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是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龙的发展历程，与中华民族多元融合的历史进程同步。龙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层面，都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龙是原始农业社会的产物，最初是作为掌管农业生产需要的适时适量雨水的水神而被创造出来的。随着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从中原向四周的辐射，龙遂成为中华大地人们共同信仰的水神。以龙信仰为标志的农业生产习俗，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古老的文化之根。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龙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灵，并被说成是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化身，以三皇五帝为人文始祖的中华儿女，遂共同以龙的传人自居。随着龙文化向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衣食住行、岁时节令、婚丧礼仪、工艺美术等都融入了龙文化的因子。特别是节日文化中的龙仪式，最能展现龙的精神与活力，在各民族普遍流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最鲜活的见证。古代有“龙生九子，种种不同”的说法，龙作为一种由鱼、蛇、鳄、牛、马、猪、羊、鸟等动物和云雾、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的局部特征模煳集合为一体的神物，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也会发生变形、置换，然万变不离其宗，龙的基本含义与原型特征却始终以文化基因的形式不断传承，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构成特征。龙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包含了正义、济困、开拓、进取、腾飞、团结、兼容等民族精神的寓意。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十分丰富的符号！ 一、行云布雨理水的龙——共同体古老的文化之根 在中原地区，自炎帝神农时代开始进入农业社会，炎帝神农是农业生产的始作俑者。《古今图书集成》《皇极典》卷七《帝王部》引《史记补·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炎德王，故曰炎帝。以炎名官，始教耕，故号神农氏。”《册府元龟》卷一《帝王部》也载：“炎帝神农氏，……生帝以炎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中国农业生产的创始人炎帝神农出于中原，这就意味着中国最早的农业生产发端于中原。农业生产的丰歉，对于原始农业而言，完全取决于雨水的充沛适量与否。雨水对于农业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导致了人们产生了关于操纵雨水神灵的幻想，从而创造出了掌管雨水的龙神，向龙祈雨成为农业生产活动最重要的习俗。由于族群的迁徙，人员的流动，中原先进的农耕生产方式向四周辐射式传播，向龙祈雨习俗也随之传播，行云布雨的龙神遂成为中华大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们共同信仰的对象。在龙信仰的旗帜下，一个庞大的族群共同体逐渐形成。 在中原地区，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兴起，产生了向龙祈雨习俗仪式。模拟龙的形象是最常见的祈雨方式，因为人们认为龙的出现会带来雨水。《山海经·大荒东经》：“应龙处南极，杀蚩尤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又《山海经·大荒北经》：“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较早的以龙祈雨是造土龙祈雨。《淮南子》说：“用土垒为龙，使二童舞之入山，如此数日，天降甘霖也。”造土龙祈雨仪式至迟在殷商已出现。卜辞中有：“……，又（有）［雨］。其乍龙于凡田。”（《安明．一八二八》）。乍龙，即作龙，造龙之意。裘锡圭先生认为：“‘作龙’卜辞与焚人求雨卜辞同见于一版，卜辞中并明言作龙的目的在为凡田求雨，可知所谓‘龙’就是求雨的土龙。《佚’二一九》：‘十人又五□□龙田□，又（有）雨。’上引第二辞很可能就是占卜‘作龙于某田’之辞的残文。”造土龙祈雨术在汉代大为盛行。汉代造土龙祈雨，还融汇了多种方法。汉人对造龙祈雨的道理也作出了解释。东汉·桓谭《新论》说：“刘歆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谭问：‘求雨所以为土龙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以仿造的龙形来模拟龙的出现而祈雨，正是一种模拟巫术。造土龙祈雨的方法一直延续到宋代。《文献通考·郊社十》说：“内出李邕求雨法，以甲乙日择东方地作坛，取土造青龙。长吏斋三日，诣龙所，汲流水，设香案、茗果、糍饵，率群官乡老日再至祝酹，不得用音乐、巫觋以致女弃。渎雨足，送龙水中。余四方皆如之，饰以方色，大凡日于及建坛取土之里数、器之大小、龙之广脩，皆取五行生成数焉。”看来，宋代基本保留了充满阴阳五行色彩的汉代土龙祈雨方法。蜥蜴祈雨。这是以蜥蜴作为龙的替代物来祈雨的巫术。蜥蜴之所以能够替代龙，是因为古人视蜥蜴之类的爬行动物为龙的同类。