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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进田野,秉持艺术研究的整体视角 张士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学的“田野转向”,与在转型中充满激荡的当代中国社会进程是分不开的。新的时代发展,需要艺术学转向中国本土发生现场,敞显艺术智慧。尽管学者们的学科背景不同,田野调查方法各有侧重,但在致力于艺术个案研究、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关怀等方面则是一致的,并有重要学术积累。如项阳的山西乐户群体研究、傅谨的台州戏班研究、方李莉的景德镇民窑研究、王杰文的陕北晋西伞头秧歌研究、岳永逸的北京天桥艺人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学术成果。他们的总体倾向是,努力以贴近生活现场的方式理解乡民艺术活动,聚焦民众在人际互动中的生活化阐释,深描个案,期望找到一种在中国社会语境中重新理解艺术或“在艺术中发现中国”的研究路径,并各有所成。我以为,这种放宽视野,关注在民众生活中不断生成和变动的“艺术田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会是当代中国学术中一个很具活力的方向。 王加华:的确,近20年来学界劲吹“田野风”,艺术学也加入了这场“田野大合唱”。就我们三人而言,尽管学术背景很不一样,却在田野研究方面殊途同归:我是历史学出身,所受到的学科训练是在历史资料中理解过去;李海云博士是艺术学出身,应该是偏向审美和情感现象的分析;张士闪老师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出身中文系,一毕业就进入艺术圈,还长期关注传统武术,十多年前跑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民俗学,近年来又言必称历史……这些年来,我们却不约而同地都注重村落田野调查,而且越做越带劲。这是我进入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工作十多年来,感触最深、受益最大的方面。相比于文献研究,田野调查可以让我回归历史现场,接触活生生的个人生活,体会民众生活与社会运作的逻辑,从而对地方社会有较深入、直观的理解。我觉得田野调查对于什么学科都是有用的。 不过,要是从乡民艺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的话,我的田野调查是有许多不足之处的。一方面,我对艺术本体层面关注不足,而更关注生计、信仰等民众的其他生活面向。另一方面,可能是与历史学的思维惯性有关吧,我总是倾向于从“相沿成俗”的比较稳定的角度来理解乡民艺术活动,而较少看到那些正在变动的方面。不过,我看到的一些从舞蹈学、音乐学、戏剧戏曲学、美术学等艺术本体出发的学者,其研究好像又有深陷艺术本体、简单理解社会语境的倾向,影响了对于艺术的“社会性”面向的深入讨论。 李海云:从艺术学学科出发的田野研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对艺术本体的描述精雕细刻不厌其烦,对乡村社会语境的描述则按格填空失之粗疏,使用田野资料时又不加分析,“放到篮子里都是菜”,缺乏问题意识,难有田野发现,当然也就容易导致学术含量不足的现象。比如说,以乡民艺术为研究对象的一些博士、硕士论文,往往蒐集大量的关于艺术本体的田野资料,如舞谱、乐谱、鼓谱、唱本、绘本等形式,却对乡村传统中使用更为普遍的通俗文本关注不足,如族谱、碑刻、地契、婚贴、丧贴、日用历书、对联、家堂、捐款簿、账本、乡规民约等。即便在田野调查中见到了这类东西,也往往视为乡民艺术的边角材料,不予深究,这是很让人遗憾的。其实,这些文字或文本资料,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乡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的组织与运作机制,进入民众的内在精神世界。真正的乡民艺术研究,怎能离得开对这些资料的关注呢! 据我观察,传统村落中的文字使用状况,一方面包括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应用,另一方面也应该包括村民对于文字的敬畏之情,如在村民想象中文字力量的发挥。虽然在过去,乡村没有发达的文字使用传统,民众不能像文人精英那样熟练运用文字,而只是在生活中偶有所用而已,但家有族谱、地契,村有古庙、古碑,往往就意味着有“白纸黑字”为证的文化底气。此外,这些乡间文本还常常与文人精英、国家制度有一定关联。村里识文撰字者,一般都是乡民艺术活动的操持者或热心参与者。我觉得,对于广泛意义上的乡村文字传统的考察,应该成为乡民艺术研究的基本视角。 张士闪:当然。若要深入理解村民的文字使用传统,还必须关注地方社会历史上的文教状况。即使是在一村之内,其文教传统也与国家大一统礼仪进程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地方社会发展有莫大关系。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仅在于科举制度,也不仅仅是乡村家族出了多少秀才、举人或进士,以及多少人曾出任官职,还应该包括村内文字的普及历史和使用方式。