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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1世纪初期，中日美三国民俗学界都不约而同地爆发了对于学科危机的深刻反思。日本方面，菅丰教授策划了一起他与福田亚细男之间的“世纪论辩”。论辩不仅对20世纪的日本民俗学进行了反复的学理辩难，也对21世纪的学科未来进行了艰苦的讨论。美国方面，邓迪斯《21世纪的民俗学》对于美国民俗学的衰落发表了令人震惊的言论，引起了美国民俗学界的强烈反响。从中日美三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的起伏历程可以看出，虽然三国国情和体制不同，但都受到了社会需求的巨大制约，都曾针对时势需求和“学院化”大幅调整过学科的生存策略和发展方向。从中国民俗学的历史与现状来看，社会需求与政策影响依然是民俗学发展最强大的外部因子，内部建设的关键既不是方向选择，也不是宏大理论，而是健全的结构，以及自由学术生态下的自然生长，确认学术多样性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项基本特性。 [关键词]日本民俗学；学院派民俗学；新在野之学；美国民俗学；宏大理论 一、东瀛论剑：日本民俗学的巅峰对决 2010年7月31日，这是一个注定会被未来的日本民俗学史记载的时刻，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召开了一次题为《超越福田亚细男：我们能够从“20世纪民俗学”实现飞跃吗?》的学术论辩会。论辩双方分别是“日本民俗学会”前会长福田亚细男（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名誉教授），以及日本“现代民俗学会”新锐代表菅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论辩是由菅丰策划的，以“现代民俗学会”和“女性民俗学研究会”的名义联合举办。论辩会出乎意料地达到了105位与会人（未计迟到者），菅丰大概没料到会有这么多听众，研究所三楼的会议室坐不下，部分学生只能坐到隔壁房间“听会议”，这在日本学界是非常罕见的。外国学者以中国①、韩国学者居多，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欧美学者。一个本属日本民俗学内部的论辩会，最后变成了“联合国”的观战大会。 主席台中央用来放映PPT，论辩双方相向坐于两侧。菅丰身穿短袖方格衬衫，坐在听众右前侧，福田穿着浅色横条T恤衫，坐在听众左前侧。会议持续了六个多小时，从中午一点半持续到晚上近八点，中途几乎无人退场。菅丰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一共做了157张PPT，语速极快，场面咄咄逼人；福田一直笑眯眯地看着菅丰，看起来非常沉着镇定，偶尔还会向听众抱怨说：“他说话速度太快，我有点跟不上。”但他防守极其缜密，几乎寸步不让，回答问题时最常用的开头语是：“这是一个相当难答的问题。”而最沉重的杀手锏是：“日本民俗学如果已经不为时代所需要，无法适应时代，那么‘理应消失’。如果要舍弃历史而向新的民俗学转变，也就是说如果要发起革命，那就不必拘泥于‘民俗学’，你们完全可以独立创造另一门学问。” 论辩全程很少有休息时间，但观众也并非个个紧绷大脑神经贯注听会，许多听众是专程来给福田先生助威的。坐在我前方的一位女性民俗学会会员，虽然也偶尔做做笔记，但主要是给福田画素描小像，一幅接一幅地画。会后聚餐时，我曾通过彭伟文问她为何一直在绘画，她的回答是：“我喜欢福田先生的样子。”我好奇地转而请教福田先生，想知道女性民俗学会主要开展哪些学术活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福田先生告诉我，她们中的多数人只是爱好民俗学，并不从事研究工作，也很少发表论文。 第二天（8月1日），我在“民俗学论坛”网站上以《东瀛论剑：日本民俗学的巅峰对决》为题，发表系列网帖，报道这次论辩，并且评论道：“当菅丰觉得福田先生主导的‘学院派民俗学’‘历史民俗学派’已经阻碍了日本民俗学的进一步发展时，他为了要给民俗学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就必须起而推翻福田时代的民俗学范式。而福田先生的民俗学范式是与他的理论、方法结成一个整体的，这是一个互为理论的有机整体。那么，菅丰要想推翻福田的民俗学王国，就首先要推翻福田时代所奉行的一系列学术话语和学术标准。