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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古代的“礼”是一个融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为一体的庞大体系，先秦时期，礼学和礼制高度混融，都被保存在三《礼》之中，后代的礼学训诂考据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先秦史研究。改革开放40年以来，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在礼学研究中不绝如缕传承，礼制研究则在20世纪现代人文社科方法传入后，摆脱了作为礼经训诂附庸而存在的状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并且因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方法的传入不断积累研究范式。民国时期开始使用的“礼俗”概念自改开以来内涵日益丰富，但亦有模糊的地方。考古资料日新月异，其中的出土文献为礼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实物资料则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物化礼乐乃至政治典制提供了新素材，改开以来以上研究均有长足进展，以后在研究的系统化方面仍然存在广阔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三《礼》、礼学、礼制、先秦 引言 中国古代的礼，是一整套对政治制度、权力分配、社会结构进行整体设计、调适、约束的全方位规范，它渊源古老，从周代起就达到了思想上高卓凝练，结构上宏大精细，细节上叹为观止的地步，三《礼》就是对周代这些存在过的礼典和制度进行书写、勾勒乃至理想化铺陈的著录，此后数千年来一代代发蒙训诂校释，就是礼学；在此基础上结合改朝换代所产生的礼仪需要一次次重构从庙堂到乡里的制度，就是礼制。这些内容在古代学术框架下绝大部分从属于三《礼》经学。整个二十世纪，社会的剧变和西方人文社科方法的传入使得传统经学体系瓦解，原先混融在经学中的三《礼》训诂学分别被归入于文、史、哲门类中。简言之，从汉至清的注疏家们对三《礼》的文字考释和版本研究被归入中文研究的范畴；对周代的具体典制的解释被归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对“礼”思想层面的探讨（无论是宋人的“理即礼”还是清人的“以礼代理”）被归入中国哲学中礼学思想的研究范畴。在古代从属于三《礼》经学的先秦礼学和礼制研究，到现代则归类于先秦文献和先秦史研究中。改革开放40年来，前20年思想解放，禁锢松动，先秦史学者们在按传统套路理解的关键词（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专制主义等）所提供的学术框架和解读方式下继续着古史分期、社会性质（先秦是否奴隶社会）、土地制度（井田制）等问题的讨论，礼学和礼制研究均不在以上话题之内，但传统三《礼》学仍在不绝如缕地传承；后20年，考古资料的大量更新为礼制研究增加大量具体内容，三《礼》研究则因相关出土文献的发现而散发出出新的活力。[1]下文便分前、后二十年两段介绍先秦两汉传统礼学与礼制研究的重要成果，以期为学者们提供一个脉络清晰的全局性研究导引图，并展望将来可能的学术增长点。 一 前二十年的研究 （一）礼学研究的承续和“礼俗”概念的引入 20世纪，包括三《礼》学在内的经学整体框架崩溃，但学术内容和方法仍然传承下来，这种情况一致持续至今。改开以来前20年，由于经历民国的学人尚未尽逝，先秦礼学研究学脉仍然传承，沈文倬先生是代表人物。《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增补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孙诒让周礼学管窥》（见《菿闇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均是此类能传之后世的作品。钱玄、钱兴奇编著《三〈礼〉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林昌彝《三〈礼〉通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都是继续清人以来三《礼》训诂考释的路子。这一阶段学者们还对三《礼》进行了整理和点校，彭林点校的有：《周礼注疏》(海口：海南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仪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明代王圻、王思义编《三才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以及清人凌廷堪《礼经释例》（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此外三《礼》注译之作频频出现，陈戍国《周礼·仪礼·礼记》（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闻人军《考工记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李景林等《仪礼译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彭林《仪礼全译》（贵阳：贵州人民1997年）、台湾学者韩碧琴《仪礼郑注句读校记》（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年）等，这些著作面向今人将三《礼》点校、注释为白话文，反映了是古代经学教育下人人不需句读白话就可读懂经文及注疏的时代毕竟已经终结 具体到三《礼》版本、成书等的研究，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认真考订了《周礼》的成书年代，并认为《周礼》只可能是一时一人之作，该书是前20年《周礼》研究的代表作，至今仍是学者研究《周礼》的必读书。陈其泰等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收录了多篇三《礼》研究与礼学思想、制度的研究论文。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由耿素丽、胡月平选编的《三〈礼〉研究》（全三册），是《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12册中的一册，收录了清末至民国学者如刘师培、钱穆、吕思勉、吴承仕、商承祚、洪业、曹元弼、章太炎、孙诒让、康有为、齐思和、杨向奎等代表人物涉猎三《礼》的重要研究文章，有三《礼》源流考证，有对《考工记》《王制》《月令》《乐记》等单篇的考证，有对食飨、丧葬、锡命等礼典的考证，总篇幅多达2000页，是对民国礼学研究的一个总结。 以上是三《礼》文本的研究。从属于历史学范畴的礼制研究这段时间则开始了最初的起步，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修订本）将礼乐文明当做宗周社会的根本特点进行研究，是当时的典范研究成果；陈戍国的的六卷《中国礼制史》从先秦一直写到元明清（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至2011年次第出齐），还有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此二书有开创之功，但未遑关注到礼制背后的政治制度、官僚结构、社会组织等诸多复杂因素；从思想史角度研究礼的有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涉及到“礼”中具体典制的，有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该书介绍了宗法制家族形态、宗法统治与政治统治的结合、卿大夫、士、庶人阶层的宗法制度，驳斥了“宗统”与“君统”不结合论，否定了庶人无宗法组织的观点，是前20年该课题的巅峰之作。这一时期大陆培养出了最早批次的人文社科博士，博士论文有些是牵涉到“礼”中各种典制研究的，多集中在先秦段。主要有：李玉洁《先秦丧葬制度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张鹤泉《周代祭祀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李衡眉《昭穆制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96）；杨华《先秦礼乐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这一阶段博士论文的作者们经过成长，后来均成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除了先秦礼学研究传承和礼制研究起步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礼俗”概念的出现。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被引进，学者们开始将“礼”当做一种风俗加以研究。以《民国丛书》为例，《民国丛书》选出一千种影印，编入五百册，是模仿《四部丛刊》而来，内容涉及哲学、佛学、基督教、回教、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其中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是当时以礼俗为切入视角的名著，该书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多次重印，最近的一次重印是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此外还有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上海书店1989年，《民国丛书》第一编），此书跟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合订，反映了“礼俗”作为一种新概念，为直至清代仅囿于经学中的三《礼》训诂之学提供了现代研究的新视角。改革开放之后，“礼俗”作为一个新研究领域进入大陆学者的视野，促成了礼学研究由经学向现代新史学的过渡。[2]这样，举凡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岁时礼俗，都能被归入“礼俗”的范围，这极大开拓了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研究领域。但是在采用“礼俗”概念的书著中，通论性的占了大多数，深厚专精的研究极少，较有学术价值的有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台北：文津199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重印），本书介绍了礼俗的概念和理论，探索了礼的形式和内容，制礼的主要原则等，文献引用较充分，文化人类学的思考和运用初见端倪。台湾学者彭美玲亦以“礼俗”为视角，在专著《古代礼俗左右之辨研究：以三《礼》为中心》（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1997年）中用“礼例研究法”研究了古人生活习惯中见于动作、饮食、服饰、车马、兵刑者，并结合古人思维中的地理、序位等中的左右之辨，将文献所见“左右之辩”的纷杂事项予以理清。