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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常见的现象是，学术界中时而会有一些能引起“舆论大哗”的高论，颇受争议。姑不论其是耶非耶，仅就其“被引用率”和“影响因子”而言，都会远远高于那些更为严谨的立论。对此，人们可能至少需要想一想：“被引用率”、“影响因子”之类的统计数据，对衡量学术的前沿性是否有局限？用文献计量学制造的那种“核心期刊”指标，能否简单地用来衡量学问的深浅和论文水平的高低？ 学术刊物的声誉，是靠自己同仁的长期努力，持续地发表相对多的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所造就的，是学术界同行专家们的公认度所决定的。虽然这些刊物上的学术前沿成果相对集中、相对多，但各篇成果的创新度、前沿性，却未必和“被引用率”、“影响因子”等数据构成正比例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关联程度上，不能断言在那些统计数据上居多的论文，就一定是原创性高于数据上居少的论文。同理，没有在CSSCI系列所收录的刊物上所发表的论文，其前沿性或创新度就一定不如被那个系列所收录的刊物上的论文吗？笔者担心按照SSCI、A&HCI、CSSCI这类的体系来评估论文的创新程度，恐怕是把图书馆购书所需要参考的指标，当作我们评价学术前沿的标准了。如果只是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来论证这套评估指标有合理性，笔者不敢同意，很想听听那些相信这种计量的同事们说说，这里面究竟哪个具体的计量指标是能够对具体论文水平的高低做出科学排比。如果这些指标只能说明个大致概率的话，那这类评估体系又怎么比严格意义上的同行专家的评估更可靠呢？ “同行专家”的确应该是一个严格的概念：不仅是在同一个相对专精的学术领域（例如近代中国社会史，或近代中日关系史等），而且是长期在这个领域治学并颇有建树的“专家”。如果组织他们来评价自己治学的这个领域有哪些论著代表了前沿水平，他们分别表达的判断或许有所不同，但大致会八九不离十，重叠率比较高。相比那些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制造出来的国内外各种“核心期刊”体系，同行专家的综合评价还是要更可靠、更准确一些。 但如果把“同行专家”的概念放得过大，范围过宽，例如请研究俄国史的专家来评价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论著，或请不具备专家水平的人来评价专家的论著，结果当然是不可靠、不准确的。笔者也经常收到超出本人研究范围的评审要求，实在不能胜任，只好推辞致歉。 再想提出的一个意见是：评价一位学者或一个学术单位的前沿状况，应该主要是凭代表作。只要是把代表了自己学术创新和前沿水平的代表作拿出来，被同行专家认可，无论篇幅大小和数量多少，都是实实在在的学术贡献。前辈学者常以“干货”和“水货”来品评论著，笔者想正是出于此意。有的作品，看似洋洋洒洒，实际上只是在做“注水”的工作。 既然学术无国界，“中国学术”当然应该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需要形成世界互动。这方面，英语确实是促进交流沟通的有益工具，却不能作为评估学术前沿的标尺。中国学者的英语如果很好，当然有助于把自己的前沿成果传播到世界去，但如果英语不够好，是否就等于自己的前沿成果的水平也随之降低了、甚至不存在了呢？当然不是。 我们每年召开一系列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一些外国同行学者来做报告或讲座，这意味着我们承认他们是这个问题的前沿学者。同样，国外学术界也总会邀请我国的一些学者去参加他们召集的研讨会，这也意味着他们承认我国这些学者占有这个问题的前沿。在中国近代史领域，这样的中外交流并不鲜见。但是在外国史领域，能被邀请去外国做报告或讲座的中国学者就相对少一些了。这同前沿阵地的占有状况当然有关系，至少可以作为检验国际同行专家们的公认度的标尺之一。顺便举一例，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可能是当代中国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一定前沿的领域之一，一批中国学者经常被国外同行请去做报告和讲座，其中也不乏不能用英语发言和写稿的中国学者。可见，掌握英语的程度并不等于占有学术前沿的程度。 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多样化，导致学术前沿的扩展，这一趋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备受关注。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者开始引入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方法和理论来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现代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物质文化史、新文化史、民俗史、概念史等一系列领域开拓了新的前沿。这方面已有诸多论者专文评介，兹不赘述。 另一个尝试开拓新前沿的努力也同样值得关注，就是试图借助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地理学、心理学、医学、工程技术等，更大力度地形成学科交叉渗透，以研究环境史、生态变迁史、心态史、医史等。此种努力值得期许。但是目前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基本上仍是从历史学科出道的学者。令人担心的是如果不从自然科学的相关专业学起、打好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要做好以上课题的研究恐怕很难。因为容易止步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即难以深刻解释有关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研究领域和课题多样化的同时，中国近代史研究存不存在关乎历史发展全局的主流、主阵地（core area）或制高点呢？恐怕还是存在的，这就是政治（特别是上层政治）史、制度史。因为相比之下，这方面的问题毕竟是更能影响、引领，甚至决定全局、全国的发展和内外关系的互动。这些“老领域”中也有很多辛勤的探索者，也在不断地取得新的开创，拓展了很多新的前沿。这些领域同样面临着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的新课题，产生着值得赞许的新成果，和众多的“新领域”交叉渗透，相互推动。 在研究领域和方法上追踪外国史学界而“趋新”的同时，更需注重的是研究内容要有自己真正的创新。否则，仅仅是停留于领域和方法的学习、借鉴，而没有实质性地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开拓新前沿，那么这种学习和借鉴还是很肤浅的。另一个需要提防的弊病是急于仿效国外时尚的课题，不下苦功夫做出自己的研究，而是把外文成果“中文化”，充当新领域中或新方法下的“新前沿”，走上学术不端的歧途。 更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治学资源和基础条件也正在向新的前沿迅速挺进。其进度真令我们这一代人有目不暇接、“望洋兴叹”之感。以电子数据库和网络资源为例，大量的近代中国史料已经被海内外学术或产业机构完成了“数码化”，成为电子资源，可以很方便地获取。台湾对这方面的资源开发和建设速度相当快，大陆也正在逐渐加强。对此，由于已有一些著名网站发布了相关的介绍材料，这里就不再转抄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刚建成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就是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 注释： ⑴牛大勇：《少做点评估，学术也能繁荣》，《社会科学论坛》（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第187期，2009年4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