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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疆社会经济史研究 此期新疆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取得较丰硕成果，学者们从屯垦史、经济制度史、手工业史、水利史、矿业史、贸易史、货币史以及人口史等多方面入手，使新疆历史研究呈现出更为丰富画面。 新疆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是新疆农垦问题，涉及两汉、唐朝直至清代新疆屯田及水利研究，成果较突出，张德芳、朱宏斌、李炳泉、吴大旬、刘永强、祁美琴等的研究成果就是代表，例如朱宏斌《两汉西域屯田及其在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中的作用》[35]认为两汉在西域屯田不仅维护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而且为以后的边疆屯田提供了历史经验，成为了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新疆贸易史研究上，古代丝绸、玉石贸易研究继续深化，对近代对外贸易研究有新的拓展。例如，扬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36]论述了北宋时期诸蕃与中原的朝贡贸易、中继贸易，认为宋代以降，回鹘人几乎控制了丝路东段贸易，中继贸易取代了长途贩运。张文德《明与西域的玉石贸易》[37]对玉石贸易的路线、种类、数量进行了考察，指出了明朝建立玉石贸易制度利弊。许建英《试论杨增新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间的贸易（1911-1928）》、[38]《金树仁时期英国和中国新疆之间的贸易（1928-1933）》[39]等多篇文章，利用英国档案资料，梳理了杨增新时期、金树仁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的贸易，线路以及地缘政治影响。关毅《盛世才主政时期新疆商业贸易的发展》[40]认为盛世才主政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新疆的商业贸易得到了发展。 新疆人口史研究以往关注较少，此期不少成果涉及两汉、魏晋南北朝、清朝以及民国时期新疆人口，既有面的研究，也有点的剖析。例如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口》[41]认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有两汉统计过西域人口，而西汉统计最为详备。人口统计上的详略实际上反映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统治的强弱。阚耀平《乾隆年间天山北麓东段人口迁移研究》[42]论述了乾隆年间内地移民迁入天山北麓东段的类型、来源地、组织形式等，认为人口迁移的高峰在乾隆三十年代，主要安置在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两个地区。 （四）新疆历史地理研究 新疆历史地理研究历来受到重视，此期成果较突出，涉及新疆历史上交通线路、山川湖泊以及关隘要津等方面研究。关于交通线路、古代城镇等方面，陈霞、李文博、刘安志、文欣、张莉、阚耀平、黄达远、余太山等都推出新成果，例如，陈霞《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对新疆历史的影响》[43]认为通达的丝绸之路将西域与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汉代西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的交融。黄达远《清代中期新疆北部城市崛起的动力机制探析》[44]认为，清代中期以后，由于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以及北疆商业市场机制的形成，确立了北部城市的地位，改变了历史时期“南重北轻”的新疆城市分布格局。 （五）新疆宗教史研究 新疆宗教史研究成果突出，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首先，对新疆宗教史的宏观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一些关于新疆宗教通史性著作出版，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诸如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由“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撰写的《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都是积多年之功而写成，分别对新疆宗教演变和伊斯兰教发展进行了系统考察。其次，对新疆历史上各种宗教均有研究，涉及面很广。例如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道教和基督教等都得到研究，不过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影响大，受重视程度更高，成果更多。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新疆宗教史研究的内容不仅仅是宗教本身，跨学科研究凸现，丰富了研究视角，例如佛教对回鹘的影响、佛教与摩尼教关系、新疆佛教世俗化等方面。再次，新疆宗教史研究队伍壮大。就此期新疆宗教史研究来看，年纪较长学者继续耕耘，诸如季羡林、耿世民、陈得芝、荣新江、马品彦、潘向明、王小甫、牛汝极等；一些中年和青年成长迅速，研究队伍壮大，例如杨富学、王鹏辉、王菲、马东平、夏雷鸣、高永久、贺萍、等学者。此外，少数民族宗教研究学者成长很快，木拉提·黑尼亚提、才吾加甫等分别在基督教、佛教研究上都卓有成绩。 （六）新疆文化史研究 新疆文化史研究历来受到重视，此期突出特点是重要的专著较多，注重理论探讨。这对认识新疆多元文化的发生、演变及其多元性特质、新疆文化与内地关系上都极富有意义。 仲高、高人雄、薛宗正、郎樱、余太山、穆舜英、王小平、水涛、安晓平、孟楠、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朱瑛、库来西·塔依尔、特·贾木查、汪钟英、杨富学、阿丽娅·托拉哈孜、金维诺、春花、刘宾、张春丽等学者，从不同学科研究新疆文化史。例如，仲高《西域艺术通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对新疆艺术文化及其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郎樱《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45]认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二者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对各自的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水涛《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46]认为，西域史前文明的发展演变在于不断接受来自周边地区古代文明中心的影响，也受到环境因素的极大制约。王小平、安晓平《论新疆屯垦文化的特征及其在新疆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47]论述了新疆屯垦文化形成的基础和性质，认为它不仅是新疆多民族文化并存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跨民族存在的文化，而且在新疆的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库来西·塔依尔《论〈突厥语大词典〉的语言学价值》[48]分析了大词典在语言调查分类、语音学、语法学构词学等方面的价值，认为它为突厥语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金维诺《龟兹艺术的创造性成就》[49]认为，龟兹艺术创造三种石窟类型，创作大量精美彩塑和壁画，开创师徒传承的体制。 （七）与周边关系史研究 与周边关系研究史是新疆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期研究有较大转变。早期研究偏重于帝国主义侵华视角，聚焦帝国主义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1998年后，研究则转向新疆与周边国家关系史视角，着重系统研究，涉及内容更加丰富，包括政治、贸易、交通、边界和朝贡等诸多方面，而且观点趋于客观。许建英《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民国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1912-1949)》以及一系列相关文章，厉声《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是其中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此期该领域研究在资料创新上有较大进展，注重挖掘和使用中外档案文献。例如，在中国档案使用上，除了持续挖掘汉文档案外，还注重清代中期和早期的满文档案利用；在外文档案、文献方面，注重搜集和使用相关国家的档案、文献资料，英文、俄文、德文、甚至土耳其文档案文献得到利用，使该领域研究得到拓展和深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