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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功能转换：洗泥节的文化重构与价值叠加 文化变迁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化有选择性地整合、创新、再造和重构的过程。文化重构是文化的适应性更替，“将异种文化因子作为外部生境的构成要素去进行加工改造，将其中有用的内容有机地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导致了该种文化的结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也是“文化体系的再造，特别是价值系统的重新建构”。洗泥节成为旅游文化资本就是其文化象征体系重构的过程，从农事节日到旅游节庆，通过文化重构与价值叠加，洗泥节的社会功能得以转换和更新。 （一）勾蓝瑶标识性文化符号的重构 “文化象征具有变异性。某种象征物或象征性会因时间或空间不同而发生变化，失去原有的意义，并衍生出许多新的意义。”旅游开发后，复兴的洗泥节从一种村寨内部的“反结构”祭祀、休闲型文化时间转换为面向公众的娱乐、消费型旅游文化空间。在向内／对外的文化属性转变过程中，洗泥节向内的农事性和神圣性文化象征减弱，通过对外价值凸显和文化元素重组，重塑勾蓝瑶的标识性文化符号与文化景观，其历史悠久、神秘、狂欢、璞真的少数民族异质性农耕文化和文武兼备的民族文艺成为强有力的旅游吸引物，以及带动勾蓝“千年瑶寨”文化旅游的重头戏。洗泥节文化重构的独到特点是，在名目众多的勾蓝瑶传统文艺中选择具有“可参观性”的项目，通过提炼、浓缩、重组、推陈出新的方式整合为篝火洗泥晚会以适应公共展演的需要，实现传统文化的节日集聚和文化再生产。一年一度的洗泥节与每周末固定上演的篝火洗泥宴构成了一点一线，具有连续性和标识性的勾蓝瑶“洗泥”民族文化符号。 （二）节庆功能转换与价值叠加 随着洗泥节文化象征的变化，其功能亦发生转换更新，传统和当代价值多重叠加。传统时期，洗泥节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调剂民众农耕生活，集体祭祀祈丰收保境平安，促进勾蓝瑶民俗文艺的繁荣、村寨二分家屋格局的稳定和各姓氏家族的团结整合，邀请四大民瑶代表和亲朋赴宴还增进了与周边村落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当代功能转换和价值叠加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休闲和祭祀功能弱化，业态、经济和消费功能突显。勾蓝瑶寨重建旅游新业态后，洗泥节非遗旅游化的结果是由一种社会－文化空间转换为社会－经济空间，服务于文化资本和经济效益。洗泥节的成功举办为勾蓝瑶寨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和旅游发展链，２０１７年农历５月１３日游客就超过５万人。其二，业态转型带动文化振兴。篝火洗泥晚宴的非遗集聚效应以及其与洗泥节“点面结合”的文化重构模式，为诸多濒危的传统文艺如女子武术创造了新的展演和传承空间，促进了勾蓝瑶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创新发展，从而通过增强村落内生动力和文化自信而践行乡村文化振兴。 （三）业态变迁与旅游前后台 勾蓝瑶寨旅游公司以多个村民合作社的形式实现旅游社区参与和利益分配，其“政府引导、集体经营、市场运作、村民参与”模式入选２０１６年全国“公司＋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景区的旅游业收入村委会占８０％，用于旅游业持续发展，剩下２０％为村民分红。公司已成立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村落建筑整理、水果种植、民俗文化表演５个合作社，村民以务工的方式报名，按出勤付给劳务费。合作社是村民主导、社区参与型旅游模式的尝试，让绝大部分的村民能够参与到旅游中，逐步吸引外出务工的中青年人返乡。因此，如今勾蓝瑶人的生计和业态转变为农耕、经济种植和旅游复合型。 这一转变打破了勾蓝瑶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使以洗泥节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更具消费者导向。在遗产旅游化过程中，“遗产是在可参观性文化经济之中被生产，绝不只是简单地为了过去保留过去，它总是以满足观众的视角和意愿为目标来塑造其展示”。因而东道主社会常被塑造成展示“奇观”的他者，生产出旅游前台与后台。洗泥节的四大活动是城堡迎宾、大游行、洗泥摸鱼和篝火晚宴，这是勾蓝瑶文化的展示前台，具有明显的公众化、表演性、体验性、舞台化、景观化特征；而无论前台的文娱活动如何喧嚣，宴客仍然是普通勾蓝瑶人最重视的筵飨社交习俗，也是最为“原真”的旅游后台。早上大游行结束后，大家便赶回家中招待客人，家家户户都要吃流水席，少则三五桌，多则十多桌。前后台的互动、主客间的双向凝视、“洗泥”文化象征的呈现是洗泥节有序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可能催生出更有挑战性的自我与他者文化展示类型。 勾蓝瑶洗泥节的演变是生计转型、业态变迁影响一个群体生活和文化变迁的典型缩影。在本案例中，生计、家屋与节庆文化象征形成紧密的互构共生关系，并在半个世纪的时空变迁里环环相扣，节日起源于稻作农耕生计方式及基于此的村寨—田地二分家屋居住模式，形成特定的文化象征和功能；同时，生计转型导致节日文化变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稻作式微、牛庄屋弃用影响了洗泥节集体活动的中止；而２１世纪以来的传统文化复兴风潮和旅游新业态促进了洗泥节的复兴和文化象征重构。因而，理解传统节日的变迁过程，必须从探究特定的地方生计方式、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入手。而“旅游化生存”是当前乡村非遗最普遍的传承方式，引发文化重构、价值叠加和传统意义体系消弭等问题，如何达成保护与开发的平衡仍悬而未决。“民间节日在留存自身的‘文化真实’的同时，也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的‘舞台真实’。”非遗旅游化不能是简单地将民族文化资源商品化，而应是文化本身不断适应、更新和再生的“造血”过程，发挥节庆的认同、凝聚、消费等当代价值，重塑文化持有者的主体性，激活内生动力是重点。 参考文献 ［１］［英］埃文斯·普理查德，著，褚建芳，等，译．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王加华．传统节日的时间节点性与坐标性重建——基于社会时间视角的考察［Ｊ］．文化遗产，２０１６（１）． ［３］萧放．传统节日的复兴与重建之路［Ｊ］．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０（３）． ［４］张骁鸣，陈晓莹．传统节日的符号学研究：框架重构与案例试析［Ｊ］．旅游学刊，２０１７（１１）． ［５］王廷信，李制．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体系建构［Ｊ］．民族艺术，２０１８（５）． ［６］李军明，向轼．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重构［Ｊ］．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１８（５）． ［７］陈幼君，兰溪．美丽的城堡式瑶寨——勾蓝瑶历史文化研究［Ｍ］．长沙：湖南地图出版社，２００８． ［８］周永明．汉藏公路的路学研究：道路空间的生产、使用、建构与消费［Ａ］．周永明．路学：道路、空间与文化［Ｃ］．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９］刘德寰．年龄论：社会空间中的社会时间［Ｍ］．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０］［英］贝拉·迪克斯，著，冯悦，译．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１］［英］马林诺夫斯基．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计时方式［Ａ］．约翰·哈萨德．时间社会学［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２］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Ｍ］．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３］彭克宏．社会科学大词典［Ｃ］．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４］何星亮．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体系［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６）． ［１５］王德刚，田芸．旅游化生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生存模式［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１）． ［１６］陈沛照．从民间仪式到文化展演——湘西“苗族四月八”的人类学解读［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