《太平广记》卷４７７《蛇医》引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说：“王彦威镇汴之二年，夏旱。时表王傅李圯过汴，因宴。王以旱为虑，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每瓮实以水，浮二蛇医，覆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设席烧香，选小儿十岁以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击其瓮，不得少辍。’”蛇医，即蜥蜴。《方言》卷８说：“守宫……南楚谓之蛇医，或谓之蝾螈。”让小儿轮流不停地击瓮，使瓮中蜥蜴不得安宁，不得不降雨，这是一种要挟巫术。《全唐诗》卷８７４《歌》所记蜥蜴祈雨法，还配有咒语性质的歌谣。《蜥蜴求雨歌》序：“唐时求雨法，以土实巨瓮，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衣青衣以舞，歌云云。”其歌为：“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若滂沱，放汝归去。”蜥蜴祈雨法是造土龙祈雨法的变种。 唐代出现了画龙祈雨。画龙祈雨是造土龙祈雨的变形形式。郑处海《明室杂录》说：“唐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阙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舫一殿，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四壁各画一龙。绍正乃先于西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帘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涌涛汹，雷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之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露遍于畿内。”所记画龙致雨，不可能是客观事实，只能理解为巧合加虚构的产物，但却反映了唐代存在画龙祈雨的习俗。宋代也用画龙祈雨。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了宋人用三国时期画师曹不兴所画龙图祈雨的故事：“吴赤乌中，不兴之青溪见赤龙出水上，写献孙皓，皓送秘府。至宋朝，陆探微见画叹其妙，因取不兴龙置水上，应时蓄水成雾，累日滂霈。”画龙祈雨至清代仍有遗存。《帝京景物略》说：“凡岁时不雨，贴龙王神马于门，磁瓶插柳枝挂门之旁，小儿塑泥龙，张红旗，击金鼓，……群歌日：‘青龙头，白龙尾，小孩求雨天欢喜。麦子麦子焦黄，起动起动龙王，大下小下，初一下到十八，摩诃萨。’初雨，小儿群喜而歌日：‘风来了，雨来了，禾场背了谷来了。’” 以展现龙的神姿来祈雨，又出现了舞龙祈雨。舞龙祈雨至少在汉代已盛行。董仲舒《春秋繁露》说：“春旱求雨，……暴巫聚旭，……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向，其问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啬夫亦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 “夏求雨，……以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六，各长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其问相去七尺。壮者七人皆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啬夫亦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 “季夏祷山陵以助之。……以戊己日为大黄龙一，长五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四，各长二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其间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斋三日，服黄衣而立之。” “秋暴巫尪至九日，……以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居中央；为小龙八，各长四丈五尺，于西方，皆西向，相去九尺。鳏者九人皆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马亦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 “冬舞龙六日，祷于名川以助之。……以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又为小龙五，各长三丈，于北方，皆北向，其间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 汉以降，舞龙逐渐由祈雨性质向娱乐性活动方面演化。至宋代，出现了娱乐性的舞草龙活动。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说：“以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之状。”龙身内置有灯烛，通体透亮，因此，舞龙又可称为舞龙灯。舞龙灯多在春节期间举行，虽然为娱乐性的活动，但仍包含了人们在新的一年，对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的祈求。以龙祈雨的巫术仪式，发展到晚近，还出现了晒龙王、游龙王等要挟巫术仪式。一些地方遇天旱，人们便把龙王像放在阳光下曝晒，俗信认为龙王受不了烈日曝晒之苦，便会降雨。颇有上古暴巫祈雨韵味。曝晒龙王之后，还要抬着龙王游街。游街之时，既有隆重的护送礼仪，又有群众震耳欲聋的祈雨口号。大概是让龙王倾听一下群众的唿声，不犯众怒，早日降雨。