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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汉、闽、吴越经济政策与海外贸易的消长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的关系十分微妙，不乏合纵连横，更不缺刀兵相见。而五城所在的三国(地区)，几乎所有统治者，无论其残暴还是仁慈，无论是深谋远略还是见识鄙陋，都毫无例外地高度重视海外贸易，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为立国之根本，谋国运之良策。相比之下，在大一统局面下，中央王朝从农业所获得的资源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中央的需要，并不十分希望沿海城市发达起来，更不在乎沿海居民生活能否改善，反而防范沿海城市的发达，避免造成离心的倾向。学术界曾多认为，大一统有利于人员往来，和平的环境有利于商贸发展。但是在大一统局面之下，统治者的深层考虑并不完全是从经济利益上出发，特别是在统治者所需的奢侈物品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的情况下，具体地区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并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当然口头会加以重视)。而有些政治上的考量，可能会压倒经济上的考虑。分裂局势下，来自中央的束缚大幅度减少。小国生存不易，不开航路，则无以为生。这才促使各割据政权重视海外贸易，以图发展。 南汉建立以后，在后梁时即与中原王朝断绝了全部关系。[48]8919这种政策取向和继续向中原王朝贡使不绝，承认正朔所在，接受中原王朝封赠的闽和吴越有所不同。但不约而同，三国均高度重视海外贸易。南汉建立之初，就开始把海外贸易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提出来，从不歧视商业，甚至向外来商人夸耀自家珠玉之富：“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宝，以为玉堂珠殿……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21]913。高度重视商人的作用，几乎没有任何歧视商人的政策。甚至在举行重大宗教活动时，还广开大门，准许“四海蕃商，俱入内廷，各得观瞻”[49]9319。本地商人也和海商建立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关系亲密，不忍分别。不得不分别之时，还相赠药物，使本地商人全家在大疫中得以幸免。[50]112马端临评价南汉为富强之国，云：“宋兴而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51]699。刘陟继位之后，“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39]2106。黄损在刘龚造南薰殿时谏诤，先为夸耀之语，其中说：“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52]761，虽然有故意夸大其词的嫌疑，还是能略说明南汉商业发达，且非常重视海外贸易所获之物，可以用来作为夸耀之语，否则黄损不会将其作为重大成就说出来。这些举措，与不重视商人、也不重视商业的中原王朝形成了鲜明对比。如后唐明宗时期，还得特意提出，“不得邀难商旅”[39]568，说明此事已成痼疾。同时也歧视商人，仍然要求在衣服上要有所区别，“庶人商旅，只著白衣”[39]593。后周时期，地方官员竟然见强盗掠夺商船而袖手旁观。[39]1767诸如此类，对比可见南汉对于商人、商业的高度重视。 闽的腹地狭小，自然资源不足，所以更为重视海外贸易。但王审知治闽早期，曾任用不重视商业发展反而强行勒索富人的陈岘，其人“初事太祖为孔目吏，时开府多事，经费不给”，故献计，“请以富人补利市官，恣所征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但是陈岘“由是得宠，迁支计官”[20]1401。这种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且受到地方富人的强烈反对，所以很快就得到了调整。接续陈岘主管财政的是张睦，其为人“抢攘之际，雍容下士”，所以在领榷货务时，能“招来蛮裔商贾”，并且做到了“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20]1377。而为招揽商旅，就必然要注意商路安全。王审知时期，官方注重于航路交通安全，“时海口黄崎岸横石陡峭，常为舟楫之患，太祖思去之，惮于力役。乾宁中，夜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风雷暴兴……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20]1378，是不是神力未可知，但是首开甘棠港，留心于航路，重视商旅当为事实，可见其对海外商路的重视。而且在王延嗣的劝说之下，积极招商，特别是重视招来蕃商。范祖禹评价王审知在位期间“招来蕃舶，绥怀海上诸蛮，贸易交通，闽俗康阜”，这些成果的取得，都依赖于王延嗣的大力推动，“皆君有以启之”。[53]404王审知德政碑总结云：“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开讥廛市……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樯荡漾以随波……佛齐之国，绥之以德……关讥不税，水陆无滞，遐迩怀来，商旅相继……保千万艘”[54]527，李东华认为，在这种鼓励政策之下，福建对外贸易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财富[55]59。