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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国具有区域王权 如果扩大视野，会发现距今5000年以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存在至少三个与鼎盛期良渚文化同时且站在文明社会门槛的文化，那就是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仰韶文化，这几个文化也都有古城、大墓和“宫殿式”房屋。只是这三个文化各自内部并不统一，不像良渚文化有着唯一中心，而且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也不及良渚文化。当然，四个文化之间还存在文明模式上的差异。比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注重俗世和祖先崇拜，强调社会秩序，但大汶口文化的贫富差别更加明显；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宗教色彩浓厚，贫富分化明显，但良渚文化的社会秩序比屈家岭文化要严整许多。文明模式的不同也会影响我们对文明水平高低的判断。 虽然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仰韶文化的文明化程度稍逊于良渚文化，但其实力和良渚文化不相伯仲，它们之间相互交流和对外影响的幅度更非良渚文化可比。比如大汶口文化的尊、杯等因素向西可远达关中地区，屈家岭文化的斜腹杯等因素向北可传至晋南地区，仰韶文化的蓝纹等因素则东达海岱、南抵江汉。甚至良渚文明的衰亡也可能与距今4300年以后造律台文化的南下有些关系。比较而言，富足而自信的良渚文化似乎颇为“内向”，良渚古城的统治者主要在良渚文化范围内实行统治，与黄河流域、长江中游地区诸文化呈现出互相对峙、分庭抗礼的态势，而且彼此交流有限。如果和其他早期文明相比较，苏美尔文明各城邦统治范围狭小，被视为一个个具有小王权的“城邦国家”；埃及早王朝已经对上、下埃及广大地区实行统治；二里头早期国家（晚期夏王朝）对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大部地区实行统治。埃及早王朝和二里头早期国家都被认为是具有大王权的“广幅国家”或“广域王权国家”。良渚古国的统治范围比苏美尔各城邦大，但比埃及和二里头早期国家却小许多，称之为“区域王权国家”，或许更加合适。 苏秉琦曾提出古代中国文明演进的“古国、方国、帝国”三大阶段的方案，严文明和王震中分别将之修正为“古国、王国、帝国”和“邦国、王国、帝国”三大阶段。从早期中国文化圈整体来看，良渚早期国家作为“区域王权国家”，仅相当于第一个“古国”或“邦国”阶段，二里头文化以后才进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国”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