但这一阶段发表在重量级期刊上的礼俗研究论文极少，说明礼俗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进入21世纪，“礼俗”这一概念仍被采用，宋镇豪主编《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商代史·卷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充分地运用了甲骨资料，对商代的居住礼俗、建筑营造仪式、器用名物制度、食政与食礼，车服制度、农业、婚姻、丧葬等礼俗、宗庙祭祖礼作了研究，但商代是成熟的“礼”尚未出现的时代，因此书中内容哪些是礼哪些是俗实际上还需要更精准地厘清。 总地说来，因为“礼俗”视角毕竟是舶来品，假如说在民国时期，它起了开阔视野，引进概念的作用的话，在如今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愈来愈专精，需要成熟范式的21世纪，学者们继续从这一视角切入就需要越来越专门的礼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知识，有些书著尚属80年代以来“礼俗”视角刚刚成为热点时那波著作的余绪，如方光华《俎豆馨香:中国祭祀礼俗探索》（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力图探索中国祭祀礼俗的演变和具体仪式，包括北郊祭地礼、社稷祭祀、四望山川；祭祖之礼（禘祫、宗庙时享、丧祭与墓祭等），用“礼俗”来探讨本应属礼制的庙堂礼典，存在概念上的偏差，且未涉及到这些庙堂礼典背后的经学和制度史内涵，以后学界的研究当在此基础上推进。这反映了从“礼俗”的视角需要成熟方法论的引入，直至目前，以及“礼俗”研究的方法和礼学路数的交集融合远未完成，这些都反映出礼俗研究在前20年处于刚刚起步摸索门径的阶段，有待于来者继续探索。 （二）同时期日台、西方学者的研究及对后来中国学者的影响 首先看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的三《礼》研究是其汉学研究[3]中的一部分，而日本的汉学研究源远流长，成果丰富。中国的改开40年相当于日本昭和后期（二战后）和平成时代。这一时期日本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汉学传统没落，三《礼》及相关制度的研究实际在走下坡路，但仍然有末永高康、栗原圭介、上山春平、井上了等代表性学者及相当数量的成果，具体可参考工藤卓司《近三百年来日本学者三〈礼〉之研究》（台北：万卷楼出版社2016年）。著名的神话和古代小说专家小南一郎考察了三《礼》中饮酒礼、祼礼[4]以及射典礼仪化的过程，[5]反映了作者对宗教学的熟稔和对文化人类学方法的自如运用。此外著名考古学家林巳奈夫（1925-2006年）从古器物的角度考察了《周礼》中的六彝六尊[6]、《考工记》中的车制[7]和《仪礼》中的敦，[8]反映了日本学者在研究三《礼》器物方面早就受到近代考古学实证方法的影响。近年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的继续凋零和江户汉学传统终成明日黄花，日本学者的三《礼》研究有急剧衰落的趋势，但毕竟根基深厚，在强大的实证传统下仍有相当数量的扎实研究。出土文献也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重视。澤天多喜男对郭店楚简《缁衣》作了研究，[9]佐川繭子从郭店楚简《兹衣》和《礼记·缁衣》的关系出发，对先秦儒家文献的写定作了考察，[10]这些成果与中国同行的研究殊途同归。 总之，日本学者的三《礼》研究虽然没有中国那种强大的训诂学传统，但是有江户汉学以来的实证研究手法，所以一直以来成就卓著。这对当代中国学者是极为重要的启迪，那就是：纵观日本从江户汉学衰落起至今的礼学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的确存在不可逆的凋零，另一方面则是近代的实证研究方法在推进学术进展时催生了累累硕果，因此，对中国学者而言，尽管自20世纪以来经学的传统框架早已崩溃，礼学各种内容分别朝向文史哲领域各有所归，但是，在实证研究方法下仍能产生出属于一个崭新时代的大量研究成果。日本学者三《礼》研究成果持续至今，完全可以使中国学者在研究礼学和礼制时充满信心，在让它跟现代学术范式完全水乳交融的探索过程中结出累累硕果。 台湾学者的礼学与礼制研究，由于有跟大陆一致的经典训诂传统，礼学研究学脉传承跟大陆并行不悖。林庆彰先生在《五十年来的经学研究》（1950-2000）（台北：学生书局2003年）中总结的经学研究中就有礼学的内容。此外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地区的一些学人发起了《仪礼》复原研究，台湾大学中文系、考古系的一些教师和学生成立了复原小组，从事集体研讨。台静农为召集人，孔德成为指导教授。复原小组的研究成果由台湾中华书局以“《仪礼》复原研究丛刊”的名义出版，分别是施隆民《乡射礼仪节简释》、吴宏一 《乡饮酒礼仪节简释》（二书合为一册，1973年）；张光裕《仪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之仪节研究》、黄启方《仪礼特牲馈食礼仪节研究》（二书合为一册，1971年）；郑良树《仪礼士丧礼墓葬研究》（1971年）；郑良树《仪礼宫室考》、曾永义的《仪礼车马考》、《仪礼乐器考》（三书合为一册，1971年）；沈其丽《仪礼士丧礼器物研究》、吴达艺 《仪礼特牲、少牢、有司彻祭品研究》（二书合为一册，1973年）；陈瑞庚《士婚礼服饰考》、章景明的《先秦丧服制度考》（二书合为一册，1971年）。《仪礼》复原小组高度重视20 世纪上半期的考古发现，他们利用考古发掘成果与《仪礼》所记之器物、墓葬、向位等作比较研究，都反映在以上成果中。 除了《仪礼》复原研究外，王关仕《仪礼服饰考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走的是传统经学训诂的路子，全书共十五万字，列表有八，附图五种。第一章《叙论》总言服饰之由来、第二章《名义》包含首服、衣裳、带韠、屦、佩杖等五大类，皆列举其出处，详释其意义；第三章《采色》分赤系、黑系、青、黄、白素等五个色系考辨色度；第四章《文饰》考辨服章；第五章《形制》包含冠、冕、弁、绖、发饰等五大类分别考之；第六章《余论》据服饰以考辨经义。林素英《古代祭礼中之政教观：以〈礼记〉成书前为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丧服制度的文化意义》（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二书的研究更多侧重于礼学思想。石磊《仪礼丧服篇所表现的亲属结构》（《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53期，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82年6月，1-43页）则运用了民族学的研究方法。 礼制研究这一阶段刚刚起步。甘怀真在《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大陆为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出版）涉猎了更广的礼学与礼制研究，该书上篇为“礼观念的演变与儒教国家的成立”，包括“先秦礼观念再探”、“ 西汉郊祀礼的成立”、“‘制礼’观念的探析”、“《大唐开元礼》中的天神观”四个专题。本书涉及到的议题非常多，包括郊祀、服丧、礼的观念、制度，皇帝制度等等，跨的时段从汉、晋至唐，涉及礼学的纷争和礼制重构等专门内容，引入视角和方法的启发意义大于实证意义。另外，黄进兴考察了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及其与儒家道统意识的关系，[11]还在《武庙的崛起与衰微（七迄十四世纪）：一个政治文化的考察》[12]中对武庙制度作了研究。 西方学者的研究与日台学者非常不同。由于语言的隔阂，少有西人学者深入研究礼学文本，但他们素来深厚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传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中国古代礼制研究，杨华先生曾撰文介绍。[13]夏含夷（L.Shaughnessy）在《剑桥中国古代史·先秦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14]对先秦礼制作了涉猎，并通过对《诗经》相关篇章的分析，认为从穆王时期就已开始了礼制转变。此外西方学者涉猎礼制的另一个重要角度是从艺术史角度研究中国青铜礼器，英国学者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的《中国青铜器：艺术和礼仪》(伦敦：大英博物馆出版社1987年）[15]通过考察青铜礼器的质地、形制、花纹、铭文说明礼制的发展过程和礼制对于当时社会生活之文化意义，罗森认为近年来的一系列墓葬和窖藏发掘,表明西周中期曾经发生过礼制变革,并将变革的时间聚焦在西周懿、孝和夷王时期。凯瑟琳·贝尔（Catherine Bell，1953-2008年）《礼仪理论和礼仪实践》[16]整合了杜尔凯姆、斯坦利·坦比恩（Stanley Tambian）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17]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18]等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方法和理论，本书第一至三章是“仪式理论的实践”，第四至六章是“仪式的感受”，用了“仪式中的身体”和“仪式中的外部社会系统”这样的概念，认为仪式化的身体是包含了仪式一部分价值的，还研究了身体和场景的互动、身体仪式化的完成；第三章“仪式与权力”构建了社会中作为掌控权力的一种方式的仪式。但该书的中国礼制研究不能算很成功的个案，因为作者对三《礼》之学以及跟礼制有密切关系且有天然需求的中国古代皇权和官僚制度缺乏了解，而后者的复杂程度不是非洲或太平洋地区其他部落的个案可以比拟的，因此结论不免流于空疏。但作者所采用的概念和方法（如“展演”Performance）在日后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仍然是值得借鉴的地方。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考释训诂三《礼》的学脉仍在传承，自民国引入的“礼俗”概念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成果；礼制研究则因最初博士培养制度而走上正轨，开始出现由某一专题深入挖掘，进而触及礼制真实面貌的规范化学术成果，日本、西方学者因为学术传统与中国不同，其成果在这一阶段虽未进入大陆学者视野，但可看出学术流变的近似（日本）和概念范式对后来大陆学者的启发作用（西方）。后二十年，伴随着选题的拓宽和学术范式的深层次进步，先秦礼学与礼制研究终于迎来了它更上一层楼时代。 二 、后二十年（上）：礼学研究的进展与新出资料的刺激 经过了前20年的探索和积淀，先秦礼学（三《礼》）和礼制研究后二十年迎来了它的大发展。这一时期，三《礼》的点校和训诂及文献学研究并行不悖地进行，且许多先秦两汉古写本重见天日，这些对于复原三《礼》文本提供了一定线索。在当下传统的文献训诂学日益寂寥、学术重心和热门话题不断转移的背景下，传承乾嘉学脉着实不易，这些对于重构中国本土的“古典学”[19]具有积极意义。 （一）三《礼》及礼类文献的点校、译注 首先是三《礼》译注继续出了新版本，如杨天宇《周礼译著》、《仪礼译著》、《礼记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等。浙大古籍所组织力量整理并出版了《中华礼藏》，该项目是我国目前首次对传统礼学文献进行全面调查、分类、点校、出版的大型研究与出版工程，收录中国先秦至清末所有礼学典籍近3000种，通过录入、点校，按照九类十卷（礼经卷、礼论卷、礼器卷、礼乐卷、礼术卷、礼制卷、礼俗卷、家礼卷、方外佛教卷、方外道教卷）[20]予以编纂，共出50册《中华礼藏（精华编）》约3000余万字。截止至2017年已经由浙大出版社出版的有：贾海生《礼经卷·仪礼之属》第一、二册（2016年）；束景南《礼乐卷·乐典之属·》第一、二册（含北宋宫廷雅乐派代表人物陈旸的《乐书》）；关长龙《礼术卷·堪舆之属》（2016年）；金少华《礼经卷·周礼之属·》第一册；祖慧《礼制卷·总制之属》第一册（2016年）、第四册（2017年）；窦怀永《·礼俗卷·岁时之属》第一、二册（2016年）等等，这是21世纪初礼类文献点校的一大贡献。另外还有杨华“儒藏”项目《仪礼集释》点校（与李志刚合作）于2018年3月出版；另，吴飞点校了清人张锡恭的《丧服郑氏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此书成于晚清民国，是古代丧服学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共16卷，55万字，具体内容是斩衰、齐衰（齐衰三年、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齐衰三月）、大功（殇大功、成人大功）、繐衰、小功（殇小功、成人小功）、缌麻等五服的详细形制，所应着服的人等及亲属关系范围，点校本便于学者使用。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是一部重量级的三《礼》文献学成果归纳专著，全书有120万字，分上下两篇，上编收录汉至2004年历代学者研究三《礼》（附《大戴礼记》）的专著2795部，下编收录1900至2004年国内外研究三《礼》的论文3275篇，该书体例完备（分三礼总义、《周礼》、《仪礼》《礼记》类），收录丰赡，内容详尽，查阅方便，作者用功之勤可见一斑。钱玄晚年致力于礼学工具书之编纂，其与弟子钱兴奇合著的《三礼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一书分32个门类，依辞书之例，摘录三礼及《大戴礼记》中有关制度、典章、礼仪、名物等专用词语，包括近5000条词目，俨然为礼书之纲目。该书110余万字，是 “三礼”研究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 改开以来，礼学文献研究出现了几位成就卓著的代表人物，一是彭林的研究。他从《周礼》研究进而深入到清人的礼学，发表了《论清人〈仪礼〉校勘之特色》（《中国史研究》1998年1期）、《始者近情终者近义 —子思学派对礼的理论诠释》（《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清人对敖继公的臧否与郑玄经师地位之恢复》（《文史》2005年1期）、《论姚际恒〈仪礼通论〉》（《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 1期）、《论清人的〈考工记〉研究》（《台湾大学中文学报》第二十期，2004年5月）等论文，并在《光明日报》2001年6月21日发表《〈十三经注疏〉与中国古代学术》，在《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2期发表《从〈四库全书〉到〈儒藏〉》，介绍古今经学和典籍的源流及传承。彭林还出版专著《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介绍并探讨了在中国礼制影响下的高句丽礼制格局以及朱熹《家礼》在朝鲜的传播、《经国大典》与朝鲜时代的官礼，乾嘉时期朝鲜学者的燕行，朝鲜的礼讼等等，对东亚世界的礼制格局研究具有构建枝系的功劳。彭林还对郭店楚简与先秦礼学的关系作了研究，发表论文《论郭店楚简中的礼容》(《郭店楚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从郭店楚简看〈礼记〉的年代》(《中国哲学》21辑）；《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补释》(《中国哲学》20辑）等等。彭林还撰写普及读物，如《从〈仪礼·乡射礼〉看中国古代的体育精神》（《光明日报》2004年2月10日史学版）、《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等，并于2011年10月1日开始在百家讲坛这样的大众传媒平台为公众讲述礼仪知识，近年则费极大精力致力于《仪礼》礼典的影像复原，为21世纪的礼学研究、普及、复原耗费了大量精力。 另外就是乔秀岩（桥本秀美）的研究。他的研究涉及文献点校、三《礼》本身及其版本学、三《礼》义疏等等方面，还撰写了大量书评。三《礼》类有：《〈周礼正义〉的非经学性质》（《孙诒让研究论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三《礼》义疏类有：《〈仪礼疏〉探原试例》（台湾《经学研究论丛》第七辑，1999年）、《〈礼是郑学〉说》（台湾《经学研究论丛》第六辑，1999年）、《义疏学衰亡史论》（台北：万卷楼出版社2013年）、《论郑王礼说异同》（《北大史学》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经疏与律疏》（载《隋唐五代经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9年）；三《礼》的版本目录学有：《〈仪礼〉单疏版本说》(《文史》第50辑)、《礼学第一要籍 孤本天下求偶》（《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嘉定南康军刊本〈仪礼经传通解〉之补修情况》 （《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2期）、《〈礼记〉版本杂识》（《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聂崇义〈三《礼》图〉版本印象-——纪念多一种蒙古时期山西刻本的发现》(与叶纯芳合撰)；书评有《评江苏版点校本〈仪礼正义〉》(台湾《经学研究论丛》第五辑 1998年)、《点校本〈仪礼通论〉读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9年第4期）《学〈抚本礼记考异〉记》（《中正汉学研究》第23期，2014年）；文献点校有：《礼书通故》（王文锦点校，乔秀岩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这些均反映了作者作为一流版本目录学家的功底和学识。此外他还著有《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合编)（1993年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让中国学者了解日本学界的经学研究状况。 （二）三《礼》各自的研究 首先是三《礼》总义类的研究。曹元弼《礼经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介绍了读礼经及注疏的通例，并附宫室、冠服等图及冕弁冠服、妇人服、丧服的表，考订了贾公彦疏以及胡培翚、戴震、凌廷堪的一些失误，并对朝觐、冠、婚、丧、祭等宗周礼典的细节作了考辨。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从校勘与训诂两方面重点研究了郑玄三《礼》注的成就，也是从经学的脉络研究三《礼》学的代表性成果。潘斌《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概括了杨天宇、钱玄、钱穆、杨向奎、彭林等多位学者的三《礼》学研究，并收录了郭店楚简与《礼记》关系研究的成果，是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礼学思想史的研究有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剖析了礼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礼对人的控制、礼对人道德属性的制约（从思想史角度所谓的礼）、礼的社会控制——权力关系等，是从思想史理路进行的礼学研究。 具体到三《礼》，首先是《周礼》类。郭伟川《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对《周礼》成书时代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周礼》出自战国初期的魏国，是由以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派编定成书，说明《周礼》成书时代至今依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仪礼》类有徐渊《〈仪礼·丧服〉服叙变除图释》（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本书分上、下编，上编各篇分别为“为本族服图”、“妻妾为夫族服图”、“女子为本族服图”、“为外族服图”、“大夫、大夫之子服图”等九张图；下编为“丧服变除表解”，包括十一张表，全书除了对《丧服》作出文字训诂之外，还用图、表方式将《丧服》服叙制度所规定的君臣关系、宗法关系和家族内部的尊卑关系整理得内容清晰，一目了然。丁鼎《〈仪礼·丧服〉考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是一部今人对《丧服》作研究的前沿作品，书中涉及今、古文学派和疑古学派对《仪礼》的看法、《仪礼·丧服》服制及其基本内容、制服原则、服制义例、所体现的周代社会关系与伦理观念等等，并考察了 “三年之丧”的起源和形成，辨析了“殷商旧制” “东夷之俗”“孔子创制”等观点，在理清《丧服》所载制度上有重要贡献。陈绪波《〈仪礼〉宫室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在吸收汉、宋、清人《仪礼》的训诂考据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考古资料，对《仪礼》记载的宫室格局中的房、堂、室、楹、序、阶、庭、门、塾等的位置、结构和各部位尺度作了仔细考证，还复原了大夫、诸侯的庙、寝平面图，惜考古资料征引尚有遗漏。 《礼记》类研究。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认真清理了古代各家之说，广泛吸收了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利用新的出土文献，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了《礼记》各篇的成篇年代、整书的编纂者、编纂时间，是目前最前沿的研究力作。日本学者工藤卓司《近三百年来日本学者三〈礼〉之研究》（台北：万卷楼出版社2016年）梳理了日本学者近代150年以来研究三《礼》的庞大成果，包括其中的问题意识、研究内容、主要观点及其学术意义，并且在卷末附上相关研究的论著目录。日本学者的三《礼》研究总量庞大，但其绝大部分的论著尚未翻成中文或其他语言，海外学者难以参阅，透过本书的评述能够理解日本学者近代以来对三《礼》研究的主要见解。 （三）出土文献对礼学研究的推进 近年的出土文献有许多是已失传的先秦典籍，虽然这些资料十分零散，但这些一手资料或可补足久已失传的古书的缺环，或可对勘传世文献，对三《礼》研究也具有同样意义。