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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藏礼于器 除了神秘的图案以外,特有的造型及其功能也是良渚古玉研究的重点,这重中之重就是玉琮。“琮”是《周礼》所记载用以“礼天地四方”的“六器”之一,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就是见于良渚文化,因此对良渚文化玉琮的解读关乎古礼,引来圈内圈外无数人的关注。 良渚玉琮既然是琮的“原版”,它奇特的形制就的确值得细细推敲。现在看到的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一类被称为“镯式琮”,顾名思义,外形和镯子相似;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这两类共同的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为主题的图案,并且大多四组对称排列。镯式琮往往比较矮,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而方柱状琮则高矮不等,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多节琮一定是上大下小的,这种头重脚轻的设计似乎太不近人情,以致乾隆皇帝和很多海外博物馆,不认得上面的神人兽面,都把它们倒过来放稳才踏实。 还是看“琮王”这件重器。从俯视角度看,良渚文化的玉琮和后世认为的天圆地方并无直接关系。刻意将器壁做成弧面以获得最大化的视角观看兽面纹,可被理解为通过特定器形来更好地承载和展现纹饰的力量。良渚晚期,人们开始普遍使用高节琮,其上只能见到非常简化的神人纹;而在同时期,漆器和象牙器上却能见到完整的神人兽面纹饰——因此,我们应该从资源和技术角度的变化为出发点,来考虑晚期玉器纹饰和器形的变化。由于原有玉料资源枯竭,晚期含铁量高的深色玉料已不再适宜刻划细纹。于是,玉琮开始更多用“形”去承载自己的信仰体系,并且不断被后来的人转用并给予新的解读。良渚纹饰却随着材质技术的退化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钺”,《说文解字》说:“戉,斧也”。 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史前石斧、石钺最为发达的地区。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成为一种随葬品。早有学者论证过“王”字与“钺”字具有同意同源的关系,说明钺与王权是密不可分的。有不少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钺在墓中出现,是军权、神权、统治权合一的表现。但在良渚文化中,尚未见到特殊的有关战争的遗存,良渚社会是否强调军权(又怎样强调军权),或是否存在军事权力的集中仍不清楚。我们所看到的钺,似乎更关乎于礼。 良渚文化的钺,可以分为玉和石两种。其形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质地的差异反映了墓主人身份的不同。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墓葬中,而且一座墓基本上只有一件。它的普及率要低于玉琮和玉璧,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是不同凡响。 玉钺中的重器“钺王”,与“琮王”出于同一墓中。两面各刻划了一个完整的“神徽”,神徽下方也各有“神鸟”相伴。与之相配的还有钺的端饰,也就是安上柄后位于木柄头尾端的玉质装饰。这类端饰刚发现时不知为何物,发掘者曾经根据外形称其为“舰形器”;后来,在发掘中观察到了它们和玉钺配套放置的情形,又对照其他完整的石钺模型,才确定了它们与玉钺的组合关系。 周武王伐商的时候,曾有过“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的记载。而玉钺(比如这件“钺王”)一般在墓中就位于左侧,可能也是由墓主人左手所持。尽管墓中出土的玉钺大多精美光亮,毫发无伤,似乎并未参与过什么讨伐之战,但是,由此不难想象当年它的主人大权在握的那种气势和威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