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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性•传统性•民间性：70年代末故事理论的交流与新故事性质、特征再认识 “文化大革命”期间《故事会》一度停刊，1974年3月《革命故事会》创刊，一直到1977年底，栏目设置与《故事会》相比，角度细化且种类增多，有“故事员的话”“评注”“评论”“创作体会”“经验交流”和“革命故事创作漫谈”等形式，作为政治话语通俗化、故事化的理论讨论仍是刊物理论栏目的中心内容。但是，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故事的“民间性”开始受到关注并作为故事的特征介绍给读者。1978年，新故事刊物又连续数篇发表“两种源流论”的理论文章。“两种源流论”是指新故事被认为在源头上与传统说唱文学与民间口头文学紧密相连，因此，在发展过程中理应向两个源头吸取精髓。随后，刊物又系列性地登载了传统说唱文学的基本特征、创作理论，以及民间文学在基本特征、体裁分类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从总体上看，新故事的性质和特征开始融入了新的内涵，在“人民性”的基础上，“传统性”和“民间性”以积极的姿态融入新故事的理论探讨和创作过程。 1977年《故事会》第8期发表蒋成瑀《引人入迷——读陕西省高陵县的革命故事和新传说有感》，文中有三处需要强调。一是在政治性之外提出情节的“艺术性”，而且以“易记、易讲、易传”为目标。“革命故事要引人入迷，除了第一位的政治性，第二位的艺术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就故事来说，生动的情节是艺术性的主要因素。因为故事要易记、易讲、易传”，“做到不胫而走，能广泛地在群众中传说，就得依赖生动的情节”①。二是他将“新传说”作为一个类型提了出来，给读者做了概念讲解。“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青看信》和《江青照相》这两则新传说。传说，和故事一样，情节允许虚构，所以从广义来说，也是故事的一种。但它又和故事不同，其中所写的人物、事件和风俗等往往部分是真实的，是有据可查的，因此，又具有可信性的特点。”②三是他对故事的民间性进行了生动的叙述。“故事，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长期在人民群众中流传，逐渐形成了自己固有的艺术传统，如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朴素、刚健、清新的风格，重迭、夸张、比兴的表现方法，等等，这些都是人民群众所熟悉和喜爱的。”③“艺术性”“新传说”“故事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等概念和内容均是首次在刊物中出现。 此后，从1978年开始，在《革命故事会》上以“小讲座”的栏目连续刊载了一些从传统说唱文学、民间文学等学科视角的故事学基本理论，推出“两种源流论”。“两种源流论”大致涉及三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梳理传统说唱艺术和民间口头文学与新故事的渊源关系，二是系统介绍民间故事的基本性质特征和体裁知识，三是介绍新故事与传统说唱艺术之间的关系。此外，还开设“故事创作与故事作品笔谈会”等栏目，具体介绍新故事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相关创作理论。 1978年，“两种源流论”的相关研究有石培贤的《学习借鉴传统艺术形式的一点体会》④。这篇文章以示例的形式将新故事《李闯王》改编过程中如何向评书艺术取经的问题与读者和故事人进行了交流。他认为二者在“结构”上相近，“从艺术形式上讲，评书艺术很讲究结构，情节之间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使人一听就被‘抓’住，‘抓’住就离不开。我们编写革命故事为什么不下点功夫向传统的评书艺术学习、借鉴呢？”那么，“改编故事时剪裁材料一定要为主题服务，一定要先找到一个‘棍棍儿’(就是主线)……主线要‘单’，但不能‘淡’，要‘直’，但不能‘平’。评书艺术能吸引听众很重要的一点是结构引人入胜。讲究‘环环相扣步步高’。”⑤随后，1978年第3期就发表了蒋成瑀的《民间口头故事和古代说唱文学——略谈革命故事的艺术源流》⑥。这篇文章对革命故事溯本清源，认为新故事应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批判地继承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所创造的文化遗产，发展、创造出来的”“革命故事作为一种口头艺术……革命故事和许多文学艺术形式……都有较深的历史联系；但不论其联系如何密切而复杂，追根穷源，不外是民间口头创作和古代说唱文学两个方面”。