首先是对传世三《礼》的补充。郭店楚简、上博简均出土《缁衣》，可与传世《礼记·缁衣》对勘，晁福林《《礼记·缁衣》文本的一桩历史公案——早期儒家思想变迁的一个例证》,（《山西大学学报》2013年1期）、《竹简本〈缁衣〉首章补释》（《人文杂志》2012年3期）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上博简《内礼》包括十支竹简，曲冰《试论上博四〈 内礼〉中的“五祀”与简文的释读》（《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9 年 2期）对《内礼》篇简 8 的“五祀”作了具体的释读；梁静《上博楚简〈 内礼〉研究》（《文献》 2012年4期）对《内礼》简文作了释读 ,并认为《内礼》的发现证明至少在战国中晚期 ,曾子之书就已有所流传。罗新慧《上博楚简〈内礼〉与〈曾子〉十篇》（《齐鲁学刊》2009年4期）考证了《内礼》与《曾子》十篇的关系，认为《内礼》与《曾子立孝》对各种人伦关系所应遵守的总原则论述一致，与《曾子事父母》所论述的谏亲之道基本一致，说明《曾子》一书在战国时期已在社会中有所流传。贾海生《上博简〈内礼〉发覆》（《人文论丛》２０１４年第二辑）对《内礼》的篇名与当时的礼学观念的关系作了阐发，认为简文题为“内礼”而《礼记》中有《内则》，若将“内礼”之题理解为闺门之内可以法则的轨仪，则篇题与内容不相应。简文“内礼”之题，不仅因为所记言语之仪、事亲之仪是行于路寝之内、闺门之内的曲礼，而且还反映了当时视君臣之间的言语之仪衍生于闺门之内的礼学观念。 立足于出土文献研究礼制，杨华的研究可谓代表。他将礼制研究、楚地历史和出土文献结合起来，如《“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江汉论坛》2004年第9期）利用出土竹简文献，表明《礼记·祭法》基于五祀，复吸收楚地司命、厉二神终成“七祀”；他的《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台湾古籍出版公司2007年）将近五、六年来运用新出简帛材料研究中国传统礼制问题的作品集结成书，主要偏重对于祭祀礼的研究，如楚地祭祷礼、先秦血祭礼仪与踊辟礼等，又《古礼新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收录了他的十九篇论文，既有对新出楚简涉礼内容的训诂，如《新蔡楚简所见祭祷礼仪（二则）》、《新蔡楚简祭祷礼仪杂疏（四则）》、《禭·赗·遣--简牍所见楚地助丧礼仪研究》，《上博简〈天子建州〉礼疏》、《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又有对具体礼制的考释，如《先秦血祭礼仪研究——中国古代用血制度研究》之一、之二、《“谅蔺不言”与君权交替——关于“三年之丧”的一个新视角》；更有从涉礼的楚简资料对楚地历史和文物制度进行研究，如《说“举祷”——兼论楚人祭祖礼的时间频率》、《楚礼庙制研究——兼论楚地的“淫祀”》、《“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楚简中的“上下”与“内外”——兼论楚人祭礼中的神灵分类问题》，并综括出礼制发展的走向，如《从“制礼作乐”到“礼崩乐坏”——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体现了作者在经学、出土文献、历史学三方面的扎实的学术功力。 此外，学者们无不注意到出土礼类文献对研究先秦典制的重要价值。曹建墩《上博简〈天子建州〉与周代的飨礼》（《孔子研究》2012 年3 期）对上博简《天子建州》“天子歆气”章简文作了考释，认为内容是论大飨礼的饮食礼规，简文反映了周代“至敬不飨味而贵气嗅”的饮食观念，体现出飨礼别尊卑贵贱的特征。他还在《上博竹书〈天子建州〉“礼者义之兄”章的礼学阐释》（《孔子研究》2014年3期）中对“礼者义之兄”作了礼学阐释，认为东周时期的儒家力图匡救时弊，强调礼的根本在于内在精神。曹建墩《战国竹书与先秦礼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是作者的综合性专著，对上博简《天子建州》、《三德》、《内礼》、《昔者君老》；清华简《楚居》、《耆夜》中的礼观、礼制作了研究，还对战国竹书中的容礼、“曲礼”、礼乐之义作了考证。凡国栋在《先秦“顾容”礼钩沉》（《史林》2009年4期）中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先秦士子的“顾容”仪节做了勾勒，认为通过与鲁士春勾勒的“视容”比较来看，“顾容”礼的出发点与“视容”礼的礼仪精神是一致的。 近年清华简的发现轰动学界，其中有《尹诰》《保训》《耆夜》等多篇古《尚书》逸文和《系年》等重要文献，跟礼典有关的是《耆夜》。《耆夜》讲述武王八年伐黎（耆）大胜之后，在文王太室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武王君臣饮酒作歌之事，[21]据《耆夜》云参加这次饮至礼的共有七人，李家浩《清华竹简〈耆夜〉的饮至礼》（《出土文献》第四辑）根据《仪礼》的《乡饮酒礼》、《燕礼》考证了武王、周公、召公、吕尚父、作册逸等人的席位，考证了《耆夜》所记周初饮至礼跟礼书中记载的食飨礼的差别；田旭东《清华简〈耆夜〉中的礼乐实践》（《考古与文物》2012 年 1 期）结合传世文献，叙述了简文展示的武王八年出师戡耆(黎) 大胜之后归周，在“文大室”即文王宗庙进行“饮至”典礼，武王君臣饮酒作歌的情景，认为这正是西周礼乐文明的具体体现。王少林《清华简〈耆夜〉所见饮至礼新探》，（《郑州大学学报》2015年6期）认为《耆夜》所见“饮至”礼在春秋时期并非仅仅在军礼中有所体现，而是文献所见赏功、赐物即农事、兵事、田猎、出行等诸事完成，返归本处后均要在宗庙举行报祭的告庙祭祀仪式。但是，关于《耆夜》的真伪存在争论。丁进《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述惑》（《学术月刊》2011年6期）认为《耆夜》不遵循“公卿不为献主”原则，违背君主不酬“献主”规则,似不明确设立“献主”角色的目的；本国人士称“客”不称“宾”，与西汉以下文献用词习惯接近等等，说明《耆夜》在礼制方面与传世文献多有抵触，假如认可《耆夜》反映的礼制为西周早期礼制，那么现有礼学知识体系将被颠覆，礼学史将要改写。从礼制角度看,《耆夜》篇疑点颇多,其真伪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讨论。程浩《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释惑——兼谈如何阅读出土文献》（《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3期）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耆夜》中“饮至礼”的仪注与《仪礼》之“燕礼”确有不合之处，是因为《耆夜》所记是西周王室的礼制，与《仪礼·燕礼》反映的诸侯之礼不应该放在同一层面进行讨论。“基于传世礼书建立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覆盖周代礼制的全部”，以所记仪节是否符合传世礼书记载来判定清华简的真伪未必合适，“《仪礼》并非周初实录且以记录士大夫阶层的礼制为主，在考量西周王室礼制时的作用不应该被高估”。在更多证据出现之前，这一争论恐仍将存在。 总之，出土文献对三《礼》研究有很大促进作用，但是出土文献中直接关涉三《礼》的很少，而礼学研究跟其他出土文献（如行政文书）研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有古人深厚的训诂积累，绕开这些积累去研究礼类出土文献是不可行的，这也是未来结合出土文献进行的礼学研究应要注意的地方。曹峰先生从思想史研究角度指出土文献的确为改写中国思想史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 但由于出土文献自身的局限性以及研究的复杂性使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文本整理和复原, 不能轻易用出土文献来改写中国思想史，对“二重证据法”的过度推崇,滋长了轻率、粗糙的学风,导致了研究方法的简单化。[22]这一观点对研究出土文献中的礼制内容同样适用——三《礼》学有其既定框架、体系和内在的发展脉络，出土文献多提供了一部分资料，不经过艰难的过程了解礼学的既定框架、历史脉络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名物训诂之学，只迷信出土文献作为新资料的效用，只能是一种简单化的思想理路和操作方式。在将来的出土文献礼学研究中，结合扎实的礼典研究和物化礼乐研究，将是无法回避的路径。 三、后二十年（下）：多视点的礼制研究对先秦史研究的贡献 三《礼》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即先秦史研究，因为它涵盖了先秦典章制度的绝大部分内容，因此可以认为学者们的先秦史研究实际上也是从多视点进行的礼制研究，这对于补充以往被遗忘的那些角落的历史真相，探求先秦时期被糅合在“礼”中的国家、权力、及社会各阶层的存在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下文将对改开40年以来的这方面研究成果予以归纳和介绍。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礼与中国古代社会》（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16年），该书以礼制通史的形式面世，兼涉礼学（包括三《礼》文本、礼学思想、《家礼》）、礼制（吉凶军宾嘉五礼）。汤勤福的书评《中国礼制史研究的创新之作——评〈礼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史研究》2018年1期）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该书第一册为先秦部分，分别为殷代、西周、春秋、战国四章，殷代章从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材料出发，分析了殷代祭礼的特点、细节、禳祓之祭及鬼神崇拜，并从“祊”看殷人的庙祭，还有花东甲骨所反映出的殷代祭祀动机，并从殷墟“比某”卜辞看商代国家形态；西周章从周公庙遗址发现“宁风”卜甲，考察了西周早期对殷礼的继承，以及周承殷制的其他佐证，还考察了内外服制度下的贵族等级体系和五等爵制的真实面貌；春秋章考察了春秋霸主政治与周礼、春秋时期的用鼎制度，以及春秋之“礼书”、春秋之礼义；战国章以礼学思想的产生、儒家礼治的内容为核心考察了礼制变革、《周礼》成书等和战国社会变动的关系。本卷利用考古和古文字新资料不遗余力，在许多专题上，比如商代祭祀、西周五等爵制有独特创见，然而礼制研究毕竟是一个包含众多子课题的宏大课题，因此显得较为零散，系统性稍弱。比如礼学文本的出现及集结过程基本没有涉及，仅在228页到240页涉及到了春秋的礼书和礼义，还有物化礼乐制度的成形和消长亦为阙如，这些都是后来再撰写先秦礼制史时的学术增长点所在。 下文将分礼典、物化礼乐、具体典章制度三方面，对先秦礼制研究成果予以介绍。 （一）对周代礼典的研究 周代的冠、婚、丧、祭、朝聘、宴飨、乡射等礼典承担着重大的政治功能，在当代，对周代具体礼典的研究早已从礼学训诂中独立出来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学者们利用近年新出的资料对先秦礼典作了各层面的研究。首先是关于周代礼典的综括性论述，这方面有胡新生《周代的礼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考察了周代拜礼、冠礼、婚礼、饮酒礼、射礼、殡礼等礼典涉及到的细节和步骤，以及被包括进入整体礼仪体系的傩和部分巫术，并考察了作为各种礼典实录的《仪礼》的史料价值、地域色彩等。