１９２２年，胡朴安编纂的《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了天津的求雨风俗：“天津农人遇天旱之时，有求雨之举。求雨者，有抬关壮缪之偶像出送，或抬龙王之偶像出送，前引以仪仗多件，锣鼓喧天聒耳，有如赛会一般。另有一人，身披绿纸制成之龟壳，以墨粉涂面，口中喃喃而语。其余随从之人颇多，大都头戴一柳圈，手持一柳条，亦不知何所取义。每到一处，该处之人皆须放鞭炮，陈列贡品迎接。有街市之处，门口皆插柳枝，用黄纸书‘大雨时行’四大字悬之，亦有书‘大雨如注’，或‘大雨倾盆’，或‘天降大雨’者。另有儿童等用长木板一条，塑泥龙于上，以蚌壳为龙鳞，黏其上，扛之向街中游行，口中喊曰：‘滑沥滑沥头咧，滑沥滑沥头咧。家家小孩来求雨咧。’或又喊之曰：‘老天爷，别下咧，滑沥滑沥下大咧。大雨下到开洼地，小雨下到菜畦里。’”。 中原及汉族地区以龙祈雨习俗源远流长。伴随着中原地区的农耕生产方式的传播，以龙祈雨习俗向边远地区与民族地区广泛传播。在云南雄楚彝族，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属龙日为祈雨节，彝语称“门捏底”。其时正值干旱少雨季节，彝族村民在毕摩的带领下，选择寨子附近最高的一座山，到山顶向天龙祈雨。彝族村民认为山越高离天龙越近，祈雨愈灵。祈雨时，选择山顶一棵大树为龙树。在龙树下设祭坛，祭坛上铺青松毛，摆上酒、茶、米、肉等祭品，点起清香。毕摩选择一个强壮的小伙子，脸抹黑，扮作“龙王爷”模样。龙王爷腰间挎一盛满水的葫芦，爬上龙树，在毕摩念经时向下洒水。仪式开始，所有人在毕摩指挥下跪在龙树下开始默念祈雨。毕摩则身披法衣、头戴发帽、手摇冲夭铃，开始跳神施法，边跳边念祈雨经。念完一段经，树上的“龙王”就向下撒一些“雨水”。毕摩反复念经，“龙王”反复洒雨，直至满意方止。祭毕，大家吃祭餐。然后将“龙王”抬回家。人们认为，龙王抬回家了，则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云南保山潞江坝等地的德昂族，在农历三月要择吉日祭龙。吉日由佛爷择定。是日，村寨老少在佛爷带领下来到龙潭边祭龙。佛爷在一张白纸上画一条龙，点香烛、诵经，并将画有龙的白纸放于水上漂浮，村民随之叩拜求龙王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云南宁蒗县普米族敬畏水潭，认为水潭中有龙神，水潭中的龙神不仅主宰旱涝灾害，而且主宰人们的疾病。因此，普米族有祭祀水潭龙神习俗，分全寨公祭与家庭私祭两种。各村寨共祭的时间不一，有的在三月初五，有的在七月十五。在龙潭边搭建一座木质高台与六座小台，用作祭祀，也象征龙宫。清晨开始举行祭祀仪式。将各种祭品摆上祭台，巫师登台念经，颂扬龙的恩德与福佑，求其保佑风调雨顺，消灾免祸。入夜，人们在龙潭附近燃起篝火，欢聚对歌。家祭在自家水潭边进行，仪式比较简单。 云南红河者米拉祜族乡哈备村的哈尼族有祭龙仪式。哈尼族“每年举行祭龙的时间是农历二月、三月和八月。二、三月份是当地水稻正在成长、抽穗的关键时刻，在这期间，举行祭龙仪式，从而乞求神灵保佑，强调风调雨顺，无灾害发生，预祝粮食丰收，就显得非常重要。……八月是粮食收获季节，此时举行祭龙，庆祝丰收，感谢神灵给人类食物。”“在苦聪大寨（拉枯族村），祭龙的第二天要举行集体性的撵山活动，虽然狩猎在他们的现代生活中已不是那么重要，他们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但他们的先民的生活主要是依赖于狩猎与采集业。按照其风俗，当天的撵山活动就决定了他们一年中狩猎的好坏。如果这一天能获得猎物，就认为今后一年里每次狩猎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收获。如果当天没有获得猎物，就认为兽神没有祭好，必须重新举行祭祀活动，否则来年的狩猎不会顺利。”祭龙仪式中嵌入的狩猎活动，是拉祜族古老的狩猎生产方式的遗存，从中也可见农耕为拉祜族后来接受的一种生产方式。拉祜族在接受农耕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接受了龙的仪式。 祭大龙是云南省西双版纳一带基诺族传统宗教节日。每年农历七月举行。过去，祭祀仪式主要由卓巴（寨父）、卓生（寨母）主持。届时，要举行剽牛仪式，并停耕三天．其目的是为了祈求龙王保佑风调雨顺。有的地方的基诺族这天全寨各户都不外出，只在家里娱乐，而长老则要持一只鸡，一盅酒，一升米去莫羊寨祭刀。传说莫羊寨有一把宝刀，能控制天气的变化，旱时，祭刀以求雨，涝时，祭刀以盼晴。祭时，杀鸡后，在鸡头上插三根草，再将鸡燎烧，然后看鸡腿骨的纹路，预卜来年的气候、雨水和收成。 祭龙，是红河州哈尼族和彝族的重大节日。每年３月份准备插秧的时候，各村里的“老贝马”便组织全村人民一起“祭龙”。仪式要求每一户村民平均凑出相同的钱来买一头猪或者牛，然后把牛或者猪赶到村旁边早已选定好的龙树地里当场屠杀，把肉摆在龙树下。“老贝马”点上几柱香，开始祈求风调雨顺，接着把肉按人数切成若干小块，再由“老贝马”亲自把每一块肉分给排队等候的村民们。村民们回家后在把家里最好的饭菜拿出来，在街上一家接一家的摆起来一起吃，还邀请亲朋好友们一起来庆祝，这就是“长街宴”！ 苗族为求风调雨顺，定期要举行祭龙仪式。祭龙，又称为祭龙树，即一选择某棵树作为龙的偶像进行祭祀。祭龙时要杀猪杀鸡、有时候还要杀狗。各寨轮流由一两户人家准备酒菜，祭祀完毕由参加者分食。费用由全寨人家平均分摊。通常是各家的男性家长一人参加祭龙活动，要自带粮食。祭龙其间三天停止生产劳动，其含义在于三天之内动土会挖到龙门或龙头，从而会给村里的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有些地方的苗族在二月二举行祭祀龙树的活动，显然赖在汉族的影响。 随着中原地区农耕生产方式不断向四周扩大传播范围，龙的祈雨仪式也不不断波及中华大地上的东西南北中，成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共同遵循的生产习俗，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原始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