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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弈：烟草在滇内外各种力量交织下的重构 20世纪初，卷烟成为跨越国界、连接工业、商业和农业的新产业。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国外烟草商谋划卷烟在中国的在地化生产。卷烟带来的巨额利润，也激发出本地工商界参与烟草生产尝试的热情，为烟草在这片土地上形成新的生产格局埋下种子。在国内外卷烟抢占市场的过程中，传统 “土”烟的种植与生产仍然获得成长空间。 面对中国庞大的烟草消费群体，跨国烟草公司决定在中国生产卷烟。1893年美国人在上海成立“上海美国烟草公司”，国外卷烟公司的本土化生产拉开序幕。早期传入的“土”烟种，不能作为生产机制卷烟的原料。为解决在地生产的原料来源问题，从1904年起，当时全球最大的烟草巨头英美公司，前往全国各地调查分析传统的栽培史，为烤烟种植做准备。1913年以后，英美公司在湖北、山东、安徽，以及河南等地开展烤烟种植推广。清代中后期，云南晾晒烟种植和生产规模都在全国享有一定声誉，但由于当时云南与内地的交通极为不便，考虑到原料、设备以及产品运输的成本和时间，外国烟草集团规划在华种植生产版图时，没有选择云南。 外商的放弃策略，给予了本地社会进行生产尝试的自主权。1905年至1937年，一场由新兴资产阶级、新式社团发起的，从抵制美货到抵制洋货的运动开始在全国兴起。外国“洋”烟是被抵制的主要商品之一。面对国民对国货的需求，地方民族企业家、政府当局及时地把握时机，开展现代烟草生产和种植实践。美国学者葛凯（Karl Gerth）指出，抵制洋货运动一开始，一些知识分子就对“洋”烟的本质提出批判，将其作为一种经济现代性和文化帝国主义结合的符号，担心它的蔓延会对中国构成方方面面的威胁；政治家们对以“洋”烟为代表的舶来品造成的贸易逆差，以及新的消费生活方式忧心忡忡，认为这最终有可能会使国家丧失主权。 运动激发的民族情绪传导至地方社会，既成为云南民族企业家投身产业救国行动的动力，也构建了一个有利于国货行销的市场。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之名，1922年曾留学日本的云南墨江人庾恩锡，将他在上海创办烟厂的设备与经验带回昆明，创办了云南历史上第一家现代机制卷烟生产厂，即亚细亚烟草公司。1930年，南华烟草公司也在昆明成立，这是云南首家公营机制卷烟企业。20世纪初外强内弱，国家危机四伏的环境造就了炙热的民族情绪。烟草企业家敏锐地感知到爱国情绪的感染力，顺势为卷烟品牌锻造民族性，使消费者能够在消费本地卷烟的过程中，延续传达爱国情义，借此赢得市场。例如，亚细亚烟草公司在开厂之初，就创立“重九”牌香烟，将之与云南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重九起义进行关联，把“重九”烟定位于“爱国卷烟”，在全省上下获得大量忠实的消费者，并使该品牌保留至今。 本地卷烟产品虽然争取到了消费者，但新生的现代企业仍面临着各种困难。当时云南没有种植烤烟的基地，卷烟生产厂所需烤烟只能从河南、山东等地购入，其他生产辅料只能依赖于香港和上海等地。内地却没有一条公路或铁路可以入滇，入滇物资完全靠马驮。加之赋税等问题，亚细亚烟草公司只维持了短短数年，最终于1928年申请破产。 “洋”烟种未能在云南引入种植，是本地卷烟企业经营失败的症结之一。早在1914年，云南对烤烟种的培育，已在地方当局主导下加以实施。云南省实业司报经都督唐继尧，拟与英美烟草公司合作。实业司曾获相关技术资料，并尝试在昆明、玉溪和通海等滇中地区试种烤烟。由于英美公司对烟种进行严格垄断，他们最终未能进行下去。亚细亚烟草公司破产的教训，再度使地方当局意识到“洋”烟种推广种植的重要性。1931年，时任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的龙云再次下令： 凡造中等上等纸烟均向上海采购美种烟叶，值此金价腾高汇水高涨之时，采购美种烟叶之价值已较滇产超过数倍，盖以运费关税之重，自不免提高纸烟成本，影响销路，不独经营困难，且仍利权外溢。求补救惟有请求政府通令各县属地方官，责成建设局人员劝导农民自行征集美国烟草广泛播种，以供制造上等纸烟之用。 当局指挥通海、文山等34个县启动烤烟的种植工作。而国外企业为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管控烟种十分严格，本地“洋”烟种植的尝试和推广未获得突破性进展。“洋”烟的种植推广遭遇挫折，农民的土地却不会为此闲荒。早期传入的烟草，依然拥有着牢固的消费市场。无论是种植规模，还是生产销售，本地“土烟”都获得了继续发展的契机。成书于1928年的民国《宣威县志稿》记载了当时该地种植的多个传统烟草品种： 且仰给邻县，每岁不下万余斤。 同一时期，玉溪的另一本志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述： 烟叶系制黄烟丝者，产于东西沿山一带，年约产一百七十万斤。 1932年，云南传统烟草的种植面积达到23.8万亩，产量位居全国13个重点产烟省的第三位。普洱镇沅县的九甲乡草烟品质优良，在《云南通志》中曾有“滇南烟草数九甲”的记载，民国时期生产的烟草还销往缅甸、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这一时期，国外的、本地的“洋”烟，以及传统烟草制品，在云南均获得了销售传播的空间。当地民众消费各种烟草的图景，恰好被美国学者科尼利尔斯·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于1938年在昆明周边的农村高峣调查时记录下来： 高峣抽烟的男人不在少数，上了年纪的女人也抽……店铺有烟草公司生产的纸烟和雪茄，还卖两种草（土）烟：一种产自本村，另一种产自南面约40英里（64.4公里）之地，那里的草烟呈芥末色，是抽水筒烟的上等料。 同时，他还发现自卷烟在云南传播之后，一些传统吸烟方式已在逐渐隐去： 高峣没人嚼烟，没人抽鼻烟，听说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4年7月-1918年11月）鼻烟就从高峣消失了，附近的回教徒还抽鼻烟。” 卷烟的生产，具备快速可复制的特征。外国烟草企业对云南采取的放弃策略，为本地民族企业家提供了效仿生产的可能性。国家动荡、社会运动兴起，以及由此而生的民族情绪，则为产品的销售贴上了有利的、区别于外来产品的爱国标识。工业生产的变革，不可避免地传导到农业种植的格局调整上。受制于外国烟草企业对烟种的保护，农业种植的新选择推动不易。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继续广耕传统烟草。卷烟产品的介入正改变、替代着传统吸食方式，但它们并未完全消失。事实上，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变动的、新旧并立的烟草消费多样性图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