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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孕育良渚文明 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独立，使得早期中国文化具有土著性、统一性特征，保证了其有机会长时期稳定连续发展。中国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就有一定特色，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时代已经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萌芽，初具稳定内敛、祖先崇拜等特质。距今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幅扩张和强力影响下，包括江浙在内的中国大部地区文化的统一性空前增强，正式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同时最早在中原地区迈开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脚步，随后影响带动中国大部地区进入一个普遍趋于文明化的时期。 比如距今6000年稍后，中原腹地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出现200—50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以及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社会复杂化由此发端；稍后黄河、长江流域文明曙光四处涌现，如距今5300年前后甘肃秦安大地湾400多平方米的“殿堂”式房屋、河南灵宝西坡面积近20平方米的考究大墓、辽宁凌源牛河梁气势恢宏的“庙、坛、冢”祭祀遗存，以及山东章丘焦家、安徽含山凌家滩和江苏连云港东山村的豪华瘗玉大墓等，显示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等都已站在了文明社会的边缘。 同样在大约距今5300年，崧泽文化蜕变为良渚文化，稍后大量人口移民至良渚地区。虽然在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干冷的背景下，良渚地区地下水位下降，初步具备了人居条件，但在那样低洼的小平原地区，“治水”可能仍是头等大事。大量人口的涌入还需要解决吃饭问题，刺激了灌溉稻作农业的迅速发展。大规模的土木水利工程和灌溉水稻农业，使得良渚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也极大地提高了良渚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贵族首领的权力，从而催生出灿烂的良渚文明，这与苏美尔文明的形成原因类似。归根结底，良渚文明只是庙底沟时代以来长江下游地区持续文明化进程的结果，这一文明化进程的启动还与来自中原的推动有关，且与周边地区存在互动。因此，良渚文明形成于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各区域文化融合互动的背景之下，是早期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