具体到各种礼典，祭祀礼方面的代表作有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该书立足于甲骨资料，对商周祭祖仪式的类型、仪式内容、过程及商周祭祖礼反映的祖先观念、社会关系等做了深入研究，对学界一直承袭的“祭名”说提出了反思，用更为贴切的“祭祀动词”来归类商代的各种祭祖礼，并对甲骨、金文、传世文献中的祭祖常祀、临时祭告作了考察，尤其利用了花园庄东地卜辞的最新资料，是直至目前商代祭祖礼领域研究最前沿的作品。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对先秦至隋唐的帝王宗庙礼制作了考察，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研究 以上为吉礼。凶礼研究中，万丽华《〈左传〉中的先秦丧礼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对《左传》中先秦丧礼的各环节（临终、始死、小敛、大敛、成服、入葬、葬后）作了考察，并指出事死如生、等级森严是葬礼制度的基本特征。朝聘宴享礼典方面，李无未《周代朝聘制度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通过出土铜器铭文、考古发掘遗址、传世文献等，从整体上对周代朝聘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西周朝聘制度的基本面貌与主要特点。周聪俊《飨礼考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年）考证了飨礼的整个过程，李志刚《周代宴飨礼的功能》（《古代文明》2012年3期）论述了飨礼的功能。军礼方面，袁俊杰《两周射礼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以70多万字的篇幅，充分利用甲骨、金文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对殷商射礼的性质、功能、特点与发展阶段；传世文献及西周金文中的射礼的过程、场所、仪式内容、参加人员及其身份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并且考察了春秋时期射礼的种类、演变特点，投壶礼及其与射礼之流变关系，还利用战国时期人物画像纹射礼图案考察了战国射礼与东周礼书所记射礼之异同。本书充满了实证性个案复原研究，是直至目前先秦射礼研究集大成的专精作品。任慧峰《先秦军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第一部分研究战争前（告祖、宜社、类上帝、授斧钺、授兵与治兵、祃祭）、战争中（观兵、吹律听声、致师、军容、守城之礼）和战争后的各种军礼（振旅、饮至、策勋与数军实、战败之礼），尽可能地复原仪式的细节；第二部分讨论军旗及与军礼有关的射礼、射礼、釁礼、軷祭、傩礼，第三部分探寻军礼的起源及衰亡，是在第一部分考证基础上对军礼进行的整体性思考，本书是直至目前对先秦军礼最翔实的考证。 以上为凶、宾、军礼。嘉礼部分，林素英《论乡饮酒礼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井冈山大学学报》2011年2期）对乡饮酒礼中的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作了考察，认为乡饮酒礼之主要过程包含正礼、旅酬以及第二天的宾拜谢主人、 主人慰劳司正等后续发展三部分，并认为乡饮酒的饮食之礼，藉由诗乐等文学艺术活动之熏陶， 而达到催生礼乐社会之功能的结论。戴庞海《先秦冠礼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对先秦冠礼作了研究，追溯了冠礼研究的历史、现状和人物，考证了夏商周天子诸侯大夫冠礼（还涉及女子笄礼），冠礼的功能与特征及其对日本、韩国的影响。张闻捷《包山二号墓漆画为婚礼图考》（《江汉考古》2009年4期）结合三《礼》等文献的记载，对包山二号楚墓一件彩绘漆奁盖壁上绘的一幅写实性的人物车马图中的服饰、车马、礼节等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并推断其应是周代的婚礼之图，恰反映了《仪礼·士昏礼》中所记载的六项礼节。 从以上改开以来的研究成果看，训诂学已不是唯一的方法，训诂色彩也不似古人那样浓重而彻底，而是消融在历史学的典章制度研究中，这是重大的进步，为将来更全面、更理性地考察先秦古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关于周代物化礼乐和涉礼政治制度的研究 1. 物化礼乐的研究 周代的物化礼乐制度是用物品等级来表现“礼”的形式，这方面的成果有的继承了古人辨析名物的路子，如周聪俊《三礼礼器论丛》（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年）收集了他的三《礼》礼器相关论文《殷周礼制中醴及醴器研究》、《仪礼用鉶考辨》、《匡器辨》、《再论簠莆异实说》等，以传世文献典籍结合考古学与古文字学之成果，针对殷周醴及其相关酒器深入探讨，并对前贤时修纷歧异说详加论辨。吴十洲《两周礼器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再版）分析了礼器制度之来源与形成，先周、西周的礼器，礼器制度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制度、家族宗法之间的关系，东周礼书中的礼器制度和组合形式、随葬礼器中的玉器、青铜容器、乐器、车马器、棺椁制度等等。郑宪仁《野人习礼——先秦名物与礼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收录作者的18篇论文，涉及到前人对三《礼》名物的研究、铜器铭文所见的聘礼、《仪礼·聘礼》仪节的讨论等，还有四篇铭文考释。另外，考古资料的日新月异刺激了周代物化礼乐研究，从考古学方法进行的有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高崇文《古礼足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是作者的论文集，涉及到都城形制、楚式铜器反映的礼制、殉葬制度、丧葬礼俗、棺椁制度、西汉车马殉葬制度、黄肠题凑等，对牵涉礼制的有关考古资料进行了深入剖析，力图厘清古代礼制的整体存在及区域性变动过程，也体现出了考古学者在研究礼制中的物化礼乐时具有的独特优势。 周代的物化礼乐制度有一些领域问题比较集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用鼎制度和青铜编钟研究。下文予以简要介绍。 （1）用鼎制度的研究 周代用鼎制度是礼制的重要表现，这方面俞伟超、高明四十年前撰写的《周代用鼎制度》，（《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1、2期，又收入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被学界奉为圭臬，全文框架清晰，基本理清了周代用鼎制度的发展脉络。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3期）对此文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商榷，认为传世文献记载的有关用鼎制度的记载互有矛盾，所以只反映东周以降的实际行为或见解。张闻捷《周代用鼎制度疏证》（《考古学报》2012年第2期）结合近年大量新出资料对俞文作了深入和发展，文章尝试从鼎实（鼎里面盛放的东西，牛、羊、心、肺之类）的角度来重新探讨鼎的分类方法和鼎制组合（正鼎、陪鼎），进而分析用鼎制度在周代的变化过程。作者将鼎进行分类（陪鼎、铏鼎、镬鼎、升鼎、羞鼎）并探讨它们用在诸侯、卿大夫、士等不同阶层时的数目降杀，认为中原地区周代用鼎制度可分为西周、春秋、战国三个大的阶段，南方楚墓中的鼎可分为祭器和食器两套，战国阶段主要通过钮的形制来划分鼎的类别，远比中原地区要规整和严谨，从考古材料可以看出《仪礼》中有关用鼎制度的记载应主要参考中原地区的礼制实践情况，而与南方楚国无涉。 在此基础上，各地区的用鼎制度都有学者进行考察。刘颖惠、曹峻《周代中原用鼎制度变迁及相关问题探讨》（《殷都学刊》2016年3期）考察了周代中原地区用鼎制度的变迁，认为中原用鼎情况反映了鼎的使用与封国实力、性别差异、多元文化等因素有关，西周早中期的贵族墓葬（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墓地、上村岭虢国墓及宝鸡国墓等）已存在以鼎的使用及鼎数多少来象征和区分贵族的身份等级，可以认为此时用鼎制度已经出现；西周晚期各封国用鼎制度出现使用形制和纹饰相同、大小相次的列鼎，并有形制、纹饰、大小完全相同的列簋，这种规范的列鼎标志着周代中原地区用鼎制度的成熟。从春秋晚期直至战国早期，用鼎制度延续前一阶段的“列鼎”形式，且在鼎制组合上有所创新，形制和纹饰也表现出多元文化因素的特征，鼎制在东周由制度完备到后期衰落这一转变是因为社会文化的多元与开放。梁云《周代用鼎制度的东西差别》（《考古与文物》2005年3期）研究了周代用鼎制度的东、西差别，认为这种差别主要指秦和东方六国在用鼎制度方面的差别。春秋至战国早期的秦墓比东方国家 (如晋)墓葬所出的铜列鼎普遍为实用器；而秦墓中的祭器只存在于大夫以上级别的墓中,士以下级别的墓皆随葬微型化的铜礼器。东方诸国墓葬在用鼎制度方面走了一条维持周礼框架的连续性道路，秦在商鞍变法后直接颠覆鼎制旧传统，彻底破坏了用鼎制度。陈艺冠《钟离国礼制初探》（《中原文物》 2016年3期）从近年来蚌埠双墩M1、凤阳卞庄 M1和凤阳乔涧子M2等春秋中晚期钟离国墓葬资料出发，分析了先秦时期淮河中游的小国钟离国的礼器组合和用鼎制度，其礼制文化既吸收了中原地区的礼制文化，又有本地特色，还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其用鼎制度存在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底层贵族的葬制、随葬品等与中原地区较为接近，楚国对钟离国礼制的影响似乎仅限于上层社会。张闻捷《试论楚墓的用鼎制度》（《江汉考古》 2010年4期）考察了楚墓的用鼎制度，通过礼制文献、遣策、器铭以及出土实物等的考察，认为楚系高等级贵族墓葬中普遍出现的两套正鼎并非是人器和鬼器，而应分别属于祭器和食器两类。祭器一组仿效周制却并不彻底，食器一组则沿用自身的偶鼎制度。战国时期主要通过纽的形制来区分这两类鼎，春秋时期虽然遵循同样的分类原则，但亦有细微的差别。 直至目前，张闻捷的专著《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以考古发现的楚墓资料为基础，结合出土简牍及礼制文献探讨楚国青铜礼器的使用问题，从楚国用鼎制度、粢盛器制度、酒器制度、盥洗器制度等方面来梳理楚国青铜礼制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再通过文化的比较分析方法探讨楚地与中原、关中、齐鲁等地区礼器制度的异同，从器用制度的角度来认识礼制文献的创作时间、地域等相关问题，是目前该领域最前沿的研究。 （2）青铜编钟研究 这里不能不提到音乐考古学的迅猛发展，它对于弄清古代音乐（尤其是复杂的先秦编钟系统）的乐律构成，青铜钟、镈的铸造技术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在搜集资料、形成体系方面有开创之功；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分史前、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七个阶段介绍了各种乐器的情况和音乐性能，具有学科奠基性质。