所以，菅丰要想取得胜利，他必须有更彻底的理论准备。”8月4日，菅丰在“民俗学论坛”发表长篇回复《关于本次论辩的目的以及理论、思想》，这篇回复大致可以视作对该论辩的总结性回顾，以及对中日民俗学者在“理论”“思想”观念上的差异阐释，兹将其翻译、整理，节录于后。 本次论辩目的，并不在于批评并战胜福田亚细男。而是希望能让日本民俗学者对以下问题产生自觉：对于以福田先生为代表的20世纪民俗学，我们到底是继承还是扬弃？ 所谓“20世纪民俗学”，是指20世纪由柳田国男等先驱者推动的日本本土文化的理解与复兴，以及使之学问化的运动。这是应当时时代要求而产生的，最初作为一种“在野之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而逐步体系化、组织化和制度化。在其最终阶段，福田先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福田先生虽然不会放弃“20世纪民俗学”，但也并不认为它能够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接受迟早必将来临的“民俗学的失败”，准备与“20世纪民俗学”同归于尽。而这一决心却是作为其后继者的我们所不敢苟同的。福田先生也许会激烈地反对舍弃或改变民俗学一直以来的目的、方法和对象，哪怕它们已经脱离现实、失去作用。 议论正是以此为起点展开的。 简单点说，超越第一代（柳田国男为代表）的第二代（福田亚细男为代表）民俗学人，其“历史主义”倾向十分浓厚。特别是福田先生，一直坚持“民俗学＝历史学”这一图式。在各国民俗学正以多样的定义与方法面对着自己的研究对象之时，日本民俗学却因其历史主义枷锁的束缚，无法产生新的变化。福田先生自己也承认，这种状况正说明日本民俗学已经无法适应时代，不为时代所需要，但他反对以重构学术体系的方式来苟延残喘。他认为倘若真到了那一天，民俗学就应该凛然而高洁地离开。他甚至建议与其发起学术革命，重新定义民俗学，还不如放弃民俗学，独立去另创一门新学问。 对此，我的反论是：美国或是德国的民俗学，都通过改变定义与研究方法，使得民俗学焕发出新的生机。只有日本民俗学还被束缚在狭隘的历史主义之中不可自拔，这难道不显得奇怪吗？为日本民俗学寻找新出路，是21世纪民俗学者的责任所在。 此外，针对中国学者提出的“思想”与“理论”问题，我想做点说明。 首先，本次论辩并非“革命”，而是希望为惰性继承20世纪民俗学的人们敲响警钟。在这一点上，福田先生也持同样的意见。福田先生对于自己一手打造的20世纪民俗学的未来发展也不抱希望，但是大多数日本民俗学者却没有这样的危机意识。论辩是为了凸显危机意识的重要性。 其次，自有20世纪民俗学以来，日本民俗学并不存在一种能够简单称之为“思想”的东西。即使福田先生自己，也并不具有历史主义之外的所谓“思想”。而历史主义，在日本学者眼中，算不得“思想”。 大多数中国民俗学者都对日本民俗学有一些误解，其实日本民俗学本来就没有能够称得上“理论”的理论。如果当下的日本民俗学者中，有哪位能够列举出所谓民俗学独特的理论，那他一定是对理论知之甚少，或者对日本民俗学史缺乏了解。即使福田先生所谓历史主义的思考方式，中国民俗学者如果仔细鉴别的话，大概也不会觉得其中有太多理论成分吧。正如日本学界不称其为“思想”一样，一般的也不称其为“理论”。 与中国民俗学者打交道时常听到的对日本民俗学的不满是“调查仔细但理论不足”。我以为这是两国民俗学之间一个较大的差别，对于多数日本民俗学者而言，中国民俗学所谓理论性的论文，大都会觉得难以接受。这也是因为两国学问的历史过程大有不同。 日本在1960～1970年代民俗学学院化的发展中，也有意见说“民俗学要想成为独立科学，必须拥有自己的理论”。但除了柳田国男的资料操作论（重出立证法、周圈论等）以外，并没有得出像样的理论。而柳田的那一套，在今天看来根本算不上理论。福田先生的“地域民俗论”“传承母体论”等，正是在反对以上资料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但这些，在今天也称不上理论。在村落社会解体，社会流动性增大的今天，这样的理论早已失去有效性，现在已经没有哪个民俗学者会天真到以之为全面指导而展开研究了。这些讨论在1970年代也许是有其意义，但在之后的数十年中早已变得迂腐。到了1990年代，这样的理论研究在整个学界都很难再看到了，没有人还会一头埋在理论的追求当中。所谓理论研究，更多是在反思过去的学说史，也即在“学术史研究”中展开，这便是日本民俗学的现状。 日本民俗学第二代活跃的197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是民俗学的幸福时光。