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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60—80年代的《故事会》理论栏目中出现的重要概念有人民性、民间性和大众化。其中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价值取向，是新故事参与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遵循的原则，曾与民间性一同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文学基本特征的核心概念。大众化则是基于人民性和民间性，使刊物顺利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提出的又一核心概念。对20世纪60—80年代中期的《故事会》理论栏目的考察生动地展现出人民性、民间性和大众化的关系，为处于社会结构巨变和意识形态亟待建设语境中的故事文学的发展理清了思路，也为故事文学在随后复杂多元的意识形态建构语境中的持续繁荣夯实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人民性；民间性；大众化；《故事会》理论栏目 [作者简介]侯姝慧，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3批资助项目“新故事与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建构”（项目编号：2013M530831）阶段性成果。 1958年，在中国的城乡地区由上而下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促进党的方针政策在群众中的宣传与落实，“新故事运动”应运而生。这种活动形式在辽宁、山东、陕西、上海等省份、地市得到应用和推广。在运动中，故事文学刊物《故事会》渐渐成型，1963年第一个故事文学辑刊《故事会》出版刊行。《故事会》作为20世纪60—80年代新故事文学的代表性期刊，同时还是行业内部基础理论、创作理论研究、作品评论以及活动信息发布的组织、交流平台。新故事的人民性、民间性和大众化是贯穿在新故事发展生命线上的三个核心概念。《故事会》通过自身的发展历程诠释了建国后社会主义文艺价值从政治性到民间性，从民间性到人民性，再从人民性到大众化的趋向的变迁和发展历程。本文主要通过对《故事会》理论栏目分析新故事的“人民性”“民间性”与“大众化”等特征在概念内涵和外延上显示出的丰富的层次性和累积效应，再现并研究故事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建构整体格局中的定位与价值。 总体来看，《故事会》设置理论栏目的时间段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从理论栏目的主题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963年7月到1964年6月之间，也是《故事会》第一辑到第七辑的这段时间，是经验叙说期。当时《故事会》没有专门的理论栏目，其形式是在每则故事后加“附记”的形式讨论问题。“附记”以具体的篇目为对象，讨论将政治话语转化成群众能够接受的新故事的原则和具体办法；第二个阶段（1964年7月到1965年6月），《故事会》开设了第一个专栏“故事员园地”。在这个栏目中，虽然称得上是理论文章的数量很少，但就不多的篇目来看，论题逐渐理论化，与经验叙说期相比，所论问题相对集中和具体，也具有了普遍性解决问题的概括性。这两个阶段《故事会》理论栏目阐释了新故事“人民性”的主要内涵；第三个时期（1978年1月到1984年12月），《革命故事会》《故事会》的理论栏目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民间文学、民间故事研究的基础理论，讨论新故事如何贯彻民间性，让新故事“打回老家”，这是新故事在理论层面将人民性与民间性对接的新故事理论储备期，也层累式地为之后刊物“大众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政治性•人民性：60年代理论栏目与新故事性质与价值的定位 新故事运动是在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兴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核心内容是抓“阶级斗争”和进行“五反”“四清”。①这些内容向全社会宣传的路径之一就是故事员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学、商”讲说新故事。1963年《故事会》创刊，主要作用是为故事员提供脚本。在随后1964、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两年内和初期，以及从1974年9月到1977年6月的《革命故事会》存在期间，新故事刊物在发表新故事作品的同时，组织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故事创作、编讲的理论文章和讨论性材料。在创刊后两年半的时间里，先后设立了“附记”和“故事员园地”两个栏目。《故事会》对故事基础理论的讨论逐步从单篇作品、单个故事员的创作、讲说情况说明、经验介绍发展到对某一类问题进行系统总结论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故事基本属性之一——“人民性”的内涵不断充实和形成。这里所说的“人民性”主要是指新故事在创作目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讲演实践等方面，以为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广大的无产阶级服务为中心形成的基本性质。 新故事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载体，它的“人民性”特征是在政治主流意识形态普及化过程中形成的。《故事会》在1964年第七辑以前，每则故事作品后面都加有一篇“附记”，这些“附记”往往谈及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强调突出主题，要将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工作重点编入故事；二是讲究地方性和群体性，有针对性地投放适合当地或者特定群体群众生活文化和口味的作品；三是以介绍经验的方式叙述将其他体裁作品改编成新故事的方法，包括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情节设计等内容，指导故事员在面对群众时应如何讲述才能使传达效果更好。 这个时期《故事会》发表的故事主题涉及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来赞扬社会主义优越性，警示后人不忘阶级斗争；革命者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计名利，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干部不能脱离群众，必须参加劳动；无产阶级之间的亲切情谊；清除封建迷信；建设社会主义新风俗等。这些主题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直接相关。