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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考古收获 从总体来看,消落区各时段的考古收获极不均衡,尤其是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占比非常高。其原因在客观上,是相对于其他时段三峡库区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遗存更加丰富;在主观上,消落区考古以“发现一处、抢救一处”为基本原则,工作重点围绕已暴露的墓葬遗存,对结构稳定的遗址类遗存主要采取原址保护、加强巡查的保护措施。 以下主要根据本书收录的35篇发掘简报介绍考古收获,对未刊布的一些重要发现暂不涉及。 (一)先秦时期考古收获 大溪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在江汉平原,在重庆库区主要见于瞿塘峡以东,以巫山及其邻近地区最为集中,典型遗址有大溪遗址、人民医院遗址、欧家老屋遗址、培石遗址等。进入到后续三峡时期,大溪文化遗存又有了新的发现。巫山县柏树梁子墓群位于大溪遗址下游约20千米,2013年的发掘中共发现大溪文化灰坑、墓葬各10座。从现场情况来看,发掘区内的大溪文化遗存堆积薄、遗迹稀疏,与既往发现的大溪文化遗址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判断本次发现的遗存应处于整个遗址的边缘地带,尚存在开展进一步工作的空间。多数灰坑中发现有丰富的鱼类骨骼遗存,是研究大溪先民的生业经济的重要实物标本。墓葬均为小型单人葬,葬式基本为屈肢葬。从出土陶器来看,碗、豆、盘等圈足器以及拱嘴形支座等均是典型的大溪文化陶器,与巫山境内的大溪文化在面貌上基本一致,时代应在大溪文化的早中期。柏树梁子墓群发现的大溪文化遗存,填补了三峡后续考古工作中大溪文化发现的空白,其地处大溪遗址和人民医院遗址之间,是大溪文化沿长江干流传播的一个重要节点,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库区大溪文化谱系的认识。 巫山县柏树梁子墓群墓葬(大溪文化) 巫山县柏树梁子墓群出土牙饰件(大溪文化) 重庆本土新石器文化遗存也有一定的发现。涪陵区渠溪口墓群地处珍溪与长江的交汇处,该遗址新石器遗存的分布十分集中,陶器制作较精细,基本器物组合为高领壶、折沿深腹罐、敛口钵、器盖等,口沿形状以卷沿、折沿为主,口沿有纹饰者较为常见,器底多为平底,为玉溪坪文化的典型遗存。 重庆库区的夏商周时期遗存有着自身的特色。通过多年的工作,新识别和确立了一批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大致建立了三星堆文化→石地坝文化→瓦渣地文化、双堰塘遗存的夏代末期至春秋时期的文化发展基本脉络。这一时期的遗存发现总体数量不多,在消落区考古中更是零星。其中,2013年在涪陵区香炉滩遗址中发现了一批石地坝文化遗存,陶器以泥质褐陶和夹砂褐陶为主,器表多素面,纹饰均为绳纹,可辨器型有罐、豆等。 (二)战国秦汉时期考古收获 进入到战国时期,重庆库区是巴、楚、秦,尤其是巴、楚竞相争夺的重要区域,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以一种文化为主体,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交融的文化现象。在消落区考古工作中,抢救出大批这一时期的墓葬遗存,比较代表性的有巫山县柏树梁子墓群、云阳县营盘包墓群、万州区黄金塝墓地、万州区大丘坪墓群等。 