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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弥散：烟草在本地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呈现 烟草在云南本地医疗体系中的融入，为吸烟的流行构建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文化条件。伴随区域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市场的发展，烟草从日常的“自用之物”，逐渐转型为跨越族群、阶层和性别的消费品。从而铺平了规模化扩散的道路。农民种烟不再限于自用，更是为了出售。看得到的经济利益，使烟草于18世纪之后渐渐成为当地广泛种植的物品。到了19世纪，与烟草相关的特色手工业也开始在当地出现。从18世纪修撰的各类志书、完成的壁画，以及流传下来的文物中，能够清晰看到烟草在云南各地已成为规模化种植的物品。烟草已经融入到当地民众的休闲文化生活中。1702年完成的康熙《永昌府志》中写道： 烟，茶，芦子，出两江，用以和槟榔。道光年间的《威远厅志》，如此记录普洱景谷地区的烟草种植情况： 烟叶，初种留根，次年仍发，可三四年。 大理巍山绘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巍宝山的《踏歌图》，还原了当地族群载歌载舞的过程中，一名男子口含长烟杆起舞，一男一女借火点烟的情景。大理考古挖掘的墓穴中，也出土了出自乾隆年间的青釉瓷烟嘴。在滇南，烟草也形成了种植盛景。吴大勋1782年撰写《滇南闻见录》时，有如下记载： 滇南各郡无处不植烟，而宁州八寨多而且佳。 18世纪起，与烟草相关的贸易网络也逐渐展开。烟草贸易既根植本地，更连接外省与境外。清朝道光年间所著的《开化府志》记录了乾隆元年街市上已有本地六诏（今砚山县者腊乡）生产的烟叶在出售。康熙年间陈鼎所著的《滇黔土司婚礼记》则指出从福建、广东运输烟草至云南贩卖，已是连接省内外的贸易形式之一： 乃请于庶母，定簪珥为资，去闽粤贩烟。是时国朝新定西南，文武军民均盛吸烟。烟大行，由是家亦稍给。 光绪年间，老挝南掌国盛产五金各矿、靛青、漆、烟叶、芝麻、花生等，普洱地区在与南掌国边境互市的过程中，烟草成为往滇出售的贸易商品。 烟草在全省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不断扩大。咸丰元年（1831），蒙自县新安所开始大面积种植“晒黄烟”；光绪年间，大理巍山地区每年烟草产量多达5万斤，产品行销邻县；光绪年间，大理弥渡县城南有个村庄，以栽种晾晒烟而得名，取名“烟园村”；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修的《腾越州志》中，也描绘了保山、腾冲地区“烟草，夷地皆种树”的广植景象。 19世纪晚期，在烟草种植集中度高的地区，手工业也孕育而生。1869年，云南蒙自新安所响水村周氏兄弟发明刀切烟工艺，通过改良，生产出细如头发的烟丝，被称为刀烟。1896年，通海县手工业者进一步改进，形成“麻绳木榨刨推成丝”工艺，提高了效率，使得烟丝更为均细，随后还出现了手工“推烟”作坊。手工业的兴起，又推动通海、蒙自、巍山、腾冲等地加工的特色烟丝不仅在省内市场流动，还销往周边的东南亚各国。 伴随云南经济生产环境的成长，烟草转型为经济作物。烟草内隐的经济价值逐渐凸显，对于农民、商人而言都显得触手可及。经济利益驱使下，烟草的种植形成规模化，区域内外的商贩参与到相关贸易中。在烟草深度种植的农业区，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者，对烟草的加工工艺进行了提升。这反过来再次促进农民种植烟草的积极性，烟草贸易也更为兴盛。 