并提出要“发掘优秀的民间口头创作，继承和发扬口头故事的艺术传统”。从民间口头故事的特点中总结了“故事性”“口语化”和“富于想象和幻想”；又从传统说唱文学中提取了“着力刻画人物性格”“重视开头结尾”“注意运用唱词和念白”的内容①。这两篇文章在70年代末为新故事文体“传统性”和“民间性”特征和性质的融入做了定位。 二是刊载民间故事各类文体的基本理论，介绍民间故事的基本特征。从1978年底刊物发表了张紫晨的《介绍几种散文体民间文学样式（一、民间传说）》《介绍几种散文体民间文学样式（二、民间童话）》，1979年又继续发表系列文章《介绍几种散文体民间文学样式（三、民间寓言四、民间笑话）》《介绍几种散文体民间文学样式（五、生活故事）》，系统地介绍了民间文学的五种散文体文学样式，以及谭达先的《笑话艺术浅说》。随后，在“故事创作与故事作品笔谈会”栏目中，陈圣来发表了《不胫而走历久不衰——从故事的人民性谈起》。作者认为，“故事称为民间艺术，是一种人民性特强的艺术形式。”特别指出“它发源于民间，植根在群众的沃土中，老百姓为了寄托自己的意愿和思想，撷取生活中的实例、轶事、趣闻等,进行口头加工，编织成动人的故事，然后在人民中间流传。而且在流传中，逐步进行再创造，不断完善，不断提高，因此大家又把故事称为口头文学”。此文中的人民性与本文所论“人民性”在内涵上有不同。作者认为故事的人民性一是表现在“它表达人民的心声”，二是表现在“它直接取材于民间口传”，而且“这两个方面互相交融、渗透”。“故事是人民的，要使它真正发自人民的心，出自人民的口，这样才能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快。”此处的人民性更多倾向“民间性”。 三是登载了一批针对具体问题的新故事的创作理论，包括故事结构方面，如陈新《结构要单纯些》，蒋成瑀《故事的“三迭式”结构及其发展》；故事人物塑造方面，如饶明华的《谈谈故事人物的多样化》；故事人物对话方面，如葛明铭发表《小谈故事中人物对话前的修饰词》；故事语言方面，如溪源《口头故事的语言特色》；故事创作的整体性研究，如沈栖《故事要听得“耳熟”》，1979年第4至6期胡林森的《讲写结合好》。此外，还有对新故事类型创作理论的探讨，如1979年第4至6期“故事创作与活动笔谈会”中发表了何玉麟的《浅谈“科学故事”的创作》。这些理论知识的推介意味着新故事对自身文体性质和特征初步摸索并期望重新定位的开始。 从这一阶段故事理论栏目刊发理论文章的情况来看，之前新故事以“政治性与人民性”为中心特质的认识逐渐在转型。这一时期，虽然仍然强调“政治性”和“人民性”，但在这两性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传统性”和“民间性”。在“传统性”和“民间性”被理论化的过程中，从人民群众出发，为人民群众欢迎的“民间性”标准日趋替代了从上而下“主题先行”的创作理论，形成了新故事创作中故事人既尊重“人民性”，又推崇“传统性”与“民间性”的结合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新故事刊物在这众多性质之中开始确立中心地位，“民间性”是第一次选择的答案。 三、民间性•人民性•大众性：80年代初故事理论栏目设置与新故事大众化特征趋向的生成 20世纪80年代初，《故事会》设置的理论栏目较以前更有针对性，具体包括1980年第1期“故事座谈会发言选载”，第2、3、4、5期的“理论”栏目，1980年第6期、1981年第1期“如何使新故事在人民群众中流传”，1981年第2、3期“怎样促使新故事在人民中流传”，1981年第5、6期的“短评”，1982年第1、2、3期“短评”和“创作体会”，1982年第4期“评论”，1982年第5期“理论”，1982年第6期“短论”。1983年第1、2、3、4、5期，1984年第4、6期“故事编讲辅导”，1985年“关于‘故事创作函授班’答读者问”。从1984年开始，理论栏目逐渐退出刊物。仅从栏目名称看，80年代初是《故事会》理论栏目种类最多的一个阶段。从题旨上看，基本围绕两个话题，一是“如何促使新故事在人民中流传”，二是如何编创故事作品。从功能上看，一个议题是讨论新故事的性质和努力的方向，另一个则是向大家介绍一些具体的做法和经验。 1979年9月20日至26日，“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北京、陕西、四川、河北、辽宁、浙江、江苏及上海的故事工作者，和从事故事理论研究的同志三十余人，在上海举行座谈会，交流新故事创作与活动的经验，探讨新故事的艺术规律和如何继承传统等问题。”特别是“初步探讨了新时期的故事在继承传统、革新创造、保持特点及发展前景等方面的一些理论与实践的问题”。这次座谈会上的重要研究文章和讲话内容经过整理后，陆续发表在1980年第1期到第6期《故事会》的专栏“故事座谈会发言选载”中。