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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际交往中民族心理距离现象产生的原因 习近平在论述城市民族工作时指出，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面临“三个不适应”，即他们对城市的生活和管理方式、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某些生活和行为方式、他们对城市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机制等不适应。各级党政部门非常重视该群体的社会融入，并采取了很多举措，但依然有部分人社会融入程度低、与其他民族的心理距离无法消弭，其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交往圈的“内卷化”降低了流入少数民族族际交往的主动心理 戈登·威泽最早提出的“内卷化”理论认为，当一种文化模式固定化后，就会抑制自我外向扩张，产生内向精细化的发展形态。(12)基于相同的宗教信仰、相近的民族风俗习惯、类似的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流入少数民族逐渐形成了亚文化群体，出现了社会交往“内卷化”和情感支持“族内化”，阻碍了其社会融入。(13)通过对流入东部多个城市的布依族、彝族和苗族的调查发现，他们每年务工信息的获得、务工目的地的流向、城市工作类型的选择等都是小规模的群体性行动，其在城市的主要交往对象是基于地缘、血缘和族缘的强社会关系，与其他群体的弱社会关系十分有限。总体来看，少数民族依然以“团簇状”的链式迁移模式向外流动，在居住模式上以业缘、血缘、乡缘和族缘为凝聚力而“集聚化”。迁移模式的“团簇状”和居住模式的“集聚化”虽能凝聚力量以共同应对陌生环境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但内卷化使群体内同质性更强、精密化程度更高，在部分人当中形成了民族性的排外心理，影响了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进度与深度。 (二)跨文化交流障碍使族际互动双方产生了双向心理排斥 文化理解、相互尊重是不同群体实现跨文化深度交流的基本条件，但人们在现实互动中对他者及其文化的排斥感普遍存在。不同文化背景者交往时会因异文化造成的心理冲击产生焦虑和不适，甚至互相排斥。双向排斥的民族心理既不利于族际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也不利于民族间建立深度信任关系。受宗教文化、民族风俗习惯影响，流入少数民族在饮食、宗教、语言和生活习惯等方面与东部城市市民有诸多差异，不同民族跨文化交流中因认知偏差和表达错位而出现文化冲突与摩擦的可能性随之增加。正如美国学者马丁·N.麦格所言：“族群成员的‘我们’意识通常都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族群中心主义，即倾向于用某个族群的标准和价值评价其他的群体。这将必然导致该群体认为自己优越于其他族群。一个族群(族群内部)的习俗是‘正确的’和‘自然的’，而其他族群(外群体)的习俗被认为是‘奇怪的’、‘不道德的’或‘不自然的’。”(14)如果人们难以理性地对待民族文化差异，民族互动中出现的摩擦因素会逐步累积，民族关系会面临恶化的风险。只有不同文化群体能换位思考，民族心理距离才会逐渐缩小，民族关系才能更加和睦。 (三)个体负面形象渲染产生的群体污名化使互动双方构筑了心理防御墙 人口跨区域流动在为不同民族提供交往互动的现实空间的同时，也引发了层出不穷的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某一民族部分成员的违法行为和不良表现不仅伤害了城市社会和谐稳定，也抹黑了本民族形象。由此人们对其民族的不良情绪不断滋长，民族心理隔阂油然而生，交往主体便在心理上建构起了一堵防御墙，不交往、少交往和怕交往就成为流入少数民族与他群体交往的特点。这不仅会影响流入少数民族的发展与社会融入，而且制约了其与市民主动交往的意愿。若这种民族心理距离不能弥合，将会对流入少数民族的城市社会认同、民族团结及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