二、“洋”烟的快速植入（20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 （一）入侵：烟草以卷烟的形式进滇 19世纪晚期，当烟草的经济价值在地方社会逐渐显露时，新的烟草形式，即机器制造的卷烟，也在西方生产出来。1870和1881年，英国和美国相继发明卷烟机，开启了卷烟的现代化工业生产史。卷烟机的应用，标志着人类对烟草开发的转折：机器让烟草从传统、依靠手工的作坊产物，变成标准化的现代化产品。一个可以在全球迅速推广、复制的跨国新行业诞生。上一时期，在哥伦布发现烟草后近百年的时间里，烟草缓慢进入云南。此时，新式香烟一经发明出来，就迅速入侵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云南。和其它同期传入的外国工业消费品一样，卷烟很快被冠以“洋”名： 于是家庭日常必需品如火柴、洋烛、煤油等市场，反形热闹。一时有所谓五洋交易者、即指洋烟（卷烟别名）、洋皂（肥皂别名），洋火（火柴别名），洋烛及洋油（煤油）。 在“洋”烟的袭击之下，当地人很快将早期传入的烟种以及手工生产的烟草制品统称为“土烟”： 所谓土烟系指当地栽培已久，而非近年输入之火管烤烟，实际上包括‘旱烟’、‘黄烟’，及‘刀烟’等三种。追考其最初起源，仍系美洲输入之烟种，而非真正之土烟也”。 卷烟，即“洋”烟，成为殖民者手中的武器。他们通过卷烟倾销，轻松地掠走真金白银。1888年，通过上海美商老晋隆洋行，“洋”烟率先抵沪。1904年，英美烟草公司开始在昆明、蒙自等地设立办事机构，委托同泰祥、宝兴号、东兴隆等本地商号为代理商，组建了销往全省的网络，垄断云南卷烟市场，销售“三炮台”、“茄力克”等香烟。1904年，法国殖民者当局开始了滇越铁路云南段的修建，这是烟草迅速殖入的另一重要原因。外省民工涌入，参与兴修铁路，他们所处的条件极为艰苦，卷烟成为不可缺少的安抚剂。修路工人成为新式烟草在云南最早的忠实消费者。 1910年建成通车的滇越铁路成为外国列强全新的、快速的卷烟运输主干道。在他们前方，是一个有着长期吸烟文化历史的社会，一个潜在可期的消费新市场。学者高家龙认为，这一时期英美烟草公司通过三个方向进入昆明：东边，通过轮船运至西江，翻越崇山峻岭进来；西边，从缅甸八莫运进；南边，从滇越铁路到达蒙自，再用骡子运到昆明等地。1910年，在昆明的英国总领事干事写道： 这里（昆明）几乎无一堵空墙没有贴上（英美烟草公司产品）的新奇广告宣传画。 无孔不入的“洋”烟，给当时进入云南的外国烟草商的回报是极为丰厚的。蒙自海关统计指出，宣统三年（1911），英美卷烟从这里赚取的白银高达43392两，甚至超过了鸦片战争时期从云南掠夺的银两。短短10多年，外国卷烟在中国的销量急剧增长，从1902年的12.5亿支增加到1912年的97.5亿支和1916年的120亿支，1916年的销售量为1902年的10倍。 “洋”烟方便携带，抽“洋”烟成为时髦的消遣方式。它被划分为不同的档次，贴着高低不同的价格标签，是一种价值符号，可向外直接呈现吸烟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它很快成新式文明的日常消费品。褚守庄这样描绘当时本地人对外国香烟的青睐： 尤以美国烟的消费量相当大，一般中上层阶级，大有不吸美烟者，即不足以表示本身华贵似的。甚至中下层阶级，明明吸的是本国烟，而往往要将烟支装入美国香烟纸套内，以为这样在人面前好看些。这种事实可以表示对美国烟的倾慕，自己吸不起，也得装装样…… 美国学者班凯乐（Carol Benedict）认为，现代烟草在20世纪前30年在中国的销售增长，顺应了中国消费文化，与牙膏、毛线袜、煤油等西方输出的新兴消费产品一样，激发了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形成。现代“洋”烟侵入云南，在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里，成为亮明身份地位的显性符号。更主要的是，它具有掠夺性，带走了巨大的商业利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