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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扬饭喂雀”仪式舞台化 民俗展演所呈现的“舞台真实”是旅游人类学的重要理论，展演地的民俗文化与民众的生活割裂，所展示的文化经过了权威话语的重新建构。从“敛巧饭”活动内容中可以看到，“扬饭喂雀”仪式的展示占重要部分。早期的“敛巧饭”习俗是每年阴历正月十六中午，村民搭锅垒灶，在村中有威望的老者的指挥下，大家动手，将敛取来的粮食、蔬莱做熟，全村人共餐。做巧饭前，老者高喊“生火点柴喽!生财气，点旺运，预祝财源兴旺，日子红红火火。水开下米喽!水开财源滚滚，下米五谷丰登”，同时，所有做饭点开始做饭。期间，在锅内放入针线、铜钱等物，吃饭时若吃到顶针表示心灵、吃到针线表示手巧，吃到铜钱者，被认为是乞到一年的财运。而在“敛巧饭”民俗风情节活动中，重要的仪式在“神雀台”(示意图中的祈福台)举行(见图1)。整个仪式的核心区域就是祈福台，核心仪式展演地就是祈福人(2017年由靳红安担任)与陪祈福人(两列各站15人)所在的中央舞台区。 4813.jpg) 图1 杨树底下村“2017‘敛巧饭’民俗风情节”仪式场域示意图 按照《“2017‘敛巧饭’民俗风情节”执行方案》的安排，10：35至10：45为“敛巧饭”祈福仪式。祈福仪式主持人由承办单位北京华夏人民艺术创作院所推选人员承担，按照主持人的要求，首先鸣礼炮，接着祈福人员全部到了中心舞台，主祭人念祭文：
从祭文可以看到突出的文人叙事特色，不过这一祭文的诵读更多是一种舞台展演，现场民众只是“文化展示”的观众。他们不再是仪式的践行者，而成为文化的“观赏者”。在这一“文化展示”中，当地政府试图借这一契机，将其转化为“有利可图的资源”。他们期冀按照美学规律展示，呈现给文化他者。在这一过程中将“文化记忆”变为吸引“参观者”的一桩生意。当然这并不是贬低当地政府在这一“文化展示”中的工作，他们“运用‘阐释’的技巧小心翼翼地创造意义”，如果是种生意，只要能让传统文化藉此红火，未必不是件好事。只是在这种文人化的祭词中，民众对于“扬饭喂雀”仪式的认知及仪式的参与性越来越差，他们与舞台下的其他游客已经没有区别，在这种文化身份的转换中，他们渐渐失去了文化传承主体的位置，这一仪式表演也会逐渐出现前文所说的“脱域”现象，他们会逐渐丧失文化的“土壤”。 总之，参与“扬饭喂雀”仪式的主祈福人与陪祈福人的活动，更多是仪式的表演，这一表演是舞台的延伸，他们在观众面前展示被“提炼”的文化元素，而这些元素却远离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展演更多是将陈列在博物馆中或文本的文化事象通过具体活动展示出来，在展演的过程中，策划者与表演者都在追寻吸引观众或者社会关注的文化要素，这与民俗事象本身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空间与距离。但这些文化要素已成为“2017‘敛巧饭’民俗风情节”活动文化建构中的重要要素或者文化构件。这恐怕是“‘敛巧饭’民俗风情节”最应警惕以及需要改进之处，如何能进一步让祭祀仪式与民众勾连在一起，主祭人的祭祀词到底是选取文雅的古文体还是继续沿用本地几十年的口语化的念词，需要当地政府以及相关主办方进一步思考。主祭人是“敛巧饭”习俗的传承人，陪祭人则也应该由本村人担任，祭祀神雀仪式不一定非得追求人员外形的整齐化，而应重视文化传承主体本身。 结语 在村、镇政府的组织与规划下，“敛巧饭”习俗活动由村落习俗逐渐转换为社会公共空间的新型“民俗节庆”活动。在现代视域与社会秩序的规范下，在传统节俗的基础上，这一活动具有了新的内涵，如现代性、娱乐性，但是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传统节俗的某些文化因素也被抛弃了，除了其核心要素仪式展演渐趋“陌生化”外，民俗节庆的文化内涵也开始单一化，主要成为元宵节北京的民俗文化活动之一，虽然有地域性特色，但已将“鸟信仰”“乞巧”等文化意蕴抛弃，主要存续了现代社会主题“感恩”。具有女性性别意识的“乞巧”并没有被张扬，这是可以充分利用的新型民俗节庆的生长点。 另外就是民俗节庆功能单一化、平面化，在文化宣传与仪式展演中只是彰显其旅游文化的意义，而其调节村落人际关系的功能却逐渐减弱。在过去“敛巧饭”的习俗中，村民在一起吃“所敛取的食材”做成的大锅饭，他们在一年中人际关系的不快与摩擦，在这一活动中就烟消云散了，同时也增强了村落的凝聚力，尤其是靳、霍两姓之间更是如此。但是现在村落文化传承主体成为了“敛巧饭”民俗风情节的工作人员，这一功能完全消失。在民俗风情节现场，我看到了两家游客因为小孩都想玩西门检票口处五谷祈福缸里的杂粮发生争端，当地民众只是无奈地摇头。可见，在这一民俗风情节中，人际关系的凝聚与协调功能已被摒弃。对于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如何让其在新型民俗节庆中进一步发扬，需要主办者与主持者进一步思考，是否能在“敛巧饭”的图像展演及展板宣传中突出这一重要文化功能，这也正是当下和谐社会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 （本文刊载于《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