即从复数名词变成集体单数形式，而这一点恰恰对历史学本身的自我认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历史”一词虽然单数化，但并没有保持原初“集体单数化”的哲学意义。换言之，“历史”并没有成为面向人类社会的一种学科。一方面，欧美中心主义代替了启蒙史学的“天下观”，欧美国家的“历史”被塑造为其他国家的模仿对象（这是所谓“现代化理论”的初衷），而印度一类的古老国家被视作“无历史”的社会；另一方面，后现代史学撕裂了历史认知的统一基础，带来了各种形式的“小历史”。在此情况下，宏大历史叙事的缺位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 我们今天已经创造出一个新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概念其实在呼唤一种更为统一化的大趋势。它是历史重新实现集体单数化的契机。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全球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路径。例如，我们可以把生存权及其漫长的生存史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加以深入研究。在这一方面，关于衣食住行这些老问题可以得到重新讨论。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⑦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继续探讨哪些情感（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可以成为人类共有情感史的元素？在当前世界历史研究中，“共有史”渐渐成为一种全球史写作的趋向。伽达默尔说：“把当前的视界和历史视界相融合就是历史精神科学的工作。”⑧正因如此，即便情感的共有史书写或许存在一定难度，但其方向应是确凿无疑的。 最后一点，如何理解并且容忍概念在使用上的多层历史时间结构？科泽勒克的研究告诉我们，在“鞍型期”的100年间，相同概念实际上面临着各种使用方法。保守派继续按照他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理解来使用“革命”，由此拿破仑战争后的波旁王室复辟便证明了“革命”的“循环”之意。与此相反，革命派则遵从大革命精神，从此开启了任何革命的“创新标准”。他们都使用了相同词汇，却立足于完全相反的意义。这表明，新概念或概念的新意义，从其出现到接受，通常都不会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因此，在概念的使用中，一定会出现“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问题，即同一概念的不同使用会同时出现。这自然会引发一段时间的争论甚至冲突。那么，哪一种概念认知最终会脱颖而出？从历史经验来看，这既同革命派的坚持有关，又与时间流逝的自然动力不可分割。 当下的技术发展迅速，时间节奏感加快，或许概念的更新换代并不需要100年之久，但它毕竟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各位学者争论的“诠释”、“阐释”和“解释”这些概念，或许也会面临相同的命运。在我看来，“阐释”或许经过时间的洗礼，会成为一种共识概念。同样，目前我们仍在使用的那些与西方价值密切相关的概念，如“共和”、“民族主义”等，也不会轻而易举地退出研究领域或常见话语。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是：与其说为创造新概念而创造，倒不如在深入理解老概念的基础上，能够出现一些主动转换的尝试，以老词新意的方式，推进中国阐释学话语体系的建设，或许更有收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