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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失守后，1938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国民党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做了诸多的努力。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坚持了5年左右，结果几十万国军近一半被日军消灭，约一半降敌当了伪军，仅剩极少数撤回了后方。相较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国民党为何会出现如此糟糕、狼狈的结局呢？ 中共向国民党提出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建议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抗战号召，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探讨如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策略。他强调要“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方面，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1937年8月，中共召开洛川会议，“以满腔的热忱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号召全国进行军事总动员，“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 国民党决定开展敌后游击战，很大程度受共产党的影响。1937年8月，周恩来、叶剑英等应邀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副总长何应钦召集的军事作战会议。会上，中共代表纷纷献计献策，周恩来提出：“在华北应将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之广大运动战，其次则用游击战术”；叶剑英建议，应以“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广大民众之运动战为三原则”。中共代表的提议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认同并被采纳。 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令第一战区实行“柔性之攻击”，“在前线之部队应组织便衣游击队，渡过永定河，深入平津铁路以东地区组织民众，破坏交通，以牵制敌人之运动”。为此，第一战区以卫立煌率3个师为第一种机动部队，“以斋堂、大龙门一带为活动根据地”。朱德率八路军为第二种机动部队，“以阳原、蔚县、涞源为活动根据地”，“施行游击战，袭击敌军后方为主要任务”。11月29日，蒋介石致电国民党第13军长汤恩伯：“以后作战应多用柔性游击战，避实击虚，务保持战斗持久力为要。” 1938年5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文章,进一步完善了敌后游击战争理论，对成功开展敌后游击战有指导意义。其中，《论持久战》成为中国抗战最具影响力的著述。文章全面撰述了抗战的战略战术，指出游击战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的这一预判得到了抗战进程的验证。 关于战争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预言，中国要忍受难以想象的艰难，要熬得过去这段较长的痛苦时期。然而，“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些基本精神向白崇禧做了介绍，白崇禧十分认同毛泽东对中日战争形势的分析。后来白崇禧又转述给蒋介石，蒋也表示赞同。白崇禧按照自己的理解，把毛泽东《论持久战》精神概括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 开展敌后游击战，蒋介石不得不求助于中共方面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抵抗日军的进攻主要靠“一线式”的阵地防御战。1938年底，在经历了淞沪、武汉等投入近百万兵力的大会战后，国民党损失了大量的人员与装备，陆军兵员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军和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此时，受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启发和鼓励，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执行一种新的抗战策略。 1938年11月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南岳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蒋介石要求：全国部队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在敌军的后方打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争取一年之内把全国军队轮训一遍，但蒋的这一计划直到数年战争结束都未能完成。 此外，在敌人后方还专门设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战区。敌后游击战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一个重心。据此，国民党陆续派出50万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加上收编当地一些杂系武装，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人数一度大大超过中共领导的部队。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民党部队一律不准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当时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白崇禧以八路军为例，现身说法回应：“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亦能打游击。” 为了成功开展敌后游击战，蒋介石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但国民党对敌后游击战是外行，因此，蒋介石致电中共，要求派一批干部到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官，讲授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派李涛、边章五等30多人随叶剑英前往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官。但他们在讨论教材教案时，出现了分歧。有人提议，蒋介石研究游击战，除了要对付日军之外，恐怕也是为了摸透我们，对付我们的。我们要不要那么认真，那么毫无保留地讲给他们？李涛等人认为，对蒋介石的“小算盘”应当心中有数，但不要顾虑太多。国民党学习游击战术，用于抗战是有意义的；如果用来反共，那他就行不通。我们打游击的“十六字诀”，蒋不知研究了多少遍，可是他对我们照样奈何不得。叶剑英也认同这一观点，“一定要认真地、毫无保留地去讲，因为这有利于团结抗战。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最关紧要的问题是军民鱼水关系。只有紧紧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才能运用好和开展好游击战争。我们希望国民党改善军民关系，以利于抗战。他们如果不抗战搞反共，那就无法改善军民关系”，“同志们不用担心，国民党一向是脱离群众的，只顾扰民，不讲爱民。军民鱼水关系这一条，他们就办不到。他们无法用游击战术来对付我们”。 事实的确如此，蒋介石也十分清楚，共产党的游击战“真谛”国民党不但学不来，也学不会。后来的战争进程证明，蒋介石敌后游击战的设想和计划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相较中共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的游击战绩却糟糕透顶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经历了一个兴起、鼎盛和衰败的过程。最高峰时，国民党在敌后投入近60个师，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兵力接近百万。与此同时，国民党在敌后战场建立了一批重要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如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并建立了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等。 然而，这些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战绩却糟糕透顶，他们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损兵折将。之所以战绩不佳，其实这些国民党军没有真正发挥游击战的特殊性，实际上他们依旧沿用正规战在与日军作战。 比如，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一开始就大力建造防御工事，企图凭借天险力保不失。5月，日军调集6个师、2个混成旅和1个骑兵旅，从三面围攻中条山。为守住中条山，副参谋总长何应钦将主力7个军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天险和工事死守硬战，最后仍被日军攻破。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的1/12。蒋介石称此战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1944年6月22日，时任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与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时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一百万（1941年中条山战役时期的统计，华北约有80万，华中约有20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 日军在比较了与中共的游击战之后，也评价说：“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 更令人无语的是，国民党敌后战场竟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其中，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公秉藩、吴化文、李长江、王劲哉等都是上将与中将级人物，在他们的带领下，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先后投降日军当了伪军。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昙花一现的原因何在？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是导致国共敌后游击战不同结局的最根本原因。 这一点从日方的评价中可窥一二。日本出版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记载，日方认为中共领导的游击战是世界军事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而对国民党的评价，“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得不到民众之信仰”。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正是基于毛泽东对“兵民结合”人民战争的正确认识，使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国民党颁布的《游击战纲要》中虽然也规定了“爱护民众并组织而训练之使由亲近而信仰而合作”“使全体民众游击队化”等相关内容。但由于受军队阶级特性与服务宗旨的制约，再加上国民党一些部队自身纪律松弛、风气败坏，他们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合作，群众基础极差。比如，为了搜刮民脂民膏，阎锡山在山西滥发晋钞八千万元，沈鸿烈在山东滥发“民生券”，借机大发国难财。百姓指责他们“以游击为名，抢劫是实”，“抗敌不足，殃民有余，”等等。 对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衰落的原因，白崇禧说：“惟共军宣传共产主义，挑起阶级斗争，‘以穷人翻身’为口号，利用十分之八的农民清算少数地主，组织苏维埃政府，自此，原为国军控制的广大农村逐渐变为共军所控制”。其实，抗战期间中共并未清算地主而是实行“减租减息”，也未建立苏维埃而是实行“三三制”。不过白崇禧倒是说出了问题的实质：人民群众支持与否，是敌后游击战兴衰的关键。 在山西，八路军与阎锡山的晋军接触较多。八路军作战屡屡得手，令阎锡山十分惊愕，他通过仔细研究，发现了八路军屡屡打胜的根本原因：晋军发现街上的小贩儿卖给八路军的白菜豆腐，一律半价，而卖给他们，从不愿意打折扣；群众喜欢八路军总部战地服务团的抗日宣传演出；百姓爱听朱德等共产党将领的讲话，认为和拉家常一样，有真学问，却没有官架子；他们发现八路军之所以打仗不要命，是因为八路军的指挥官首先不要命；八路军最高长官的“军饷”，还不如一名国民党的士兵，而且八路军每月的“军饷”公开透明，士兵1元，连排长2元，团长4元，从师长到总司令一律是5元。游击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军民一致，官兵平等！而在国民党那里却很难做到！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