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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阐释的概念史 我在之前的一些文章里，②提出了公共历史文化需要制度化，而且这种制度化需要国家、专业学者、个体民众、传播机构的共同参与，在多层次配合机制中，构建拥有公共性、理性化和普遍性的阐释效应。我想在此基础上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地探讨下列问题：即塑造这种公共历史文化机制的路径到底有哪些？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推进历史阐释的公共性？ 当历史学要进行讨论时，我们总是会追溯一些经验性的东西，亦即从此前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一些路径出发，来思考当下面临的挑战。由此出发，科泽勒克的概念史研究就相对重要些。 莱茵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被视作当代德国最重要的概念史学家。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九卷本的历史基本概念辞典（全称是《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在这部煌煌巨著中，他要解决的是1750年到1850年——科泽勒克把它取名为“鞍型期”（Sattelzeit）——的特殊空间（德语空间），是否出现以及如何出现概念变化这一问题。对于科泽勒克来说，概念是社会演进和结构变迁的指示器。他所研究的启蒙时代尤为如此。在此期间，德语世界出现了很多新词汇，同时也出现了对老词的新利用，即所谓“老词新义”的现象。在九卷本的历史概念辞典的导言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在编撰辞典的工作中，这种诠释学上的先导概念出于以下推测，即认为，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一些古典概念的含义已经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老词赢得了新的意义内涵。这些新的意义内涵由于接近我们当下对它们的解读而不再需要译介。这种诠释学上的先导概念引出了所谓‘鞍型期’的概念。在这一‘鞍型期’中，对某一概念的源生解释开始转变为我们今天的解释。……这种诠释学上的先导概念因而引出了一个重点，即一切概念史都证明了一种新的事实，与自然和历史、世界以及时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简言之，这是‘新时代’（即现代——引者注）的开端。”③ 他说这个变化过程是很漫长的。其间，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使用现象。有些人仍然在1750年之前的老用法中使用一些词，有些人却已经接受了同一词汇的新用法或者干脆转向新词。简言之，他说，这种“阐释学上的先导概念”让人们发现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德语中，“新时代”（neue Zeit）的两个词，合在一起，就是“近代”或“现代”（Neuzeit）——在这里，科泽勒克似乎玩了一个语言游戏，其实不然。科泽勒克是从概念变迁的角度，发现了社会转变的影子。若回到历史现场，人们同样会看到，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们如何小心谨慎地选择看似相同实则已出现转义的概念。从中我们也可以理解“鞍型期”内的普通人面对这一系列新概念时的那种“新奇”感。当这些“新奇”感越来越多，告别过去的时间也便来到了，这就是“新时代”。将之置于历史长河中，它便成为了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历史意识中的“近代/现代”。 当科泽勒克谈论“鞍型期”这一概念时，有几个特征非常值得我们研究。我们知道，1750—1850年是世界历史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期——当然我在这一点上非常赞成朱孝远教授的理解，即这种转折最大意义上是西方社会的转折，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那段时间并没有发生很大的转折——但这段转折当中所产生的一些概念，如“民主”、“革命”、“自由”、“权利”等，其实都影响了我们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认知。科泽勒克所言的转折期有四点特征。 第一，他认为他所观察到的一共有100多个概念——当然这些概念并不是当时出现的全部概念，而是所谓“阐释学上的先导概念”——它们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引导社会发展的指示器。因此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概念，如“自由”、“平等”、“民主”，都是以前就存在的词汇，但在此过程中其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二，这种概念的变化不是一步到位的。在此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社会存在着“多层性的时间结构”，亦即个人在使用相同概念时并不基于相同时代的理解。德国学者称之为“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大约到“鞍型期”结束时，人们对于某些概念的理解才大致统一，并且与当代人的理解处于相同水平。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和我们都是属于“现代”的。 第三，在概念变化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刚才提到的那些“先导性概念”出现了集体单数化的情况。比如说，自由（Freiheit）这个词，此前多为复数形式，意思是特权（Freiheiten），而现在则出现了单数化形式，拥有了我们今天的理解。另一个重要例证是“历史”（Geschichte）这个词。它此前多为复数化形式，意思是“故事”（Geschichten），各种有关“过去”的故事，为今天的人们处理难题提供了各种经验。所以西塞罗说“历史是生活的导师”。但科泽勒克发现，到“鞍型期”，很多哲学家、思想家笔下的“历史”已经出现了单数化的现象。他认为，这种转变是同步出现的政治与经济变迁所带来的结果。所谓“双元革命”（政治上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经济上的工业革命）为欧洲世界带来了一连串根本性变革，如政治上的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经济上的工业社会。由此，传统意义上的“过去”之经验，已经无法为当时的人们所借鉴。人们需要在立足当下和面向未来的基石上，重新解释过往的历史，为这段或那段历史给出符合现实需求的“公共阐释”。于是我们赋予了“历史”以新的内涵。它拥有了形而上学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沛老师提到的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所以“历史”这一概念的集体单数化，反映了历史学学科自我认知的一种根本性变化。由此，历史学就从原来修辞学的材料提供者，转化为今天公共阐释的一种基础。 第四，尽管科泽勒克仍然是欧美中心论者，因为他没有研究过其他地区，但他有一点还是值得我们赞赏的，即他超越了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化理论的鼓吹者们经常强调的是传统和现代的二分化。在此关照下，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通常都被描绘为瞬间完成的过程。但科泽勒克的“鞍型期”理论则让我们看到了渐变的特征。在此期间，各种概念理解并存，相互竞争，最终通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了更新换代。这表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明显，两者之间的转换也非朝夕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