万州区大坪墓群墓葬(战国) 万州区大坪墓群出土陶鼎(战国) 万州区大坪墓群出土铜器组合(战国) 柏树梁子墓群共包含战国时期土坑墓9座,墓葬规模较小且未见二层台和棺椁痕迹。从随葬品来看,这批墓葬以巴文化因素为主,又有少量的楚文化因素。值得一提的是,M23出土了巴式柳叶剑和楚式矛的兵器组合,是巴、楚文化交汇融合的实物体现。云阳县营盘包墓群地处巴阳溪与长江的交汇处,在2002年由福建省博物馆清理楚文化墓葬9座。2012年,在原发掘区所在山包的顶部,再次发现战国时期墓葬8座。这批墓葬排列有序、朝向基本一致,特别是M13、M14、M15同处一列,随葬品置于墓室一侧,鼎、敦、壶、豆组合完整,具有典型的峡江地区楚文化墓葬特征。与之相类似的情况亦见于万州区黄金塝墓地,包含的9座战国时期岩坑墓之间不见打破关系,多数墓葬埋藏较深,形制结构相似,打破生土及基岩,墓壁修葺平整,口大底小,略呈斗形,葬具为一椁一棺或单棺,为典型的战国中晚期楚文化墓葬。该墓地与前文提及的营盘包墓群,墓地总体规模不大、墓葬密集、时代相近,有学者认为这批遗存与约在秦灭巴、蜀或及其后不久,楚文化的第三次大规模西进有关。从位置来看,瞿塘峡以西地区已发现的楚文化墓地基本沿长江干流点状分布,上溯最远可至忠县,体现了楚国在该区域“连点成线”的总体布局,以控制水路交通为主要方式实现对库区的长期占领。 秦汉时期是三峡库区融入中原文化系统的进程。秦灭巴后“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并未彻底破坏巴国的社会政治体制。体现在考古遗存上,峡江地区墓葬中的秦文化因素非常稀少,基本仍保留着原有的土著文化风格。这一情况总体可持续到西汉中期,随着武帝对西南夷的开发,峡江地区本土文化特色逐渐减弱,中原汉文化面貌基本得以确立。 在消落区考古工作中发现的西汉墓葬总体数量不多,且一般与东汉至六朝墓葬共处一座墓地,体现出较长的文化延续性。涪陵区转转堡墓群清理西汉土坑墓3座,M2墓室与墓道间有一道用大小一致的卵石与泥土混杂成的立墙,这一葬俗在峡江地区十分罕见;M4出土了一组钫、灯、釜、壶等铜器,进一步充实了西汉青铜器的考古发现。江北墓群位于涪陵城区的长江北岸,与白鹤梁题刻隔江相望。该墓群的考古收获颇丰:如发现5座土坑墓时代从西汉中晚期延续至东汉早期,尤其是转转堡墓地M1和M2未被盗掘,器物组合完整;通过对这批土坑墓中人类牙齿样本的体质人类学鉴定,确定墓主随葬年龄普遍在20至30周岁;转转堡墓地M3西箱室中随葬了整只动物,经鉴定为未成年猞猁等。这些成果为峡江地区西汉墓葬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涪陵区江北墓群墓葬(西汉) 涪陵区江北墓群出土铜洗(西汉) 三峡地区的东汉至六朝墓葬数量非常丰富,尤其是砖、石室墓在消落区考古中最为常见,几乎在库区的每个区县都有发现,且在文化面貌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本文仅列举一些既往工作中较为少见或具有区域特色的相关发现。忠县瓦窑六队墓群清理了1座东汉中晚期的石室墓,虽经盗扰,但墓室内随葬品基本未受影响,仍清晰地展现出入葬时的位置布局。此外,墓室内仍清晰可见横列的三处棺痕,是研究这一时期家族(家庭)合葬的典型实物样本。丰都县卡子堡、林口两处墓地均地处赤溪河与长江交汇形成的一处半岛型山包上,两处墓地在位置上应同属赤溪墓群的分布范围,该墓群是库区规模最大的东汉至六朝墓群之一,墓葬数量多且保存较好。