那是一个既可以从本质主义来看待民俗，又可以相信村落具有所谓独立发展性，还可以轻松地讨论所谓理论的时代。但在随后到来的后现代时代，这些幻想都被击得粉碎，真正的学者已经不会再重复那样的讨论了。总之，中国学者认为经福田先生“理论化”的研究内容，在日本已经失去了作为“理论”而去研究的现实意义。也许正因为在理论开拓方面的缺失，日本才有许多学者直到今天还不自觉地、惰性地依赖着看上去仿佛理论般的历史主义吧。 我在90年代开辟了一般被称为环境民俗学的新领域。但这并非新的“理论”，只是新的“视角”而已。使用的，是与历史主义相同的历史方法。而我理论上的核心，是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共有资源管理论（Commons）”。或许大家已经知道，美国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正是凭借这一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虽然就日本民俗学而言只有我在响应，但就全社会而言却是一个宏大理论。另外，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还有建构主义。这也并非民俗学独有的理论。1990年代以后，学问的边际日益模糊，几乎所有有志于深化研究的前沿学者，都在向其他学科领域寻求养分，运用于自己的研究。 作为民俗学独自的理论，1990年代从德国引入了“民俗学主义”。但这也是建构主义的方法之一。作为理论，它在超越20世纪民俗学的“本质主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但也因为其研究往往陷入结论先行的同一模式而颇遭诟病。为了超越民俗学主义，我正在“公共民俗学”这一方向摸索前行。与美国的“公共民俗学”有所不同，我主张进一步发展日本民俗学本来就有的“在野之学”的“野”的特征，并在现代的公共性论中重新定位。 如上所述，在日本，1990年代以后没有展开任何关于所谓理论的讨论。这是因为日本的社会状況、以及民俗所处的地位变化之剧，使得我们无法天真地展示什么理论。不仅日本，美国民俗学也是一样。2004年10月美国民俗学会年会上，著名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做了题为《21世纪的民俗学》的大会演讲，指出了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恶化的、令人忧虑的衰退，特别就美国民俗学深陷其中的严重状况及其原因，略显激动地作出了指谪。他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民俗学缺乏“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第二年即2005年年会上，该学会甚至举办了一个“为何民俗学没有宏大理论？”的专题论坛。现代社会中民俗学想要提出独自的理论，非常困难，这一状况并非日本所独有。在日本和美国，这已经成为与民俗学学科独立性、学科存在意义等密切相关的话题。 也许理论问题因各国民俗学的把握方式差异而各不相同。但认真思考就不难发现，各国民俗学的把握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乖离。如果缺乏对各国民俗学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和现状的了解，我们无法理解各自在理论追求上的积极姿态，或者心灰意懒。美国民俗学家芭芭拉•基尔森布拉特-基姆布拉特（Kirshenblatt-Gimblett）认为美国民俗学与德国民俗学在价值观、方向性及学问的归结方式上，具有共同标准无法相互理解的根本性不同，并将之表述为“不可通约性”。也许日中民俗学之间，围绕着所谓理论追求，也存在着这种不可通约性。 现在，日本民俗学处于没有统一理论和方法的扩散期。这一状况在福田先生看来，是“民俗学的颓废”，但我正好相反，认为这不是颓废，而正是为了创造新的民俗学而蛰伏、伺机而动的孕育期。今后，在日本民俗学的内部，也许会出现多种民俗学，相互竞争其正统性吧。但现状是，像本次论辩会这样持有相左意见的学者们开诚布公地一起讨论的机会实在太少，更多的情况恐怕是大家自说自话。这次论辩，有意渲染了全面对抗，这在日本也是极为特殊的。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本次论辩是有意义，而且是充满野心的。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