1980年第1期《故事会》发表《关于进一步开展故事活动的建议》，是呈送给“第二届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转“第四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全体与会人员的建议。文中特别强调“在全国范围内做好群众性的故事搜集、整理和抢救工作。在大力搜集传统民间故事和传说的同时，也要大力搜集民间广为流传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故事、新传说”以及推动全国范围内开展故事活动的一些建议。总之，民间故事和传说以及“民间广为流传的新故事、新传说”受到刊物重视。同期发表了顾诗的《让故事之花开得更加艳丽——部分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侧记》，文章提到新故事要“反映人民的要求，表达人民的心声”时介绍说这是座谈会上大家最关心、讨论最热烈的问题。“讨论时，大家是从故事的人民性谈起的。有的同志认为，民间故事历来以它的鲜明、强烈的人民性为特征，新故事也不应例外。人民性，就是要求新故事能及时地、如实地反映和表达一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最关心、最企求解决的问题。”“故事一定要讲出群众心里的话，写出群众关心的事。”①通过理论的导引，新故事的“民间性”和“人民性”特征被凸显出来。特别是“人民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60年代更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由上而下的宣传，到80年代，更重视反映人民要求，表达人民心声。这样的内涵与“民间性”更加亲近。 同时，会议还探讨了新故事的当代性和当代特征，对新故事的种类提出“三种类型”的概括。“由于新故事创作处于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处于各种文学艺术互相影响之中，因此它既不可能单纯沿着民间固有传统去发展，也不会像传统民间故事那么单纯，相反地必然要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有它的时代的特点。从60年代以来，特别近两年来，各地的新故事出现了新的变化，目前常见的有三种类型：保留某些传统民间故事的艺术特色的；较多运用评话、评书表现形式的；有小说味的。”②对《故事会》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讨论。随后，又刊发了姜彬的《新故事要在传统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发展——新故事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嘉禾的《打回“老家”去》。这一组理论文章的发表，奠定了80年代初期《故事会》重视对传统民间故事、传说和新民间故事、传说的搜集、整理、改编等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也为后来故事文学始终坚持“口头性”、维护文体自身特征、寻求独立发展道路理清了思路。 1980年第2期到第5期，《故事会》在“理论”栏目下发表了五篇重要的理论文章，其中有何承伟撰写的《谈谈新民间故事搜集整理中的几个问题》①，谭达先的《笑话艺术续说》，蒋成瑀的《情节的单纯和描写的详尽》，溪源的《故事一定要有好的情节》。1981年第1期到第6期在“如何使新故事在人民群众中流传”栏目下，发表了乌丙安的《不胫而走的路——谈故事的流传性》，蒋成瑀的《奇中含理迷中藏趣真中寄情》，黄宣林的《要讲究故事的开头》，张功升口述、洪汉整理的《把故事员从背故事中解放出来》，张紫晨的《新故事需要创造便于流传的艺术手法》；在“怎样促使新故事在人民中流传”栏目下，发表了顾乃晴的《从来稿中看群众喜爱的流传故事》、张楚北的《要明确新故事的属性》等文章。这些文章，对新故事的“民间性”和从民间出发的“人民性”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也因此基本形成了判断新故事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包括“流传性”，以及围绕流传性而确立的新故事的属性，特别是“情节的曲折性”等问题。围绕“情节”，《故事会》在“短评”栏目下，刊发了乌丙安的《要“讲究”不能“将就”》、朱音的《一语中“的”和弦外有“音”》、叶志方的《谈谈故事中的“重复”》、陈勤建的《故事艺术要以情节见长》等等。这些文章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当时故事作者和读者对故事作品特征的认识和理解。 