卡子堡M2是一座带封土双墓道的双室砖室墓,两条墓道之间有一道生土墙相隔,自甬道起整个墓圹为一个整体,左右二室在中部相连通,是峡江地区十分罕见的墓葬形制;林口M2的出土品十分丰富,特别是陶辟邪钱树座、俑、戏楼等造型精美、内容丰富,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与丧葬习俗具有重要的价值。六朝时期的墓葬往往不易从东汉晚、末期的墓葬中区分出来,目前普遍将青瓷器如盘口壶、鸡首壶、四系及多系罐、饼足碗、斜弧腹钵等作为判断库区六朝墓葬的标准器物,在这一标准下,巫山县大昌东坝M14、拖肚子M1,云阳县平扎营M3,万州区黄金塝M1、五丈溪M1,丰都县槽房沟M1等均应在两晋南朝时期。 丰都县上河嘴墓群出土鎏金铜耳杯扣( 东汉) 丰都县上河嘴墓群出土鎏金铜扣( 东汉) 丰都县卡子堡墓群墓葬(东汉至六朝) 丰都县汇南墓群出土陶楼(东汉至六朝) 丰都县汇南墓群出土陶钱树座(东汉至六朝) 丰都县槽房沟墓群出土瓷盘口壶(六朝) 丰都县槽房沟墓群出土铜柿蒂形棺饰(六朝) (三)唐宋及以后时期考古收获 唐宋时期的遗存较为零星。2008年在渝北区茅草坪遗址群发现了5座唐墓,均为竖穴小土坑墓且随葬品稀少,应为平民墓葬。该遗址的宋代遗存相对丰富,有房址、瓦当等建筑类遗存和大量的生活遗物,说明该区域在宋代已成为一定规模的生活区。涪陵区太平村遗址清理发现了一组结构清晰的宋代石质建筑遗存,构筑于土质紧密厚实的黄土上,在朝向上坐南朝北、背山面水,普遍由地基、挡土墙、护坡、柱洞、铺地石板、排水沟等组成,并发现有天井等遗迹。这批建筑所用条石规格统一、加工规整,排水设施完善,基址规模较大,体现出较高的社会等级,对峡江地区宋代建筑选址与布局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宋代墓葬的发现极少,万州区瓦屋墓群发现同冢异穴的宋代墓葬2座(发掘者将其视为同一座墓),总体形制与渝西地区的宋代墓葬相近。值得一提的是,石柱陶家坝墓群M2共出南朝与南宋两个时期的遗物,可能是南宋时期借葬早期墓葬的行为。 涪陵区太平村遗址发掘区全景 涪陵区太平村遗址建筑基址(宋) 三峡地区的明代墓葬主要有石室、砖室、竖穴土坑等三大类,在消落区考古工作中均有发现。涪陵区下湾石室墓群清理了2座规模较大的明代石室墓,以大型石板构筑,相邻墓室共用墓壁,是这一时期家族多人合葬的实物体现,其丧葬习俗更接近于渝西地区。渝北区老锅厂文家湾所见的2座明代墓葬以青灰砖错缝平砌,均为并列双室,在丧葬习俗上更可能是夫妻合葬。值得注意的是,M3出土墓券位于左室后壁处,上刻道教“后天八卦”,反映了企盼墓主安息、安乐富贵的祈愿。云阳营盘包墓群的2座明代墓葬规模明显偏小,M19为小土坑墓,M20为石板拼合,与三峡库区巫山、奉节等地的相关发现更为接近。 三峡地区的炼锌遗址主要分布在丰都县镇江镇至忠县洋渡镇沿长江两岸台地,绵延20余公里,数量共计21处,在我国古代手工业考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3年,在消落区考古工作中新发现的忠县临江二队遗址是三峡地区乃至全国目前发现并进行考古发掘的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炼锌遗址。该遗址的冶炼工作区域以马槽形的冶炼炉为中心,炼炉两侧有柱洞,可供搭建工棚之用,其周围分布有堆煤坑、炼煤坑、拌泥坑、蓄水坑等一系列冶炼工作配套遗迹。遗址的经测年推断始炼年代为明代中期,为探讨我国古代“下火上凝”式炼锌工艺流程的产生、发展以及三峡地区古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忠县临江二队遗址发掘区全景 忠县临江二队遗址炼锌炉(明) 忠县临江二队遗址冶锌罐堆积(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