比如,年节春联中对于“诗书继世长”的广泛标示,乡贤鼓励读书识字的善举,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社会风气的变化等,这些都会对村落生活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加华: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其最大特色就是从未间断的文明发展与源远流长的文字记录传统。这一文字传统,不论是对于文明的形成与传承,还是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作用甚巨,如何强调都不为过。虽然费孝通先生在《文字下乡》一文中谈到,中国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因此文字也就是多余的。12但这主要是从单纯交流层面来说的,若从国家大一统的进程、礼俗互动的社会机制、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文化沟通等层面来说,文字对于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其实是绝不可忽视的。文字所代表的文化力量,乃是传统乡土社会之所以稳定发展、士绅阶层能够持续存在的重要支撑之一。 张士闪:我们常说“一草一木总关情”,这是个比喻的说法。除了自然万物以外,文字、图像等文化符号也是民众建构生活世界的“材料”与“媒介”。平民百姓,不像知识精英那样以玄思人生、浅斟低唱而风雅自矜,却并不缺乏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只要走进田野,观察一下乡民艺术活动,很快就会注意到这一点。我在华北田野调查中的一个深刻感受,就是乡村艺术活动总是与信仰活动难分彼此,相互渗透,相互支撑。这其实是必然的,民间信仰为艺术活动提供了表演空间与神圣氛围,民间艺术又为信仰提供情感支撑,吸引和培养信众,二者合力为民众开辟出一条超越世俗生活之路,既贴近现实又通往梦想,既积聚世俗力量又导向神圣超越……我就不在这里展开这一话题了。 李海云博士刚才所说的田野研究的这些弊端,不仅发生在艺术学领域,在我所熟悉的民俗学界也大量存在。田野访谈,仅仅被简单当作一种搜集资料的方式而采用,随意性强,至少是不够严谨。比如对于访谈对象的选择,经常是碰上谁就是谁,谁愿意谈或是健谈就访谈谁;田野资料七拼八凑,将多人的口述资料拼贴出所谓的“村落民俗志”就算大功告成。这样的田野研究,没有特定地理环境的时空分析,没有国家大一统进程中地方社会发展的脉络梳理,没有关于民众个人生活史的整体观照与主体叙事分析,对访谈行为本身又缺少反思和检讨,在方法论层面缺乏思考,所获得的就只能是琐碎口述资料的芜集。 李海云:刘铁梁老师最近也强调说,不能只对搜集来的民俗资料做纸面上的分析,忽略民俗文化现象在当地具体生活事件中所发生的意义,而要与当地老百姓建立起自由交谈和平等对话的关系,观察他们怎样通过日常交流的行动而结成情感相通、文化相守的社会关系。他还曾强调说,书写民俗志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当地人是怎样认识和创造他们的生活的,什么才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这需要我们与当地人深入的相互沟通。不仅限于访谈或谈话,还要观察他们的实际生活”13。显然,他是将田野访谈视作一种特定的人际交往方式,将口述行为视作特定交流语境中的一种文化表达,我觉得这对我们今天讨论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张士闪:对。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中,刘铁梁老师多次提出富有张力的学术概念,如“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村落劳作模式”“集体叙事与个体叙事”“日常交流实践方式”“感受生活的民俗学”等,每每产生广泛影响。对于今天我们所谈的艺术学田野研究来说,这些概念的提出其实都意味着推进与深化的契机。根据是———我是赞成一种“大艺术观”的———我认为艺术研究的对象应该包括人类所有的艺术活动及泛化现象,其任务是从艺术研究出发,推进对人类生活与文化的普遍性规律的认知。 总的说来,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学术发展中,科学范式占主导地位,艺术学研究深受其害。比如,在长期以来,身体与精神、感觉与理性就被简单理解为是分立、并置的关系,于是就有了科学立场与艺术立场的截然对立的划分。直到近20多年来,一批学者才试图将人的身体、感觉等因素真正纳入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术研究中,予以统合探索,这在以往是很难想象的事。其实,以研究审美、情感活动为己任的艺术学,本来应该是在这一“科际整合”趋势中独具优势并大有可为的。我们知道,一个学科是否发达,是以它对其他众多学科的贡献为基本标志的,就此而言,当代艺术学研究依然任重道远。 李海云:我知道张士闪老师对于当代艺术学发展不尽人意的批评,是因为有着更高的期许。