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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自1978年发掘以来,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尤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与实施以来,陶寺遗址作为重要中心性城邑给予了重点的聚落布局考察,确定了中期大城址、宫殿区及宫城、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中期大型墓地及祭祀区内的观象台基址,一系列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使得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逐渐显现出来,是中国史前时期“都城要素最完备”的一座大型城址。整体而言,陶寺文化呈现出一支繁盛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尤其是其中期表现的最为明显。然而,这支繁盛的文化却一直主要分布于区域不大的临汾盆地,不似其他优势文化具有强烈的扩张性。笔者以为这与该文化背后深层次的意识观念有密切关系。本文透过陶寺文化的一些遗存现象,分析其所反映出的思想意识。 一、M22随葬品体现的和合思想 陶寺文化被发掘者分为早、中、晚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主体年代为BC2300～BC1900年。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墓M22,该墓一般被称之为陶寺文化中期“王级”大墓。 M22墓室东壁中央显著位置立一具完整的公猪下颌骨,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粗壮的獠牙,即《周易·大畜》所言之“豮豕之牙”。以该下颌为对称两侧各排列放置3件彩漆柄玉石兵器。“豮豕之牙”及围绕它布置的玉石兵器共同表达的恰是“其豕之牙,成(盛)而不用者也”,体现了墓主卫兵弗用、修兵弗战的和善意识。值得注意的是,M22 南1 龛出土的2件玉戚就是放置在漆木盒中,这种随葬品的放置方法在史前时期其它墓葬中十分罕见,似乎正是表达“盛而不用”之意。M22中这些迹象表明了墓主以和为主,崇尚“文”德的思想。 同时,M22 玉石器如玉琮、玉璧、玉钺以及玉兽面等就文化因素而言,均非源于陶寺遗址所在的晋南本地。M22 高等级的随葬品表现出汇聚融合四方文化因素与精华的现象,表达了一种“合”的思想。 当然,并非仅仅是属于陶寺文化中期时的王墓M22有如此现象,整个陶寺文化在其早期既已表现出文化因素多源性的特点。陶寺文化因素来源的多源性为大家所认可,陶寺文化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以本地庙底沟二期文化为母体,广泛吸收融合了良渚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其它不同地区文化因素与精华,从而创造出了一支新的博大精深、异彩纷呈的陶寺文化。 二、陶寺文化分布特点体现的和合思想 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围集中于临汾盆地,其南部边缘进入运城盆地东北部一隅,整体而言,分布范围还是比较小的,没有十分明显的文化强势扩张之态。考古发掘研究表明,无论是陶寺文化之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还是与之大体同时的王湾三期文化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文化扩张现象,而陶寺文化似乎缺乏文化扩张性。 一般而言,考古学文化表示是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实际上是人们共同体的反映,代表的是古人族群的存在。考古学文化的扩张与传播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这一族群所创造文化的扩张与传播,甚至是族群本身的扩张。庙底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代表的族群社会具有明显的扩张性,而陶寺文化的族群社会扩张性不明显。 陶寺文化却又是一支内涵比较繁盛的考古学文化,尤其是陶寺文化中期时,表现最为明显。陶寺遗址先后发现规模宏大的城址、数量众多而等级分化明显的墓葬、地位凸现的宫城及宫殿区、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ⅡFJT1、标志身份的礼器群等,这表明陶寺文化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应已比较完备和成熟,具有较高程度的政治文明。 从宏观上看,陶寺社会群体具有较强的实力和较为先进的政治文明形态,文化繁盛,但却没有明显的大区域范围的扩张。表明陶寺文化蕴涵着一种强而不战、盛而不扩、强调和善的思想意识,同时这一文化具有多元性、融合性,体现出一种最初状态的和合思想。 三、陶寺文化和合思想的作用与影响 进入龙山时代以来,学者们在研究某个考古学文化的同时开始较多地与史籍传说对应起来探讨其族属问题。关于陶寺文化的族属问题,学者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对应关系是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谨慎对待,然而随着近年来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陶寺文化大体上属于传说中尧舜时代还是基本为学者们所认同。 尧舜时代是和合思想产生的重要时期,这在文献典籍和出土文字资料中都有一定反映。《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战国竹简《容成氏》简13都有关于尧的记述。在陶寺H3403出土扁壶朱书两个字符,何驽先生考证为“文、尧”两字,有一定道理。另外,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典籍中常将之尊号为“文”。朱书“文尧”表达了其后人追述尧文德伟绩的信息。尧舜时代的政治理念强调的是和善、包容,这正是和合思想的重要内涵。这一时期,和合思想以和善、多元、包容、融合为内涵,这种和合思想影响深远,甚至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 先秦诸家也多受和合思想的广泛影响, 甚至继承。和善、包容、融合、多元为内涵的和合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中国早期的“大一统”观念。陶寺文化之后,二里头文化在中原地区兴起。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分布范围突破了先前中原龙山文化系统诸考古学文化类型分布于各自自然地理单元的制约,而在空间上涵盖了数个先行文化的分布地域,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在文化上出现了较大地域内的统一, 这应是中国早期一统观念的产生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 四、陶寺文化和合思想中“务实”与“创新”的特质 陶寺文化和社会发展中重礼务实,统治集团比较“世俗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陶寺文化明显表现出“重礼务实”特点,二是陶寺文化及社会对吸收的先进文化加以“世俗化”。陶寺遗址中大型建筑和棺椁类大墓都是为了体现等级,以别贵贱。不见巨型的宗教建筑,却舍得花力量修建城池,用于防御外敌的入侵。陶寺“观象台”遗迹所反映的观象授时也主要是与农业相关的时令节气,目的是指导农业生产和发展农业经济,而农业却是当时最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其社会的务实性十分明显。器物制作多是用于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陶、石器等,即使一些与祭祀有关的器具也多同时是以酒器、食器等容器为主的礼器,如陶寺遗址大墓出土的众多礼器。 陶寺文化兼收并取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并不是简单的集合和吸收,而是有所扬弃或改造。陶寺文化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周边文化的先进文化因素已是不争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大多不是简单的“拿来”或模仿,而是经过了相当程度的改造或言创新。除了日常用具有经改造的情形外, 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也少见与原产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现象。 繁盛时期陶寺文化及其社会反映出来的“和合思想”内涵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仅是一种“和善、包容、融合、多元”等层次的理念,还有在此层次上的进一步自然产生的“务实与创新”的两个特质。就精神内涵而言,这种和合思想在其萌生与形成之始就作为“文化基因”传承至今。 总之,以陶寺遗址为典型代表的陶寺文化是我国史前时期一支繁盛的考古学文化。无论是微观上的属于陶寺文化盛期的王级大墓,还是宏观上的整个文化分布无明显扩张性的特点,都反映出其文化与社会统治者卫兵弗用、以和为主,崇尚“文”德的思想,同时又表现出汇聚融合四方文化因素与精华的“合”现象,整体呈现“和合”的思想。此外,陶寺遗址是一处都邑遗址,与文献中的“尧舜”有着密切关系,而尧舜时期恰是和合思想逐渐形成的重要时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题为《试论盛期陶寺文化的和合思想》,《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