《故事会》发表的第1期有五个故事，《夺印》是第一则故事，不仅开篇点题“‘夺印’就是夺印把子,夺领导权”①，又在“附记”加以详细说明：“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期，剥削阶级虽然已经打垮，但阶级敌人还会顽强抵抗，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这种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吋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新来的支部书记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依靠群众，终于打垮了坏分子的进攻，夺回了印把子。这便是故事的主题。”②再如第二辑中的《小铁口改行》，“附记”中这样讲：“彻底清除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宣传无神论，宣传唯物论，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仍然是一项重要的、长期的政治任务。”《故事会》在这两年间发表的新故事作品的主题无一例外可以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关键词直接对应，是政治主流意识形态普及化的重要载体。刊物对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十分熟悉，且在不断聚拢政治话题与创作者、讲说者的关系，逐渐成为新故事作品发表以及创作、讲演经验交流的全国性平台。因此，这个阶段新故事“人民性”的第一层涵义就是“政治性”，是在政治主流意识形态普及化过程中形成的“人民性”。 要将政治主流意识形态普及化，就需要用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和熟悉的生活场景为基础结构故事，使他们能够在他们可以感知、可以联想和可以共情的范畴内了解来自上层建筑的哲学的、政治的思想，国家、社会、民族的精神、理念以及一些具体的对内外政策。所以，在这两年的众多“附记”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类讯息：一类是编者改编某部著名的作品，或者小说、沪剧、评弹、通讯报道，虽然他是该文化区域的文化工作者，但在语言，特别是方言、俗语的应用，生活场景、风俗民情的地方化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深入调研。第二类信息，就是针对故事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入调研，并在作品中尽量去找到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平衡点。《小铁口改行》“附记”中写道：“为此，我们根据《解放日报》刊载的有关拆穿算命骗局的材料，并请上海市卢湾区、徐汇区盲聋哑人福利工厂做过‘算命先生’的工人现身说法，提供材料，编写了这则故事，又经过反复讲述和修改才定稿。”③第三类信息是新故事作品虽然在一地创作，但从刊物的角度来说，希望作品能够向更广大的地区散播，还提出了如何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进行“在地化”改编和讲演的意见。在吉林省介绍经验的报道中，提到“原来的‘笔杆儿’不能胜任了……文化馆的同志深入到各个工厂去发现、培养那些亲身战斗在生产斗争第一线的工人和组织者、领导者”④。这些人被认为是更适合各自群体的宣传员和编创者。因此，新故事的“人民性”还有第二层含义，即“地方性”和“群体性”。 早期的新故事作品基本都是从其他文学体裁样式的作品改编而来，有戏剧、电影的剧本、小说、报告文学等，“附记”常常向读者介绍改编的原则和具体的做法，改编的目标是集中塑造主人公形象，结构清晰明快，线索单一，适合口头讲述。如《我怎样改变血泪斑斑的罪证》中明确指出：“凡是可以供口头讲述的故事，要思想性强、故事性强、人物集中、矛盾集中、情节贯串。这篇报道对地主阶级的揭露相当深刻，它所揭露的事实也比较突出，如从故事的角度来要求，应该说它的思想性和故事性都是比较强的。但是几个故事各有各的人物，各有各的情节，各有各的具体矛盾，互无联系，互不贯串，如果照这个路子讲，就显得散，不够集中，抓不住听众，反将因此而影响宣传的效果。”①新故事《夺印》的“附记”中提到，“扬剧本成功地塑造了几个英雄人物的形象，也描绘了以陈景宜为首的几个坏分子的丑态。为了适合故事的形式……我们删去了几个次要的人物，集中描绘了主要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使情节一气贯串。”②新故事《红灯记》③的“附记”中写道“原作是三代人并重的……我们改编的是一个短篇故事，又要便于口头讲述，只得把重点放在铁梅身上，并且让铁梅活下来，这样也许更符合革命‘自有后来人’的主题。情节上，我们为了适应故事的需要，作了某些调整和增刪，特別是结尾跟原作和沪剧都不同了……（故事的结尾）使铁梅暂时在群众中隐蔽了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群众的力量。”新故事改编过程中特别强调塑造人物“讲述这些情节的目的，并不在于情节本身，而是通过它们表现故事中的人物，表现三代人的英雄面貌和铁梅的成长”。这个时期故事数量不多，但在群众中传播频次和范围非常广泛，如《夺印》“附记”中介绍：“三年来，这个故事我已讲过四五十次，听众达一万人以上。车间里我讲过，生产小组我讲过，大会上我也讲过；对青工讲过，对女工讲过，对老年工人也讲过。”（1963—118）刊物希望通过“附记”使故事员知道所讲故事的主题，人物形象塑造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塑造后呈现出怎样的效果，并讨论如何保证讲述实践的效果。具体包括如何使用语言、神态增强故事的感染力。总体来看，以塑造人物、突出主题、适合在广大群众中讲述为内涵的“口述性”是这个时期“人民性”的第三层含义。 从1964年第七辑开始，《故事会》专设“故事员园地”的栏目，以上含义更为显著地以问题的形式提了出来，在突出政治性主题方面就“大力开展讲革命故事活动，占领社会主义思想阵地”④“发动故事创作，配合中心工作”进行了讨论；在“地方性”和“群体性”方面，有《熟悉群众生活，运用群众语言》⑤《长春市南关区文化馆是怎样组织革命故事创编工作的？》⑥《针对少年儿童特点，开展革命故事活动》⑦，以及南京部队政治部文化部针对部队发表的《大讲革命故事活动——开展讲革命故事活动的几点经验》⑧等；在“口头性”方面，《故事会》刊发了几篇很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书根•书筋•书理》①《怎样讲故事》②《讲故事五字经》③。此外，第九辑《创作更多优秀的革命故事——读〈故事会〉》”④从读者的角度对新故事创作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以上三方面内容均有提及。 通过对《故事会》刊物初期理论栏目的分析研究，基本确定了新故事的“人民性”是以塑造新型国家的主体人群，同时在人群中确立以新型社会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意识形态为宗旨，包括政治性、地方性、群体性和以塑造人物为目的的口头性等几个层面含义在内的基本性质。毫无疑问，这个阶段新故事“人民性”内涵地形成承载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给予的特定任务。随着社会发展，以政治任务为中心的宗旨发生了新的变化，政治性逐渐在新故事编创和发行过程中蛰伏，与之相适应，来自群众的自我建设和自我展现的“民间性”逐渐露出头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