乐律学是音乐考古学的灵魂，经过音乐考古学家们对出土乐器实物进行科学分析，失传数千年的先秦乐律学及其技艺开始重见天日，黄翔鹏在《均钟考——曾侯乙墓五弦器研究》（上、下）（《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1989 年1期）中考证了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弦器的用途，认为它就是古代的盲乐师专用于调钟的律准——均钟。黄翔鹏还在《先秦编钟音阶结构的断代研究》（《江汉考古》1982年2期）一文中对先秦编钟音阶结构作了断代研究，认为在按照年代顺序编排先秦编钟时,可以看出编钟音阶的规范化的过程,以及音阶设计由简到繁——由四声、 五声、六声，渐进到半音阶的全部过程。 在乐律学基础上，以编钟为核心的先秦乐器的综合性断代研究正在进行，这项浩大的工程主要由王子初培养的一批博士完成，他们在乐律构成、编钟铸造及音乐性能、区系分析方面各自身怀绝技。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上、下）（《中国音乐学》2012 年4 期）。对他们的工作作了介绍。孔义龙《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年博士论文，专著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出版）提出西周编钟的音列是以一弦等分时所产生的节点音为依据设置的，这一现象可追溯至晚商，延续到春秋早期。两周之际，随着正鼓音音列对变声的安排，以及侧鼓音趋向规范，编钟音列逐步实现着旋宫转调的理想。王清雷《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对西周乐悬的用器制度、摆列制度和音列制度进行考察，考察了西周乐悬制度的形成、发展、成熟、完善的过程；冯卓慧《商周镈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年博士论文，专著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出版）对镈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在中原文化对镈进行“收编”以后，镈的形制、纹饰、组合等方面以“礼”为核心的外在特征，都逐步随着其以“乐”为内涵的音乐表现能力的提高而变化，在金石之乐走上了向大型组合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镈扮演了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王友华《先秦大型组合编钟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年博士论文）以三十万字的篇幅，以“先秦大型组合编钟”为核心，描绘了一幅中国青铜时代兴盛一时、影响中国三千年的“礼乐”宏图，对编钟的编列、[23]音列、组合、礼乐功能四个问题作了剖析，归纳出了大型组合编钟的演进历程，并在此视角下描述了先秦礼乐制度的兴衰历程。邵晓洁《楚钟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年博士论文，专著由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出版）对楚钟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楚钟在先秦编钟中分布范围最广，历经年代最长，数量最多，音乐性能最为完善，曾侯乙钟是中国古代编钟发展到高峰、鼎盛时期的代表，其保存完好的音乐音响和乐律铭文显示了极富逻辑、且未见于文献的乐律体系，补正了中国先秦音乐史中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对楚钟形制、纹饰、铭文的具体分析，较为系统地归纳了楚钟所具有的特征及其演变过程，并提出了楚钟发展的历史分期认识。文章还对西周甬钟的来源及其与西周礼乐制度千丝万缕的联系做了深入的剖析。 在以上所有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王子初《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钟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之二》（《中国音乐学》 2007年1期）对青铜乐钟进行了音乐学断代，主要涉及: 1.与乐钟演奏方式相关的结构设计；2.与编钟音乐性能相关的内部结构特征；3.编钟调音的磨砺手法；4.编钟的音列音阶结构。王子初认为，西周建立乐悬制度时, 用南方大铙的形制为基础,逐步创制了甬钟，新干镈是3000年前扬越人的发明。入周后，镈为周人建立于中原的政权所吸收采用，出现了中原形制的镈，然后出现编镈。但编镈的音响性能远逊于编钟，双音性能更是不佳。晋侯苏编钟全套16件并非同一个时期的产品，应该是自西周初期恭王世的百余年间经过两次增扩而形成的。晋侯苏钟产生的时代正是西周甬钟重要的变革时代，编钟的音梁（后期发展为板块状音塬）的出现在编钟断代上有重要意义。音梁技术是与其双音技术同长共消的。战国时期出土的编钟、编磬为数众多。在丧葬排场和规范方面，钟磬乐悬层出不穷，只是这些乐悬中的编钟“明器”泛滥，真正可用于演奏的实用器反而属于少数。这些编钟的作器者已经不是世代造钟的凫氏家族，大多是就地取材的陋工拙匠，胎薄如纸，音乐音响的性能更谈不上了。总之，本文通过与乐钟演奏手法相关的结构设计、与编钟音乐性能相关的内部结构特征、青铜乐钟调音时的磨砺手法以及乐器的音列音阶的组合关系等四个方面的论述, 以图初步建立起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标尺, 进一步探讨在判别乐钟所产生的时代中运用音乐学方法的意义和基本理论。王子初《石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中国音乐学》 2004 年2期）还对先秦石磬进行了音乐考古学断代。 与此同时，许多音乐考古学者对各地出土的编钟、编镈个案进行了考古断代和测音分析，涌现出多篇学位论文或期刊论文，如朱晓芳《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研究》（山东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对山东地区两周的甬钟、镈钟、钮钟作了考古学断代和测音分析，并研究了两周乐悬制度的演变，以及鲁地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特征。杨文胜《中原地区两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 内容包括周人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溯源、东周中原地区随葬青铜礼乐器形态特征、东周墓葬随葬青铜礼乐器组合与墓主等级身份、周人随葬乐器制度与礼乐文明、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与两周女性社会地位，该书对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了分类整理。还有硕士论文：孙文潇《山东两周编钟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12年）；焉瑾《河南所见东周纽钟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4年）；汪沐溪《辽宁地区钟磬的音乐考古学研究》（沈阳音乐学院2012年）；毛悦《西周早期编钟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天津音乐学院2016年）；任宏《晋侯墓地出土乐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年）；冯伟《皖南商周青铜乐器研究》（安徽大学2008年），等等。期刊论文有郑祖襄《两套新郑出土编钟的乐律学分析》（《中国音乐学》2006年2期）、向桃初《南方系统商周铜镈再研究》（《南方文物》 2007年4期）等等，这样渐渐就形成了一个从先周到东周末期青铜编钟的完整演变轨迹研究。 乐悬制度是体现钟磬音响和贵族身份的专门方式。曾侯乙编钟发现后，李纯一《曾侯乙墓编钟的编次和乐悬》（《音乐研究》1985年2期）对其乐悬作了研究。此后随着编钟资料的增多和音乐考古学的展开，编钟乐悬研究逐渐深入。黄敬刚《从曾侯乙编钟看古代曲悬与轩悬制度》（《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2期）认为曾侯乙编钟和编磬为三面曲尺形, 即轩悬；用编磬摆放代替的一面，形成三面，即郑注引郑司农云“轩悬，三面，其形曲”。王友华《西周前期黄河流域甬钟用制分析——兼析西周前期乐悬制度的演进轨迹》（《中国音乐学》2009年4期）对西周前期黄河流域的甬钟及乐悬制度演进作了分析，他还在《再谈西周穆王时期的乐悬制度改革》（《中国音乐学》2013年1期）一文中认为西周穆王时期进行了乐悬制度的改革，包括甬钟用制形成了4件组编列以及音列规范的改革等。白国红《从乐悬制度的演变看春秋晚期新的礼制规范的形成——以太原金胜村赵卿墓为切入点》（《文物春秋》2006年4期）依据典籍文献，结合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的考古资料，以春秋晚期乐悬制度的变化为切入点，认为春秋时期的各级贵族在“礼制”上只是顺次对其上一级贵族实行了反动，僭越了上一级贵族的礼制，并将之习惯化，最终将其固定下来。任宏《对两周时期乐悬“僭越”现象的认识》（《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4期）认为从出土材料所展现的周代乐悬制度的演变情况具体来看，宣王时期的虢仲的乐悬编列方面出现突破，采用甬钟、钮钟和石磬的组合，同出礼器用到9鼎制；时处两周之交的晋文侯的乐悬音列方面出现突破，采用五声结构。相比而言，虢钟的乐悬规格比较高，有僭越的可能。中央级官员的乐悬材料可以从担任司徒属官的虞林单逨的乐悬得到体现。从铭文、形制得知单逨可能用到甬钟8件，说明宣幽时期的乐悬规格演进仍保持着正卿钟、磬两面摆放，朝廷大臣单类、单面摆放的规范。邵晓洁《楚乐悬钩沉》（《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2期）对楚乐悬作了研究，认为楚乐悬摆列基本同周制 ,但其具体方向与楚俗的方位观密切相关；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之间 ,大夫级墓葬的编钟配置为9件纽钟与8件小型编镈 ,进入战国时期后 ,同为大夫级墓葬的编钟配置数量明显增多,楚钟件数的多少与音乐的发展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用乐规范相协调,楚钟音列与楚钟件数的变化相辅相成。此外，传世文献亦有提到乐悬的，《诗经》的《灵台》、《有瞽》以简洁的诗歌语言描述了乐悬的享乐者、奏乐者,乐悬构件、悬挂乐器以及配饰方面的内容,刘莎《《诗经》乐悬篇什管窥》（《音乐探索》2015年2期）通过对文献的爬梳,从中窥得乐悬组件“栒”的缺位及原因、对诗中的乐悬编列数量进行推测、对悬鼓尺寸大小以及“贲鼓”“鼍鼓”实属一物提出了看法。张闻捷《周代葬钟制度与乐悬制度》（《考古学报》2017年1期）对两周葬钟作了研究，认为墓葬所见钟与墓主人生前演奏的乐悬无论在组合、音列及陈列方式上都有所不同，葬钟几乎只见一虡陈列，并依身份等级有三列、两列、一列之别，跟《周礼》所记多面多堵之制不同。