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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歌谣运动的三个学科导向 《歌谣》周刊发刊词，集中阐发了歌谣运动的宗旨：
《歌谣》周刊的第一个学科导向是文学的，特别是对新诗学的实践和探索。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胡适还第一个肯定了歌谣的文学价值：“庙堂的文学固然可以研究，但朝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歌谣》周刊的使命是响应新文化运动改良文学的思潮，为中国创造清新、自然、通俗的新诗和为平民文学提供借鉴的资料。“说到歌谣本身，他是最朴质不过的”，“歌谣是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就是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当时征集歌谣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编印《中国近世歌谣汇编》和《中国近世歌谣选粹》两本书”，其初心是为新文学搜集活泼的材料，为新诗寻找一项新的文学源泉。 在征集歌谣这一点上，《歌谣》周刊的确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北京大学自1918年2月到1922年12月四年多共征集到22省的歌谣二三千首，《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其中的148首。相比之下，《歌谣周刊》创刊后仅两年半便征得歌谣13339首，发表歌谣2226首。人们认为，歌谣是民众情感的产物，又是民众的吟咏品，所以歌谣就是诗。人们研究歌谣，见歌谣音节、颜色、神情配合的美，和别的好诗一样，以研究诗的态度，研究歌谣。胡适在1936年《歌谣》周刊《复刊词》中说“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这可以说是给歌谣运动文学性导向的一种说明。 第二是民俗学的导向。歌谣运动通过一系列歌谣采集、民俗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实践，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产生。 《歌谣》周刊“编辑最出力的”常惠先生，是一位具有民俗学自觉意识的学者。他讲：“由此看来，要研究歌谣，不只要好的文学……要研究民族心理学，万不可不注意一切的民俗的书籍。所以我爱读坊间的唱本儿、弹词、小说，较比那大文学家的著作爱读的多……我们就从此努力研究‘民俗学’(Folk-lore)罢!”在他的努力下，《歌谣》周刊在两年半内，刊发了不少民俗学性质的论文。比如，《歌谣中的家庭问题》《歌谣与妇女》《歌谣中的姑娘》《歌谣中的舅母和继母》《医事用的歌谣》《言语的禁忌》《广州的禁忌语》《性欲“母题”在原始诗歌中的位置》《母歌实验谈》《关于鸦片烟的民间作品》《歌谣与名物》《歌谣和民意》《表达民意的歌谣》《看见她(专号)》《东岳庙(专号)》《北京的“腊八粥”(专号)》等等，都是通过歌谣探讨中国近代的家庭关系、女性的社会地位、婚姻关系、民众心理、民间信仰和习俗等，涉及到民俗学多个方面的研究。 歌谣《看见她》，最早见于韦大列的《北京的儿歌》，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通过前期的搜集，搜集到了45种不同的异文。董作宾根据这45首《看见她》，于《歌谣周刊》第62、63、64期连载了他对“看见她”母题研究的长文——《一首歌谣的整理研究的尝试》。在文中，“董作宾把所有《看见她》的流传地区标在地图上，发现这首儿歌的传播是紧跟着水陆交通的孔道而行的，尤其是水便于陆。北方主要是沿着黄河流域走，也就是北方官话的领土；南方主要是沿着长江流域走，也就是南方官话的领土。《看见她》必须押‘a’韵，因此大凡不讲官话的地区，这首儿歌就无法流传，比如广东、福建、云南、广西等地的‘她’字不押‘a’韵，就没有这首儿歌”。此文娴熟地运用历史地理学、音韵学和歌谣的母题比较研究方法，揭示了这首歌谣的产生、传播和演变的基本途径，并分析了蕴含其中的民众心理、服饰特征、饮食习俗和民谣的审美意趣，文笔幽默流畅，堪称一篇歌谣研究的范式性论文。 第三是历史学的导向。主要是通过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研究，奠定了古史辨派“层累地造成古史的传说”的理论基础，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7年，顾颉刚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这是他研究孟姜女故事一个总结。书中通过史料考察故事横向的地理分布、交流程度和演变内容，并揭示出孟姜女故事传播地域的扩展顺序。顾氏总结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和传说演变的历史原因：“我们可以知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藉了民众的情感和想像而发展。我们又可以知道，它变成的各种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单纯地随着说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随着说者的解释的要求的。我们更就这件故事的意义上回看过去，又可以明了它的各种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张的各种社会的需要。”在此基础上，顾颉刚系统提炼出古史辨派的核心思想，即“层累地造成古史的传说”，这可以说是《歌谣》运动对中国史学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