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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歌谣运动的三个研究方法 歌谣运动吸引了当时中国优秀的学者贡献才华和智慧。这些学者包括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董作宾、容庚、钟敬文、魏建功、常惠、傅振伦，等等。1936年复刊后，又有朱自清、梁实秋、林庚、李长之、台静农、朱光潜、陆侃如、顾随、陈梦家、顾廷龙、杨向奎、陶元珍的加入。另外，它还吸引了各省各地的民间学者广泛参与。概言之，歌谣运动中既有文学家、美学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也有历史学家、方志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多种文化和学术背景的交流汇聚，使得这批学者在歌谣研究中可以自如灵活地采用当时通行于中外的各种研究理论和方法，也使得《歌谣》周刊的文章异彩纷呈，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钟敬文先生将《歌谣》周刊学者群体的研究的整体方法和风貌特点概括为“科学性”三个字，他认为：“这里所谓科学性，也有两种意思，一是指科学本身。另是指科学的态度、精神及方法等。这两种，在五四时期都有显著的表现。前者如介绍进来那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述、学说等，后者如运用科学知识去批判旧制度、旧伦理以及直接介绍西方的科学方法等。这些情形，在民俗文化学方面，大体也同样存在。例如关于有些学者继续介绍或应用英国人类学派的神话学、童话学的理论(如周作人、沈雁冰等)。又如有些学者运用欧洲意、英、法等国的语言学史的事实以论证中国的俗语(白话)当作为国语和文学用语。又如在歌谣探讨上，学者们常常使用的比较方法及历史方法，就是对国际科学方法的采用。至于收集歌谣、方言，强调采用外国流行的科学方法等就不必一一细举了。” 具体到《歌谣》周刊搜集研究歌谣的整体特征而言，有三种方法明显得到比较广泛和突出的应用。 一是比较的歌谣研究法。“比较的研究法”是胡适首先提出来的，胡适1922年在《努力周刊》30期发表的《歌谣的比较研究法的一个例》提出，“研究歌谣有一个很有趣的法子，就是‘比较的研究法’。有许多的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同的地方是他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叫做‘母题’(motif)，小异的地方是随时随地添上的枝叶细节。往往有一个‘母题’，从北方直传到南方，从江苏直传到四川，随地加上许多‘本地风光’，变到末了，几乎句句变了，字字变了，然而我们试把这些歌谣比较着看，剥去枝叶，仍旧可以看出他们原来同出于一个‘母题’。这种研究法，叫做‘比较研究法’”。胡适认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不同地域作者文学技巧的高下和对于母题的见解高低及不同地域人们风俗、语音等方面的差异。对这一方法进行深入阐释的，还有许竹贞的《我今后研究歌谣的方法》。许文倡导的方法包括六个步骤：(一)寻找歌谣材料当文学研究；(二)用科学方法研究(是何处的歌谣?为什么有这首、这歌谣的起源?)；(三)狭义的调查比较，先以一县为标准，包括方音方言的调查比较，具体到乡、村，人情风俗的调查比较，包括渔人的、农人的，山居的，也比较到职业和乡村；(四)广义的调查比较，包括方音方言的调查比较，和人情风俗的调查比较，包括不同省份、不同职业的、人群的比较；(五)将各处彼此比较后的结果分做同点和异点，把它归纳起来。(六)深究比较后各处同点和异点的究竟。 二是传说故事的历史演进研究法。这主要体现在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系列文章中。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与他的古史研究基于同样的学术理念，即“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试图从故事的变迁中寻找古史传说演变的一般规律。胡适从“禹的演进史”中归纳出一个“颠扑不破的”“愈用愈见功效的”演进公式：(一)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二)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三)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四)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虽然顾颉刚故事研究方法深受实用主义理论的影响。但顾氏以其深厚的史学造诣和考据的功力，做到了西方理论与中国学术传统和历史文献的深入结合，换言之，也就是实现了实证主义研究的本土化。施爱东认为，尽管顾颉刚不断强调自己只想做个史学家，民间文学的研究只是其副产品，但正是这些天才的副产品，开始了中国故事学乃至民俗学的历史纪元。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建立”。 三是歌谣资料搜集中的田野调查方法。《歌谣周刊》在《本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确定了歌谣征集的几条原则和方法，其中就有“本校教职员学生，各就闻见所及自行搜集”。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考虑到要保持歌谣的原生态：“依民俗学的条件，非得亲自到民间去搜集不可，书本上的一点儿也靠不住，又是在民俗学中最忌讳的。每逢写在纸上，或著成书的，无论如何——至少作者也要读过一点书的，所以多少总有一点润色的地方，那便失了本来面目。而且无论怎样，文字决不能达到声调和情趣，一经写在纸上就不是他了。”为此还特别举了个例子让歌谣采集者借鉴：“德国的曼哈特他到民间去采集民俗的材料，因为他长得又矮又小，乡间的人就认为他是个地里鬼儿，往往有许多神秘的话对他讲。” 对于歌谣的记录方法，《歌谣》周刊也有细致的规定。《本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第四项“寄稿人应行注意之事项”写道：“一、字迹宜清楚楚。如用洋纸，只写一面。二、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三、歌谣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四、歌谣性质并无限制，语涉迷信和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五、一地通行之俗字及有其音无其字者，均当以注音字母，或罗马字母，或国际音标注其音，并详注其义，以便考证。六、歌谣通行于某地方某社会，当注明之。七、歌谣中有关于历史地理，或地方风俗之辞句，当注明其所以。八、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歌谣》周刊发表的专题歌谣，如刘半农的《江阴船歌》、顾颉刚的《吴歌甲集》、董作宾的《南阳歌谣》、钟敬文的《潮州婚姻的俗诗》等，无不是实践这种方法所取得的成果。 总之，五四运动前后的歌谣征集和研究活动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一新学界的耳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为中国现代民俗学聚集了专业研究队伍，探索出特色鲜明的研究方法，产生出标志性的研究成果。虽然歌谣研究“未能包括民俗学的全部”，歌谣研究的一些方法，也未尽自洽和完善，但在这场运动中歌谣研究的民俗学意义已经得到充分彰显，歌谣“可以代表现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好憎诸情”“一可为历史的资料，二可知人民风俗习惯之沿革及变迁”的观念深入人心，歌谣这种“最古老的大众传播方式”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得以新生，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百年回眸，从歌谣运动中诞生的中国民俗学经过了一百年的发展，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其“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前景更令人神往和期待。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