且编钟之数又因时代而不同，西周时期多采用不同形制的乐钟拼凑成组编钟，东周之世则多用一类编钟，以甬钟代替镈钟或以甬钟代替钮钟的现象屡见不鲜。且乐钟随葬要考虑墓葬空间，两周时期将乐钟从钟虡上取下叠置或套置随葬，或对钟簴进行重新调整形成特别的折曲钟虡，足以说明葬钟选择的随意性和墓葬空间的限制。 （3）其他物化礼乐的研究 除了列鼎和编钟之外，体现礼制等级的物化礼乐还有很多，城墙宫室制度就是一个方面，这方面考古遗址的发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李季真《镐京西周礼制建筑探析》（《文史博览》 2016 年12 月）对西周镐京遗址中的礼制建筑作了研究，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沣河中游东岸的斗门镇，目前主要发掘了五号宫室建筑基址，考古勘查该宫室的夯土台基总面积为 3393平方米。五号宫室建筑基址中轴对称，方正统一，平面方形的核心建筑坐落于建筑群的正中方位，周围有其他附属的建筑围绕，呈现了“众星拱月”的格局，这一重大发现对于系统研究西周宫室建筑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此外，周人明堂是极为重要的礼制构成内容，但明堂经历了后人多次重构，研究起来难度较大。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追溯了前人的研究，细致地解析并诠释了明堂制度的基本范畴和主要功能，扼要地勾勒出明堂制度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脉络，并解释了其制度产生的主要动因、明堂礼的地位、大体上廓清了明堂制度与总体祭祀制度、郊祭制度、宗庙制度等其它礼制的关联，讨论了古代礼制史和礼制建筑史研究中与明堂礼有关的一部分重大问题。薛梦潇《“周人明堂”的本义、重建与经学想象》（《历史研究》2015年6期）对经书中的“周人明堂”与郑玄、蔡邕的阐述间的关系作了考证，认为二者无法吻合，先秦建筑考古发现亦不支持郑、蔡及后世学者对《考工记》“周人明堂”的复原。早期文献中的“明堂”有“治朝”、“太庙”和“月令明堂”三义,前二者属“周公故事”系统,后者出自“月令”理论。以“明堂”为专名的建筑出现于汉代。在汶上明堂、元始明堂与洛阳明堂的构建中,经过儒生重新构拟,“月令明堂”理论与“周公故事”相融汇,在两汉之际形成涵盖两大知识系统且以“月令明堂”理论为主导的新理论。本文是对先秦两汉经学中明堂的由来较为系统的清理，澄清了许多模糊的认识。 除了城墙宫室外，衣服车马是物化礼乐的另外重要组成部分。汪少华《中国古车舆名物考辩》（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年）结合秦始皇陵铜车马等实物，考察了中国古车舆各部位（“輗”、“绥”、“胁驱”、“蚧”、“伏兔”）的名称、功能，反映了新时代的名物研究方法。冕服的研究伴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目前开始起步。除了沈从文、周锡保等先生从服饰本身深入研究外，李岩《周代服饰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对周代的冕服、弁服、衣裘、深衣、丧服、佩玉制度作了初步考察，目前以冕服为主研究礼制的还很少，日后随着实物资料的增多和方法的成熟，将是一个学术增长点。 2. 涉礼政治制度的研究 周代的礼并非只有礼典和物化礼乐制度，它还包括了班爵、分封、宗法、昭穆、五服等各种具体制度，这方面从汉唐至清的古代注疏家们在三《礼》中训诂甚详，1949年后，学者们对此的涉猎伴随着历史分期问题和土地制度、奴隶社会等问题进行了十分积极的讨论，但近20年这些问题研究比较沉寂，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仍然涌现了一定成果，详下文。 （1）五等爵制 五等爵制既是周代的政治制度，也是当时礼制的组成部分。陈恩林《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历史研究》1994年6期）认为研究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固然要依据地下出土的金文材料, 但金文材料零星不整, 所以还须结合传世文献考察。在先秦两汉文献中, 周代诸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排列是有序的，文章分析了作为爵位、尊称的“公”、“子”，认为周代诸侯五等爵在从西周到春秋的二三百年间有发展变化, 小国沦落或自甘附庸，于是在文献中表现出了诸侯爵称无定的现象。张铮也认为周代诸侯爵称混乱,他在《论周代五等爵制与五服制》（《求索》2007年12期）一文中指出，文献中对服制记载不一的情况是由于后人对“爵制”与“服制”的适用范围和区别缺乏了解，周代五等爵与五服制是西周华夏体系宗主国对王畿外的附属国诸侯制定的权利与义务 ,使这些诸侯可以在周王势力强大时按照周王的规定维护周王室，定期觐见周王。因此五服制不乏文献中记载的理想化成分,但确实是周代分封制中一项特殊的政治制度。刘源在《“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历史研究》２０1４年１期）一文中认为殷周时期并未真正实行过五等爵制，他考察了公、侯、伯、子、男自殷代至春秋的使用及演变情况，从这五个名号是否单纯指称诸侯来辨析它们是否用作爵称，进而考察殷代、西周、春秋三个历史阶段诸侯等级体系的状况——殷周政体为内外服制，外服诸侯体系为侯、甸、男、卫、邦伯；五爵称中只有侯、男是诸侯称号；公、伯、子实质上分别指年长位高者、伯长及嫡长子、族长及宗子，故广泛用于贵族名号，并不限于诸侯的范围。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内外服制瓦解，原属外服的侯与男、与天子分庭抗礼的内服称伯之贵族、被称为子的蛮夷戎狄之君，及作为殷王后裔的宋公，频繁聚集于会盟、战争等场合，经史官记载，遂产生《春秋》中的公侯伯子男这一虚拟序列，这一序列掩盖了殷周时期实行的内外服制及侯、甸、男、卫、邦伯的诸侯体系，为战国学者根据军功爵制构拟五等爵、五服乃至九服等理想王制模型提供了现实素材。马卫东则在 《春秋时代五等爵制的存留及其破坏》（《史学集刊》2006年4期） 一文中简要考察了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五等爵制存留、破坏的过程；尉博博《西周爵禄制度研究综述》（《社科纵横》2007年 1期）一文对西周爵禄制度的研究状作了回顾，梳理了自1900年到目前有关西周爵禄制度的论文和书籍，并对之进行了评论。 （2）宗法和昭穆制度 宗法制度研究在改开之后的前二十年就开始了（见前文钱宗范、钱杭专著），近年这一课题的研究倾向于反思前人成果，并结合出土资料细化相关研究。安文研《周代宗法社会的君统与宗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再探讨》（《学海》2018年3期）认为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对近百年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王国维从社会制度来理解政治制度的视角造成了对周代政治制度的误解，并导致了此后关于君统、宗统关系的持续争论。作者认为王国维所使用的论据并不足以支撑论点，在论证的每个步骤间都存在跳跃。他得出“天子、诸侯虽无大宗之名，而有大宗之实”的观点，最后得到“王者，天下之大宗”的结论，对此后百年间先秦史、考古学、社会史的研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国维正是在对周代制度系统的、主动的误解之中寄托了他的经世之意。真正地表明了他持守于民国乱局中的文化与道德立场。丁鼎《〈仪礼·丧服〉所体现的宗法制度》（《史学集刊》2002年4期）考察了《仪礼·丧服》所体现的周代宗法制度与伦理观念，认为《仪礼·丧服》所规定的丧服制度是为周代宗法制度服务的,对嫡长子、宗子突出尊崇，并从“天子诸侯绝旁期”考察“君统”与“宗统”的关系。高婧聪《周代宗法制度下的“母弟”》（《古代文明》 2012年1期）研究了周代宗法制度下的“母弟”，认为“母弟”在先秦文献中一般指的是国君或宗子的同母弟，与宗子并为嫡子，地位高于众庶子，此特殊身份使其既能在邦国政事中发挥积极作用，又可能与大宗宗子对抗，与宗子形成利益的制衡关系；母弟可以凭借其嫡子身份在无承宗人的情况下优先成为宗子，体现了宗法继承制的灵活性;周王的母弟是周初封建过程中的中坚力量，对维护王室利益起到很大作用，并影响了周代以后政局的发展。宗子与母弟关系的发展体现了周代宗法观念的变迁。 昭穆制是与宗法制连带的制度，体现了宗法制下的祖孙辈分排列。张富祥《昭穆制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2期）认为昭穆制的核心是一夫多妻制下三代之间的本生关系,古文献所见祖孙同昭穆、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等特征都由夫妻同昭穆连带而来，体现在宗庙制度上,即昭者恒为昭,穆者恒为穆;当太祖位次变动时,则昭列与穆列各自递补。昭穆制的宗法基础是贵族诸妻及其诸子均不分嫡庶,否则昭穆制即发生动摇，后世衍传的昭穆制发生质变,已非原初意义上的昭穆制所能规范。彭卫民《“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6期）从探讨家奠吊祭与婚制礼法入手,着重从“婚级制与昭穆”、“家族政治与昭穆”、“君宗之辨与昭穆”的角度进行阐释,并认为昭穆制应当缘于两姓氏族相互通婚且母系氏族分宗,班位在两系中轮流变动这一根本原则，其本质在于昭穆之间互通父子,且昭与昭、穆与穆之间属于同族,而昭穆之间分属异族,其产生的原因既决定了昭穆制度是维系宗族成员关系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及至后代,昭穆开始异变,成为"敬宗收族"的一种礼法,开始表现为大宗宗子在宗族日常事务中据核心地位并有别于君统之外的制度。 近年来，学者们利用新出考古或古文字资料研究周代族藏墓地体现的昭穆制度，如王恩田《西周制度与晋侯墓地复原——兼论曲沃羊舌墓地族属》（《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4期）更是根据昭穆制度的原则，认为北赵晋侯墓地复原为9组晋侯夫妻合葬墓是可疑的，西周实行一继一及制而非嫡长制,西周晋国世系有所遗漏。M31+M8及其以上的7对并穴墓应是具有昭穆关系的14位晋侯墓，羊舌墓地并非晋侯墓地。陈絜《应公鼎铭与周代宗法》（《南开学报》2008年6期）对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新出应公鼎铭文作了重新释读，进而认为西周时期乃至于春秋中期以前, 大小宗之间的祭祀体系中必有一位祖神是重合的，如鲁为长子伯禽代周公就封于奄者,周公为文王之子，即所谓“鲁”“文之昭也”,所以鲁国的祖神体系中有文王,而周公也能铸器祭文王,这与周王室祭祀系统中有文王相重合。鲁三桓、郑七穆之情况也可由此类推。鲁不可能祭祀文王以上的先公，应国与毛国的神灵系统中不可能有文王以上的王室祖神，其他卿大夫的祭祀体系也可以由此类推，这大概就是春秋中期以前的君统与宗统的真实关系，而上述这些在祖神祭祀上的重合之所 , 恰恰就是周代错综复杂的宗法关系的关键之所在。王晖、高芳《周代宗法组织结构新探》（《学术月刊》2015年10期）从西周春秋时期的庙制出发，考察了周代的宗法组织结构。西周春秋时期近亲庙制为“三庙制”（曾祖、祖父、父考）三世，西周春秋时期的“五世”是指去世“三世”父祖曾三代加上还在世的“二世”子孙；见之于《礼记》等古文献的战国后儒所说宗族组织有高祖、曾祖、祖父、父考四世，见之于《礼记·王制》以及郑玄等汉儒所说的五世，这些说法完全不符合西周金文以及反映西周春秋历史的早期文献。