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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韩中国朝鲜族的职业分化，是导致该群体社会融入存在较大差异的重要因素。普通务工群体在经济融入中的边缘化特征，使得他们在社会交往与文化融入中呈现出封闭与异质的状态；中高端职业群体成功融入韩国社会，促进了他们与韩国人之间的深层互动及文化融入的同质性。研究中国朝鲜族融入韩国社会的分化与差异，不仅可以展现跨界民族问题研究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对朝鲜族跨国理性流动也具有一定的积极引导意义。 关键词：朝鲜族；社会融入；分化；差异 作者简介：马伟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陈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地址：天津市，邮编300350。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融入是指相对弱势的主体与特定社区的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生活不同层面发生的具有持续性的社会互动过程。西方学界关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一方面针对移民文化与主流文化间的差异关系建构了“文化同化论”“文化休克论”“文化同化模型”等理论，研究目标均预设为移民对当地主流文化采取单线接受式的融入；另一方面，揭示了移民社会融入所采取的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化等文化适应策略，展示了西方国家不同时期的移民政策，如多元文化主义、熔炉主义、隔离、排斥等。还有学者认为，移民在不同领域并非采取相同的适应策略，即在不同场景下显现为动态的、即时的适应特征。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还对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阶段、目标、途径、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理论强调移民的文化适应程度，解释了不同国家、民族、宗教背景下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过程和状态等问题。 国内学者通过对新疆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云南苗族、傣族、景颇族等跨界民族的实地调研，对跨界民族的含义、形成、类型、认同、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和平跨居”的文化分析视角。“和平跨居”提出的最初目的，在于从周边国家安全角度出发，探讨跨界民族之间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共同的血脉联系，以及对邻国周边地区社会稳定与族群关系发展的意义。后来一些研究者将其内涵扩大，认为“和平跨居”还能解释跨界民族在经历跨国流动重聚一国后，基于相似的“文化模式”，可以实现社会文化整合，顺利完成社会融入。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西方移民社会融入理论基于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的国际移民而提出。由于中国朝鲜族在跨界流动中与韩国居民在文化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西方移民社会融入理论提出的同化、分离、排斥、多元等观点，很难解释中国朝鲜族融入韩国社会所呈现出的具体状态及其背后的深层机制。基于新疆、云南等地跨界民族研究案例形成的“和平跨居”分析视角，凸显了相似的文化特质与文化记忆在跨界民族社会整合中的积极作用。问题在于，“和平跨居”的分析视角能否适用于中国朝鲜族融入韩国社会过程的独特情境，能否解释跨界民族在社会融入方面所呈现出的诸多差异性？ 当前关于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主要探讨该群体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与现实困境等问题。有些研究认为，韩国城市开发带来的房价上涨、子女上学困难等问题成为影响中国朝鲜族融入韩国社会的主要因素。虽然中国朝鲜族对韩国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认同，但仍然摆脱不了国籍差异给他们的社会融入带来的“宿命感”。大多数中国朝鲜族认为自己在韩国受到差别待遇，韩国人没有把他们当作社会成员平等看待，由此他们很难融入韩国社会。还有一些研究没有专门探讨在韩中国朝鲜族的社会融入问题，只是在探讨文化适应时引发了相关思考。如有研究者认为，在韩中国朝鲜族有选择地适应韩国文化，在深层融入方面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些研究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分析了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以及相关困境，却较少关注社会融入的具体状态。许多研究者把在韩中国朝鲜族视为“铁板一块”，在研究中缺乏细致分类，较为笼统地认为其就业种类单一，社会融入困难。事实上，签证类型影响下的职业分化使得在韩中国朝鲜族内部产生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差距，导致他们融入韩国社会时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融入问题研究，应该立足于现有研究基础，更需要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关注群体内部的分化以及社会融入方面的异质状态，凸显出中国朝鲜族融入韩国社会时的多元性与差异性。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政府为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制定移民政策吸引中国朝鲜族来韩国就业。据有关统计，2016年底在韩中国朝鲜族总人数为626，655人，其中访问就业签证者（H2）为268，123人，在外同胞签证者（F4）为241，056人。H2被称为“访问就业”群体。从2012到2016年，通过访问就业赴韩的中国朝鲜族基本维持在30.3万人的规模，成为在韩中国朝鲜族中人数最多的群体。F4被称为“在外同胞”群体，获得该签证一般要具备大学毕业两年以上，或在专业技术资格、经济条件、学历文凭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F5是拥有永久滞留资格且不受就业种类限制的朝鲜族，也被称为“永驻”群体。F2是那些获得永驻权人士的配偶，或具有居住资格国民待遇的配偶以及部分具有难民身份的人员。F1是那些与韩国人结婚后需要抚养子女，或需要赡养双方父母及其他家人，被当地法务部门认定可以获得滞留资格并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士。在韩中国朝鲜族以上五种签证类型对其职业分化会产生一定影响，而职业作为衡量个体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成为影响他们融入韩国社会时产生差异性的重要因素。 为了揭示在韩中国朝鲜族职业分化对社会融入的影响，以及不同职业群体在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具体状态，本文把在韩中国朝鲜族分为普通务工群体（H2、大部分F4、F2、F1）和中高端职业群体（少部分F4、F5）两大类，从经济、社会关系、文化三个方面阐述他们的社会融入差异性。2017年1至2月，课题组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3至6月，课题组选取首尔市永登浦区、九老区、衿川区及京畿道安山市、水原市等地进行田野调查。调查过程中，课题组根据在韩中国朝鲜族的签证类型及人数比例，对调查对象进行了具体划分。在这些签证类型的职业人员中，笔者与51位涵盖不同职业的中国朝鲜族进行了深度访谈。在企业、工地、学校、协会、医院、餐馆、商店、菜市场、教堂等场所，笔者通过参与观察了解他们的经济、社会交往、文化生活等基本状况。同年7至8月，笔者整理访谈资料，为后续研究及论文撰写做好准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