在1983年到1984年期间，共设置了7期的“故事编讲辅导”栏目，发表了江南故事家吴文昶的《怎样讲好故事》，陕西故事人周竞的《谈谈编讲儿童故事》，理论工作和故事作者陈圣来的《从社会新闻中挖掘故事素材》，陈文的《要注意新故事的特性》，何承伟的《要注意故事内容的特殊性》，吴复新的《故事作品的主题与题材》，吴伦的《故事素材的选择》和溪源的《故事悬念琐谈》。这个栏目下的作者们分别从故事刊物编辑、故事家、故事理论工作者、故事活动的组织者等多个视角对新故事如何编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辅导。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故事刊物人和新故事家、故事活动的组织者们的天地，他们在吸取了“传统性”“民间性”“人民性”等丰富内涵的基础上，逐渐放开手脚落实新故事的创作和刊发活动。他们尤其要面对广大的读者，特别是他们在不断地尝试着通过纸质媒介如何传达“口头性”的故事文学，并逐步形成了从政治性到人民性，再从人民性到民间性、传统性，最后到达尊重“民间性”“人民性”为基础的“大众化”的转变过程。 结论 关于20世纪60—80年代的《故事会》理论栏目发展过程中研讨重心从人民性、民间性最后到大众化的发展趋向，深刻地反映出社会意识与新故事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规律。60年代，“人民性”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取向，主要服务于新型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社会的整体建构，这一取向影响并决定了新故事参与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时的切入方式和运行机制。这一阶段，人民性与民间性一同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文学基本特征的核心概念。当这一中心任务告一段落，更广大范围的、一度被遮蔽的其他社会意识开始受到关注，80年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界，被全社会热情关注到的不仅仅是精英文学，同时还包括储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民间文学”。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撰工作让更广大范围的人民群众中的“地方民间文艺专家和热心人”热情地投入到了搜集、整理工作中来，《故事会》等新故事刊物又为类似这样的工作者编撰、发表民间文艺作品提供了向广大人民群众推广的平台。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以《故事会》为代表的故事文学刊物在这个阶段为民间作品的聚集、改编再创作、公开发表做出了巨大贡献。更深一层的意义还包括：一是使得更广泛的群众对他们自己的口头创作在文学、文化和经济几方面的价值有了崭新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开辟出一个更多元化地发表社会意识的空间和平台。大众化则是基于人民性和民间性，使刊物顺利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凝练出的又一核心概念。民间文化是人们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创造出来的，《故事会》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它的一端在不断倾听着民间的声音，搜集民间的讯息，而另一端，沟通着国家，倾听和被规训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同时，还得不断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量和融通两端之间的得与失。因此，刊物隐含着自主性力量，它的发展历程是积极创造新的大众性的故事文学、文化的过程。20世纪60—80年代中期的《故事会》理论栏目生动地展现出人民性、民间性和大众化的关系，也为我们认识《故事会》在处于社会结构巨变和意识形态亟待建设语境中的故事文学的发展理清了思路，为故事文学在随后复杂多元的意识形态建构语境中的持续繁荣夯实了理论基础。 （本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2期，配图和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