根据西周金文和早期文献，其实只有近亲“三庙制”（父祖曾）；如春秋时秦国，不管是考古发现所见凤翔县马家庄秦都雍城“品”字形的三座宗庙遗址，还是春秋早期秦公镈铭文所说“文公、静公、宪公”，还是《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说“秦三公”是秦穆公、秦康公、秦共公，都反映了近亲曾祖父、祖父、父亲是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之中，但皆只有三世，这种“三庙制”也与西周春秋时期宗族组织结构的变化规则完全一致。 以上是周代礼制中涉礼政治制度的研究。在新出考古资料的刺激下，目前这一领域中的某些制度研究又有局部推进，但是对周代典章制度进行比前人更上一层楼的，既精密又系统化的研究，尚需在三《礼》训诂研究和历史学、考古学研究彻底融合的情况下才能展开，这也是未来先秦礼学和礼制研究的趋势所在。 结语 本文对改开40年以来先秦礼学和礼制的研究状况作了回顾和总结。40年来，三《礼》学研究承乾嘉之余绪不绝如缕地传承，对三《礼》的点校、注释、译注的成果层出不穷，出土文献中跟礼相关的内容（如清华简《耆夜》、上博简《内礼》等）对三《礼》研究和先秦礼制研究的促进起了不小的作用，目前充满生机。且这40年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得到极大扩张，方法正在兼博更新，“礼俗”进入学者视野并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考古资料“地不爱宝”式的发现刷新了此前的可利用资料数量和体系，学者们从这些新资料出发，在廓清“礼”的各种组成部分（礼典、物化礼乐的各种构成）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过程中极大推进了先秦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研究。因此虽然从20世纪初经学体系就已瓦解崩塌，三《礼》内容各有所归，但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提供的强大认知手段促进了先秦礼制各个点的全方位式研究，目前所见虽然某些细节确有“碎片化”之虞，表现就是先秦“礼”的全貌和前后动态演变目前仍未全盘浮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实证方法完全足以让我们有能力客观而具体地认识古代的礼，因为经学中科学的认知手段并没有瓦解，而是融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和范式中。且新的认识礼、研究礼的学术手段也在形成中，比如巫鸿先生提出的“纪念碑性”[24]用来观察礼典的可视性就非常合适，另外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做先秦礼制研究有非常广阔的空间，这些方面均刚刚起步，还有待来者的探索。随着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深度变化和各种范式的继续引入，未来的先秦礼制研究必将显示出21世纪的、逐步与世界上古其他文明研究个案接轨的崭新面貌。 注释： [1] 本文的思路和部分观点，在拙作《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礼学和礼制研究》（孔学堂杂志社2018年3期）中已有部分介绍，本文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升华和细化研究。另，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礼仪文化通史研究”（批号18ZDA021）的阶段性成果，特此声明。 [2] 赵满海《经学的没落与礼学研究的新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4月24日第A05 版。 [3] 在日本 , 对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研究被称为“汉学”, 明治以来则称为“东洋学”、“支那学” ,日本汉学以中国典籍的东传为基础, 在江户时代臻于成熟，德川幕府把汉学中的朱子学推尊为“国家学术”、“官方哲学”, 还有阳明学派、古学派等颇具实力和特色的学派活跃于汉学领域，这是近代以前日本汉学的基本情况。京都学派之前研究中国学的代表性学问是江户汉学和明治以来东大的“东洋学”。江户汉学实际是借中国的学问以建立日本自己的学问体系, 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完全日本化的汉学。见钱婉约《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刍议》，《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5期。 [4] 【日】小南一郎《飲酒禮と祼禮》，收入小南一郎编《中國の禮制と禮學》，京都：朋友書店，2001年。 [5] 【日】小南一郎《射の儀禮化をめぐって——その二つの階段——》，小南一郎編《中國古代禮制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5年。 [6] 【日】林巳奈夫《『周禮』の六尊六彝と考古学遺物》，《東方学報（京都）》第 52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創立五十周年記念論集), 1980年。 [7] 【日】林巳奈夫《周禮考工記の車制》，《東方学報（京都）》第30册, 1959年。 [8] 【日】林巳奈夫《儀禮と敦》，《東方學報（京都）》第74册，1995年。 [9]【日】澤天多喜男《郭店楚簡緇衣篇攷》，《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卷3，東京：東京大學2000年。 [10] 【日】佐川茧子《郭店楚簡〈玆衣〉と『禮記』緇衣篇の關係に就いて——先秦儒家文獻の成立に關す る一考察—》，《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2集，2001年。 [11] 黄进兴《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大陆杂志》第86卷5期，1993年；《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新史学》第5卷2期，1994年；二文收入氏著《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 [12] 收入周质平等主编《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249-282页。 [13] 杨华《英美学者的礼制研究》，《光明日报》2 0 0 0 年1 1月1 7日第C0 3版。 [14]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wghness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 Jessica Rawson：Chinese Bronzes: Art and Ritual，British Museum Press1987。 [16] Catherine Bell：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增订本2009年重印） [17] 【美】维克多·W·特纳（Victor W. Turner1920–1983），象征主义人类学家，出生于英国格拉斯哥，对后工业时代文化中人类的展演及宗教命运深感兴趣，并发表了多篇论文。他关于文化和仪式的比较调查在人文社科乃至艺术研究领域的多方面贡献令人印象深刻。他在非洲的“社会剧场”模式、对墨西哥基督徒进行的社会调查，对日本主流文学体裁等，进行了过程性结构，最终形成了“展演学派”（Performance Studies）的整个研究范式。 [18] 【美】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研究集中于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历史编纂学，近年编纂多卷本《波利尼西亚战争：斐济战争（1843-1855年）的历史》，他的研究经常出现于为前沿文化理论服务的民族志细节中。 [19] 刘钊、陈家宁《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1期；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出土文献》2013年。 [20] 《中华礼藏·礼制卷》总制之属 ，见第一册“总序”，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3-8页。 [21]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册第10-11,63-69页，中西书局2010年。 [22] 曹峰《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文史哲》2007年5期。 [23] 见王友华《先秦乐悬中镈的编列分析》，《中国音乐》2010年1期。 [24] “纪念碑性”由赛特（Jose Louis Sert）、莱热（Fernand Leger）基提恩（Siegfried Giedion）首先提出，并认为它有九个特诊，见 Jose Louis Sert, Fernand Leger, Fernand Leger, “Nine Points on Monumentality,” in Siegfried Giedion, Architecture, You and Me(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p.48-51. 巫鸿先生认为，“‘纪念碑性’和回忆、延续以及政治、种族或宗教义务有关。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不管它的形状和质地如何，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纽带，总要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总要实现生者与死者的交通，或说现在和未来的联系”，“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三个主要传统——宗庙和礼器，都城和宫殿，墓葬和随葬品——均具有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内涵。这些建筑和艺术形式都有资格被称为纪念碑或是纪念碑群体的组成部分”，见巫鸿《九鼎传说与中国古代美术中的“纪念碑性”》，载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45-69页。先秦的礼典、物化礼乐恰是用周期性展演的方式来巩固政治上的层级关系；用按层级享有不同物质权利的规定来确认因不同社会地位而享有的不均衡的权利和义务的原则。从这个角度看，“纪念碑性”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是可以用于礼制研究的，这方面的范式还有待于学者将洞察力运用于礼典展演的过程和礼仪文本和相关的物质遗存，继续探索和积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