我们进入乡村调查,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境:父老乡亲不大使用“艺术”这个词,也不将被我们视作“艺术”的活动当作“艺术”,而是另有“扮玩”“耍景”“逗乐”之类的俗称。更复杂的情况是,他们可能因为我们称作“艺术”,也就开始这么称呼了,甚至有意识地加以改造,以迎合我们的说法。如果没有我们调查的介入,当地的艺术活动可能会顺循自身的传统惯性,为满足地方民众日常生活之需而发展、变迁。但我们要研究就不能不调查,既调查就不能不对他们的艺术活动产生影响。有经营意识的村民还会设计一番,如何借助外来力量,去申请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政府支持、形成文化产业链等。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张士闪:的确如此。在学者进村访谈时,经常会有一些有见识的村民,揣摩学者意思而对村落内部知识加以改装,很多时候是往学者这边贴靠。这既与现实生活中学者的强势话语地位有关,也表现出村民对外来人(包括学者)的利用心态。一旦察觉到学者话语有助于本村文化的“增值”,村民往往就会欣然抛却先见,赞同学者的说法,甚至热心地帮助寻找证据。我认为,这其实也是村落知识增长的一种方式,只是目前还处于不稳定状态,需要将之与村落中比较稳定的知识范畴相比对,否则,我们对村落的理解就不免浮光掠影。其实,我们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民俗资料提供者,大多都属于村里“会看事”“会来事”“会说话”的人,经常代表村落向外人表述“村落文化”,其表述话语当然会经过其自身的选择、加工而具有个人色彩。明白这一点,我们就需要进一步观察,大多数村民会认同他作为村落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吗?不善于对外人表述的大多数村民,如何评价他的话语?学者的到访,是促成了村民对他话语的接受还是相反?这些都需要格外留心。归根结底,当代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关注村落,将村落中的人、习俗、文化传统与生活现实等视为一个整体,探索村落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阐释村民的生活世界及其文化意义之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社会形态、运行机制以及变迁脉络予以分析推导,这对于理解中国乡村文化传承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但想要完成这一任务,不仅需要相当的敬业精神,还需要掌握一定的田野研究技术。在这方面,我愿意就我的几点体会与大家交流,可以简称为田野研究中“三个互动”的视角:以人地互动的视角,关注大自然与人类生活之间长时段的相互塑造;以礼俗互动的视角,关注国家政治、地方社会与民众生活之间复杂而深厚的共生关系,体察其中“国家化”“地方化”与“生活化”等不同面向及其统合;以人际互动的视角,将包括田野访谈在内的人类生活交流实践,视作基于生存、立足传统的文化创造活动,在日常生活中理解文化,进而理解与阐释中国文化传承的完整谱系。 王加华: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持续推进,虽然某些传统民俗活动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存活力,但更多的民俗事象却难以适应当代生活的剧烈变化,已经消失或者正在失去生命活力。例如,发生在年节期间的许多乡民艺术传统活动,在全国各地多有消失。此外,一些传统的农业劳作知识和生产习俗逐渐退出民众日常生活,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彻底改变村落原有的时间制度,村民累世而居的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乡土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也在渐渐淡化甚或不复存在。这可能是当代艺术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张士闪:的确,作为一种古老文明形态的村落,目前正处于剧变之中,特别是随着以全球化、都市化为特征的现代生活的迅速普及,乡土文化的连续性、系统性、整体性已严重受损。但我深信,村落所代表的人文传统,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具相当价值,尤其是当它在涵化现代文化成分后获得新的活力,也许就是破茧重生的开始。我相信,乡民艺术在这一过程中将代表一种特殊的推进力量,具有独特价值。当代艺术学者走进村落,就应该承担认知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神圣使命。广阔的农村天地首先需要被准确认知,然后才可能“大有作为”。我认为,以这一姿态加入当代学界“田野大合唱”的,才是好的艺术学者,也才可能有好的艺术研究。 （本文刊于《民族艺术》2018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