闽为南唐所灭，福州被南唐占领，泉州则被留从效割据，而面对“异时津梁有征，关市有税，屯田极租，盐榷擅利，苛虐之政，刻剥是务”局面之时，留从效应对办法是“独一切蠲除”。同时，“泉州城市旧狭窄，至是扩为仁凤、通淮等数门。教民间开通衢，构云屋”。重视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储积岁丰，听卖买，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29]412。留氏统治期间，还设有“专客务”这样的职务，以及“榷利院”[56]6这样的机构，可见对于商贸的重视。甚至还专门到中原设置商业立足点，宋则赐了青州荷恩禅院，作为泉州的回图邸务。③[57] 吴越则面向东海，更多关注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东北地区，也非常重视海外贸易。景福二年(893)，罗隐曾用钱镠的口吻说，杭州是“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58]942的大城，其中对于商业贸易的重视不言而喻。开运三年(946)，吴越王钱弘佐谋救福州，试图铸铁钱，用通货膨胀方式大幅度提高将士薪俸。但是钱弘亿表示不赞成，提出铸铁钱有八害而不可为，其中的两条是：“新钱既行，旧钱皆流入邻国，一也；可用于吾国，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百货不通，二也”[59]26，从钱弘佐的意见中可以推断，吴越国与周边诸国，来往非常密切，极难截断，只有这样才谈得上旧钱可以流入邻国，而不是被收藏起来。同时，如果换用铁钱，商贾就不再来本国，而不来的结果是“百货不通”，这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两条讲的都是本国和邻国经济关系非常紧密，可见诸国经济融为一体的程度。另外统治者特别重视货币的发行，说明吴越国境内，特别是杭州、明州经济已经非常发达，值得考虑发行劣钱而掠夺百姓收入。同时吴越在中原广设谋利机构，“滨海郡邑，皆有两浙回易务，厚取民利”，还利用官府势力，强行追讨债务，“自置刑禁，追摄王民，前后长吏利其厚赂，不能禁止”，还得依赖于政治强人的警告，“告所部，不得与吴越征负，擅行追摄，浙人惕息，莫敢干命”[39]1646。经过多年建设，杭州、明州地区均取得了很大进步。宋朝人多认为杭州、明州极为富庶。司马光认为，“吴越王鏐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48]8846。苏轼说：“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60]499乾道时期地方志里面，就直接认为富庶乃是因为商业：“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部，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东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亦东南之要会也”[61]2880。因为地当海道交通的综合枢纽地位，常有商舶往来，才导致物货丰衍，商业发达。陆敏珍认为，明州建置虽晚，但由于海路交通的发达，唐五代已是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62]281在钱弘佐当政之时，为了维持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每年都要大举上贡，所谓：“航海所入，岁贡百万。王人一至，所遗至广，故朝廷宠之，为群藩之冠”[39]2064。能岁贡百万，虽然同时在大幅度压低官僚收入，但是仍然显得较有财富，说明从海外贸易当中，所获甚丰，对海外贸易，岂有不重视之理。 分裂是五代十国的政治主基调，但恰恰是在分裂时代，不同割据政权才有着不同的政策取向。大一统国家鼓励的是农业发展，这样才能牢固地把人束缚在土地上。而濒海而生的小国，农业难以维持，政府才主动推动商业发展，鼓励对外贸易，并形成了区域之间竞争关系。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就不得不面向海洋，争取更多的海外贸易资源。王赓武(Wang Gungwu)认为，福州、泉州和广州成为割据政权重要的贸易城市。特别是福建变成独立王国，对于福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福建首度可以为自己而不是为中国来发展”[63]81，海洋贸易成为它必要的事业。克拉克(Hugh R.Clark)认为，独立的经济依赖于外贸，为了保持统治，统治者极力发展海外贸易。[64]张彬村则在此基础上指出，在这个时期，泉州远远超越了曾经外商云集的广州，成为第一大港，同时也在闽南形成了重视海贸的习俗。[65]特别是形成了可以为重利而冒险的社会氛围，闽人黄滔曾有一首《贾客》：“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66]1680很好地道出了真谛。非常形象地说出了虽然大海危机重重，但是为了求利必须要冒险。 上述虽然是福建情况，但并不仅仅存在于闽南，闽南只是更具有代表性。在这种求利精神刺激之下，三国五城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也启动了两宋海外贸易路向，为宋代海外贸易繁荣兴盛之路奠定了重要基础。宋神宗也认识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有笼海商得术也”[67]23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