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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与讨论 16世纪末起，烟草作物由内地和境外分别进入云南。传入之初，地方社会经济水平发展较低，烟草顺势遮蔽了经济作物的特征，进入医疗文化结构中，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药物，逐渐向整个区域扩散。进入17世纪后，尤其是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在稳定的王朝统治之下，地方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烟草呈现出经济效应，不仅弥散至本地农业、手工业中，还形成一条烟草贸易链，跨越地域限制，连接着内地与东南亚地区。20世纪初，卷烟，即“洋”烟，以现代消费品形式侵入云南。这一次，烟草进入的通道更多、传播的速度更快。云南在席卷全国的抵制洋货运动中，尝试烟草的本地化生产。在内外力量交织下，传统烟草、国外卷烟产品，以及本地卷烟产品共同占据本地市场，形成烟草生产和消费的新景观。抗战爆发是烟草在云南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外烟无法进入，本地消费需求量巨大，有利于烟草工业发展的资源汇集云南。地方再度积蓄力量调整结构，利用战时形成的国内外网络关系，在短短几年间，推动烟草实业取得实质性进展。至此，烟草在云南扎根下来，形成一个新兴产业，至今影响着地方产业格局。 将“土”“洋”对立的基本语义特征与中国近代历史联系起来，是学界对二者进行阐释的一条主要路径。以王加华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近代殖民者的入侵，使得“土”和“洋”在特定历史时空中，成为一对涵义相反的语言范畴。“外来的、外国的，称之为‘洋’，其是先进、时髦的；本国的、本土的，称之为‘土’，其是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从洋务运动开始，“土洋之争”在中国社会许多领域中爆发。伴随中国各个时期的发展，观点交锋从未停止过。考察烟草在云南的在地过程，对于进一步理解何以为“土”，何以为“洋”，以及这对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助益。 第一，“土”和“洋”显示了地方与世界接洽时，一慢一快的节奏，一旧一新两个时代。从16世纪末至19世纪后期300年的时光里，“土”烟如同墨汁滴入清水，缓慢渗透到当地经济与社会之中。20世纪初，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洋”烟迅速侵入当地社会。地方，无一例外地都被放到了沃勒斯坦所说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之中，资本主义经济却企图通过霸权的(hegemonic)、普世的(universal)方式，成为全世界的征服者。 第二，“土”和“洋”揭示了农耕与工业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相遇，以及东方与西方两种文明形式的相遇碰撞。“土”既是从土地，从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生存智慧与乡土习俗，也可以在民族危难、抵御外侮的时刻，凝聚为家国情怀，民族精神，并探索出独立发展之路；“洋”既是一种不可逆转、强势攻入的外部力量，也迫使一个传统社会在重创中转型，开启通向现代化的航程。“土”烟和“洋”烟相遇的时刻，生活在那个大转型时代的人们很容易从新生的“洋”烟与久远的“土”烟中，获得更深一层的所指：这不仅是工业化带来的“城市文明”与连接乡土社会的“农村风物”之间的对照，也清晰区隔出“国内”与“外国”的界限，推动“土”从“地方”扩展到“国土”、“疆土”，筑牢了地方与国家的归属关系。“洋”人、“洋”物的侵略扩张，使全国各地都意识到地方与国家命运与共。地方社会利用特殊时期创造的有利资源，向“洋”发动全方位的抵抗，对“洋”烟进行彻底改造，以实际行动扭转“土”“洋”的价值内涵。“土洋之争”里，个体消费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深刻地交织在一起，民族经济具有了独立、自强的象征意义，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心理空间得以构筑。 第三，以古鉴今，“土”与“洋”更深远的启示在于：“土”提醒着中国依旧是一个乡土中国，土地是整个社会的衣食之源、生存之基、固国根本和发展之力；而“洋”不仅代表着区域、全球发展的新形势，也是新技术、新观念的隐喻。在这个民族性与世界性交融的新时代，无论是“重洋轻土”，或者“重土轻洋”，还是“食古不化”，或者“食洋不化”，都注定无法与我们再同行。“土”烟和“洋”烟在地的差异化策略，清晰地显示出当外部力量传导至地方时，在不同的社会情形之下，地方社会可以充分实施能动性，并以不同形式的反作用力，进行改造与应对。“土”意味着地方在施展拳脚之时，既不能忽视、脱离乡土社会的网络结构根基，也离不开国家大环境的支持；“洋”鼓励着地方社会不必望“洋”兴叹，坐地画牢，而应以时不我待的开放精神，借助区位优势，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阅读原文请点击： “土”与“洋”：烟草在云南的在地化及其意义.pdf 原文载于《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